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体、用”三元模式开辟了认识文化的新视野
中国人一贯重视文化的体用问题，历史上就有“器体道用”和“道体器用”之辨，近代以来又有“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在“体、用”二元的思维框架下，一些看似针锋相对的命题，如“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其实并没有直接的针对性，因为其所使用的体用范畴涵义是不同的，二者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如前所述，体用范畴的本义是指有形质的物质实体、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与亚里士多德讲的“本体”（“第一本体”）与“数量”“性质”等九范畴的关系十分类似。除此之外，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还有多重涵义，哲学家们也经常从本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来谈体用，故有“内体、外用”之说。宋代哲学家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区分文化之体用的。他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12]“体”是指封建文化中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具体实践，即“举而措之天下”的应事之方术。这种说法被看作是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经典表述。清末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以体用区分内在的精神原则与外在的应事方术的传统观点，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3]，企图借助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用”，来卫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之“体”。这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西体中用”论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对体用范畴的涵义作了完全不同的界定，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体西用论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认为科技是用而不是体，其实科技恰恰是体。”在他们看来，中国必然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化源于西方，所以这是一条将“西体”运用于中国的道路。
90多年前，一种新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就不再是中西对峙而是中、西、马三者对立互动了。由于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不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局面。“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文化观都不能解决中、西、马三者的关系问题，在长期论争交锋中，一种新的文化观即“马魂、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突破“体、用”二元传统思维模式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形成“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在于把主导性之“体”（“魂”）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马魂、中体、西用”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这是最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一种文化观。
我们高兴地看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决定》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决定》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这就充分肯定和格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决定》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文化（“我”）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有益文化之“用”的地位、“他山之石”地位。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谓一目了然。
《决定》除了从当代中国文化内涵构成的角度涉及了“马魂、中体、西用”的定位之外，还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魂”“体”“用”三者关系问题，即以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以承载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各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和传播手段为“体”，结合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强“魂”健“体”的具体措施，强调只有处理好“魂”与“体”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完成当代中国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识形态使命，才能有效配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精神支撑，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才能发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作用。这是对“强魂健体才能成大用”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生动说明。
世界上的事物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的事物、现象和关系。中国人尝言“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不二”“体用相即”，有体有用、体用统一的思维模式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中有着深厚传统，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弃之不用。但在运用时要界定清楚其涵义，以免陷入因概念混淆而造成的“体用困境”。我们不讳言体用，但是要慎言体用。对于“一分为三”或更复杂一些的事物现象，“体、用”二元模式就有明显的局限性了，“魂、体、用”三元模式可能是一条出路，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兼和”模式。“魂、体、用”三元模式并不是什么人设计、创造出来的，它是对客观世界某种事物、现象和关系的真实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当然这个模式也不能随便套用，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弄清楚问题域（对象、范围）和“魂”“体”“用”的具体涵义，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辩证法的“活的灵魂”用好。应该说，“体、用”二元模式和“魂、体、用”三元模式都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它们各有其适用范围，都只能用来说明一定的事物、现象和关系。对于文化这一类属于有“魂”之体的事物现象，可能更多地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我们是在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在与各种文化主张的长期争论中，才逐渐形成“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和“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等规律性认识的。从古代“内体外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再到我们今天对文化之“魂、体、用”辩证关系的认识，反映人们的文化理念是不断发展更新和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自己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不断开辟认识文化的新视野，达到对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和作用功能的科学认识。《决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阐明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辩证法的典范。它不仅对文化改革发展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指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参见《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3]《阳货》。(https://www.daowen.com)
[4]《八佾》。
[5]《学而》。
[6]参见《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5期；《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关于儒学的精华》，《国际儒学研究》第18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4页。
[8]《周易探玄》。
[9]《朱子语类》卷一。
[10]《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11]《周易外传》卷五。
[12]《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13]张之洞：《劝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