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器体道用”的“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对“中体西用”论有尖锐批评，并提出“西体中用”论来与它相对抗。他指出，清末的“中体西用”论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体，而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这是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中体西用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认为科技是用而不是体，其实科技恰恰是体，因为科技理论是与社会存在，与生产力、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体”首先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人类存在的本体，应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他说：“我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是以社会存在为体，社会意识为用。这显然不是用的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运用为用，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事”的外学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之本义，而是回到了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体道用”论。尽管他有时把本体意识，如科技思想、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即那些被称为“学”和“文化”的东西，也包括在“体”的范畴之内，造成了一些概念混淆，但其“器体道用”的基本意涵还是非常明确的。李泽厚对“西体中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解释：“西体者，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也。而所谓‘中用’，就是怎样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9]在他看来，将西体运用于中国就是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西体中用，在这里，“用”主要是一个动词。

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中早已提出过与李泽厚类似的观点。他说：“从学术的观点说，纯粹科学等是体，实用科学、技艺等是用。但自社会改革的观点说，则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体，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40年后，他为《新事论》作了一个重要的辩护，就是强调指出：“我认为，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30]冯友兰和李泽厚都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主张回归“器体道用”的观点，应该说有唯物史观的因素。但这种体用观不是就文化（“学”）自身的内部关系而言，而是讲的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或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与“中体西用”讨论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两个命题并没有直接的针对性。(https://www.daowen.com)

恰恰是这种观点，曾经被贺麟先生批评为“体用颠倒说”。贺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文化的体与用》一文，他坚持“以本体与现象言体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认为这是不可改易、不可颠倒的“绝对的体用观”。他同时也坚持“体用不可分离”的原则，认为“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贺先生说：“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用为体，不能以体为用。……所谓冠履不同位，各部门文化皆截然有其应有的逻辑地位，决不能因一时实用，个人好恶，而可以任意颠倒的。持体用颠倒说，认形而下之用为本体，认形而上之体为虚幻，便陷于形而上学的割裂。”^[31]把“道体器用”的体用观绝对化，贺先生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与他当时所持的“以精神或理性为文化之体”的唯心主义文化观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