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一”的涵义是什么？

要准确了解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思想，弄清楚其中“合一”的涵义是一个关键。

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不太了解三四十年代提出“三流合一”思想时的舆论环境，以及提出来后在中国思想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营垒，站在国民党方面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三流合一”思想都是反对的，因为你宣传辩证唯物论，在他们看来是“乱党的哲学”，不但要口诛笔伐，有人甚至破口大骂。当时报刊上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在革命的思想营垒，共产党方面的学者，对张氏兄弟的“三流合一”思想是不是就非常欢迎呢？像我们今天这样，大家都非常肯定这一思想的价值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40年，陈伯达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就“新哲学”问题发表了《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他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论与罗素的实在论、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将来的哲学领域也只能是属于辩证唯物论。除了辩证唯物论，没有什么“新哲学”。他说近代许多所谓的“新哲学”，基本上都不过是陈腐的唯心论哲学的花样翻新。所以他批评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而已”。这就是把“三流合一”思想看成是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调和论，是多种异质思想的“大杂烩”。这在当时大概还不只是陈伯达一个人的看法。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受众方面来说，“三流合一”思想在当时的认同率其实是很低的，尤其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上路线斗争的时代，人们不太容易接受这种富有前瞻性的思想。换一个角度，从提出者这个方面来说，张申府先生的思想有没有批评者所说的“杂”的问题呢？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调和论的倾向呢？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申府先生自己就承认他的思想很“杂”。他曾经说过：“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因此我非常分散。在我的学术生命中，我很杂。”^[6]周恩来也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他的思想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调和论倾向，比如在抗战时期，他认为进步阵营推动的新启蒙运动，与蒋介石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补”的。这就是思想上的界限不清。(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各种反应和评论，申府先生当然是了解的，实际上他也作出了回应，进行了答辩。他主要是从方法论上指出，“三流合一”并不是什么折中主义的调和、混合，而是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是外在凑合的大杂烩，而是“有机的化合”。比如他说：“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7]所谓“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就是创造的综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综合创新。在他看来，“三流合一”并不是从各大家的学术里边，这里取一点，那里取一点，拼凑成一个系统。它不是“混合的综”“外表之综”，而是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经过扬精去糟，“而以逻辑的综合继之”的“化合的综”“内里之综”^[8]。他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综合作了明确的区分，强调内在的有机化合之“综”不是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三流合一”所要创造的中国新文化，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9]。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合一”的本质涵义就是对立统一，就是相反相成。所谓“相反的”，“乃是一个整东西的不同的方面，不可相缺的方面”，即矛盾的不同方面，必须“以相反的为分而观其所属的全，而观其会通”^[10]。就是说不但要看到相反的、对立的方面，而且也要看到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这个方面。我们在申府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有许多表述这方面思想的概念，比如“相需相待”“相容相通”“相融谐通”“相需相资”“相补相充”“相辅相成”等等，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合一”的涵义，都可以归属于辩证法的“同一性”范畴。这一点他在理论上非常清醒，自信在方法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