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体用观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中西体用之争是一个热点问题。张岱年先生热心地参与了这一讨论，先后发表了《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1986年2月）、《文化体用简析》（1986年10月）、《现代中国文化的体与用》（《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1期）、《评所谓“西体中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5期）四篇专论文化体用问题的文章，另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1986年8月）等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先生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的来龙去脉和多重涵义了如指掌，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体用之争的问题症结所在也十分清楚。他在青年时代就“不妄以中学与西学对待”“不妄谈什么体用”^[32]。半个世纪后当这个问题重新成为争论焦点时，他力图用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系统清理文化的体用问题，同时肯定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力图使之适合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张先生做的工作主要是：

（1）厘清体用范畴的两种主要涵义。张先生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体用，基本上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体指实体，用指作用，体用是实体与作用的关系。第二种含义是，体指原则，用指应用（原则的运用），体用是原则与应用的关系。”他还指出：“一般所谓文化的体用，其所谓体用不是体用的第一种含义。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谓体用都属于‘学’的范围，应是体用的第二含义。所谓体指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33]

（2）在讲到文化的内部关系、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时，特别是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新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时，张先生通常是用体用范畴的第二种含义，即原则与应用的关系，或者说“道体器用”的体用观来加以说明。比如他说：“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之‘体’；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科学艺术，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之‘用’。”“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34]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一文中，他又说：“我们现在讲体用，应该确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民主为体，科学为用。”^[35]这些都是在“道体器用”的意义上来讲的。张先生还根据大家都能接受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说法，提出了“今中为体，古洋为用”的命题。他说：“今中为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36]“古学”“洋学”为“今学”“中学”所用，为其服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道体器用”的关系，当然它还兼有主辅、本末、整体与部分、内容与形式等多重意义。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这些论述，体与用都属于“学”即文化的范畴。(https://www.daowen.com)

（3）张先生有时也用体用范畴的第一种含义来讲文化问题，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讲文化的内部关系，而是讲文化与其创造主体的关系、文化与其所依存和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和主体意识。他说：“按照体用的第一含义，文化的体用应如何理解呢？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各种内容，即民族的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都是为民族服务的。如此，应该肯定，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又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每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即当时的生产方式。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构成当时文化的内容。如此，应该肯定，每一时代的文化都应以当时的生产方式为体。”^[37]这些论述与冯友兰、李泽厚就相当接近了，张先生不但不排斥“器体道用”的体用观，而且从民族主体性的角度充分肯定它的重要意义。

（4）“道体器用”论突出的是“体”的主导性，“器体道用”论突出的是“体”的主体性。张岱年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两个“体”的区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两个“体”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它们放到同一个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公式（事业）中去。他说：“应该承认，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8]中华民族是主体性之“体”，社会主义指导原则是主导性之“体”，科学技术等等（“用”）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我曾经说过，张先生的上述论断（公式），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只有一步之遥了，只是还没有从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中完全摆脱出来，所以不得不借助于体用范畴的多种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