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合一”思想形成的过程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张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20年代是酝酿阶段，可以1925年写的《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文为代表。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他提出要超越“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三种旧的文化观，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重估，评衡，及别择”，创造一种既超越中国旧文化和西洋近代文化，又吸收双方之优长的“第三文化”。“第三文化”的建设，要顺“物质”之可能，建立一种“超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还要在精神方面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即“科学法”拿来，切实运用活的辩证法（对戡法），才有可能成功^[3]。这里面已有“三流合一”思想的萌芽。(https://www.daowen.com)

30年代是第二阶段，他正式提出了“三流合一”的思想。申府先生1932年9月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主要介绍当时的新思想，包括辩证唯物论、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及其最新进展。1932年10月22日，他在一则《编余》中首次提出：“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这是我们最近才弄清楚的“三流合一”说的原始出处。半年后，即1933年4月27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岱年先生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其中提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并作了如下解释发挥：“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4]张岱年这篇文章是在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半年后，在同一个报刊上发表的。应该说，开创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张氏兄弟有不可抹杀的历史性贡献。

40年代是第三阶段，以1941—1942年间写的《家常话》为代表，申府先生继续坚持和发挥“三流合一”思想，有些道理讲得更加明确、更加深刻了。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在他看来，孔子代表了中国古代以来最好的传统，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这主要是讲人生理想；罗素代表了西洋以来最好的传统，就是西方最进步的科学和逻辑，尤其是他最为看重的数理逻辑；列宁代表了新的正在兴起的、方兴未艾的传统，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他认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5]。就是说，他认为今后的“新中国哲学”，乃至“新世界学统”，都必然要走中、西、马“三流合一”这样一条道路，他对此充满了信心。在40年代，不只是《家常话》，我们看到申府先生还有不少类似的论述，说明这个时期他的“三流合一”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和定型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