还我秀美山川：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坚定不移的自救国策
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中国古代有大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思想、理论以及成套的制度性规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相比，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是否要好一些、问题要少一些呢？要用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拯救人类”，是否也存在着一个要先检讨一下自己，需要“拯救自己”的问题呢？实际情况似乎不容我们过于乐观，而是值得为此深感忧虑。
我国地处北半球，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成为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从历史资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曾经是一个多森林的国家，今日水土流失严重、树木稀少的黄土高原，在西周时期森林覆盖率还有53%。据史念海先生说：“周人迁居周原时，岐山森林参天蔽日，郁郁葱葱，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30]其他如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在古籍中也有“林薮深密”“麂鹿成群”之类的记载。
但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主要是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我国的森林面积大量减少，到20世纪40年代末，国土面积中森林覆盖率只占8.6%，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居100位之后。黄土高原已不见“绿色的海洋”，今天到处是童山濯濯，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极其严重，使黄河泥沙在下游淤积，将河床抬高成为高出地面3—10米的“悬河”，频繁决徙，亦常断流。森林破坏和过度垦殖加剧了土地荒漠化的过程，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早已被黄沙所覆盖，新疆的罗布泊和楼兰古城则已在地图上消失。
在今天，我国的沙漠与沙漠化陆地面积已占到国土面积的11.4%，而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其他环境问题如湖泊湮没、水源短缺、气候变化、物种减少等也相当严重，而且也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出现在倡导“天人合一”的国度里的这种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说明农业文明并不是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其乐融融的田园诗，我们对那个时代出现的生态破坏问题也不能低估。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31]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人企图统治自然界的工业文明时代，在对自然界的盲目性更大的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为了取得第一步的成功，往往更难预料到第二步、第三步的影响及后果，受到自然界报复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
造成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拿森林破坏来说，在某些地区的某个时期，虽然也有因寒潮与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所引起的破坏，但主要是由于采伐、樵柴、毁林开荒等各种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人类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开垦部分森林草荒来发展农业生产是必要的，但由于古代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水平很低，往往采取了一些过度垦伐的做法，如刀耕火种之类的耕作方式，就破坏了不少森林。我国森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对粮食和薪柴的需求量加大，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和樵采活动。黄河中游等地区的森林资源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彻底破坏的。
另外，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大建宫室陵寝，也砍伐了大量木材。如史载：“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宫观。……是则秦穆公时，秦之宫室已壮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灭六国，凭藉富强，益为骄侈，殚天下财力，以事营缮。项羽入关，烧宫阙，三月火不灭。”[32]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历史上的战争，包括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也是造成森林破坏的重要原因。总之，无论是工业文明时代还是农业文明时代，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都主要是由于人们不顾长远利益、不计后果的活动所造成的，马克思对资本的贪欲的揭露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生态破坏问题亦有所启发，也就是说，受各种私有制度束缚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对自然界的盲目性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生态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那时人才“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主人”[33]，与自然界处在一种真正的和谐关系之中。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国家，中国古代虽然有不少关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理论和制度性的规定，但并不等于说已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解决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生态破坏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而且情况相当严重，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而沉痛。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以为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发达国家才会发生的“公害”，而对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自己存在的生态问题之严重性认识不足。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迫切性也使一些人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心理，结果还是重复走一条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新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仍不断发生。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和解决好环境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可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备忘录，不接受它提出的限制经济增长、约束科技进展指数的方案”[34]曾遭人诟病。但在此后不久，1973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推动下，我国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会上制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30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把它当作一件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子孙万代的福祉的大事来抓，把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中央政府出面制定一系列保护生态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政策与措施，全国统一规划，组织实施多项大型环境保护工程，如建设三北防护林带、长江中上游和沿海的防护林体系；大力提倡植树种草，退耕还林，休牧还草，退田还湖，定时休渔，治沙防沙，力图遏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控制污染物排放，改善重点流域、区域、城市、海域的环境质量等等。我国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库区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时，都把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考虑在内，着眼于造福千秋万代。我国还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提倡优生优育，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这也是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战略方针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重要举措虽已初见成效，但从最近公布的2002年环境公报来看，中国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要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需从多方面作长期艰苦的努力。由此可见历史上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后果是多么严重，影响是多么深远！要真正达到还我秀美山川、建设美好家园的目标，任务是多么艰巨，道路将是多么漫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解决好自己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就不只是具有造福于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义还要从全球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认识，就更感觉到责任重大了。
中国传统哲学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正确思想原则，在“天人合一”观指导下，我们的先哲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生物资源，使其繁衍再生以造福于人类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控制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少数先哲理性上的自觉和有限的环境保护措施，远远抵不过人们为了求生存而向自然开发、索取的自发盲目力量，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历史上已经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不仅要承受起历史上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偿还祖先欠下的生态债务，而且还要力求避免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成新的环境污染，保护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家园。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考虑至少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包括对中西天人之学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借鉴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走中西哲学精华交融互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之路。
二、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有识有知、能参能治的人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和今天的一切环境问题都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因此可以说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才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5]。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用正确的环境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再造祖国秀美山川，造福于子孙后代。
三、要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战略方针、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等负面效应。所以，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内在尺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工程和生物防治技术，低能耗、高效率工艺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型能源等，运用现代化手段引导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指导下，依靠制度保证、强化管理与科技进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3年8月19日在瑞典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的报告论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2]《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走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又载《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8月。
[5]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东方》1993年创刊号。
[6]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3页。
[7]《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卷，第92、97页，第5卷，第625页。
[8]《论语·阳货》。
[9]《天论中》。
[10]《老子》第二十五章。(https://www.daowen.com)
[11]《庄子·列御寇》。
[12]《庄子·齐物论》。
[13]《荀子·天论》。
[14]《正蒙·乾称篇》。
[15]《大学问》。
[16]《庄子·马蹄》。
[17]见《史记·殷本纪》。
[18]《国语·鲁语》。
[19]《管子·立政》。
[20]《管子·八观》。
[21]《管子·地数》。
[22]《管子·地数》。
[23]《孟子·告子上》。
[24]《孟子·梁惠王上》。
[25]《荀子·王制》。
[26]《荀子·王制》。
[27]《吕氏春秋·上农》。
[28]《贵因》。
[29]《修务训》。
[30]史念海：《山河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2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32]《秦会要订补》卷24。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34]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