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
弄清楚张申府讲的“合一”之涵义后，我们对“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了。在他看来，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相辅相成的情况都有。下面看他是怎样具体论述的。
他首先论述了当今世界两大哲学主潮，即“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之合一、合流。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中，他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二者似乎是相反的，但相反者常相成。二者有不少相通之处，突出地表现在都要求实事求是，都要根据科学，都反对承认有不变之本体的玄学。二者不但相通，而且相补。“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因此，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只有“两势会归、相通互补”，才能发扬各自的优长，而避免各自的偏失。因此，他得出结论：“最近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他看来，“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11]。这就是他理想中的一种将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合于一”的哲学形态。
其次，他非常重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会通。在张申府看来，“辩证唯物论，虽成自西洋近代，恰是中国古哲学与方法的真传统”[12]。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尚实”的民族，实是中国最好的传统，凡是中国的长处都在于实。说实话，做实事，讲实学。真实，切实，平实，朴实；实在，实际，实践，实验。朴实无华，充实有力，诚实无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等等。承认实在、如实而观就是他讲的“大客观”，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他又说：唯物辩证法的第一精义就是活。“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13]这种活的、实在的辩证法包括“一阴一阳之谓易”的观点，物极必反、剥极必复、相反相成的观点，对事物总要作面面观、全面观乃至反面观的观点，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生生日新”的观点，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通”为一体的观点，以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执两用中”的观点，等等。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实、活、中、仁、生、易、通等等都是相通互融的，在整体上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精神，所以他说“‘实而活’就是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的精蕴”[14]。张申府比李约瑟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他的缺点是没有把辩证唯物论的现代科学形态与古代素朴形态区分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科学形态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内蕴的唯物辩证法的真精神，彰显了其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提供支援意识，因此二者的合一、合流实具有必然性。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启蒙思想家，张申府先生并不否定五四运动反封建、反迷信、反权威和反对旧礼教的革命意义，但是他不赞成不分精糟地把中国传统思想一概否定，所以在倡导新启蒙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他认为孔子的“仁学”和以实、活、中、仁、生、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真精神”，就是需要抢救出来的传统思想的精华。申府先生说：“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他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15]这是对待民族文化应有的一种同情地理解的态度。(https://www.daowen.com)
再次，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相容相通和相资互补，也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他看来，“今日的问题，以及今后整个世界的问题，根本都在把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与西洋近代自然科学融合起来，而特别要从双方的方法精髓入手”[16]。具体地说，“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西方哲学之所擅。信一与通，邻于神秘。持多与析，必重逻辑，而求最的之知”。他的愿望则是“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17]。也就是说，力图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哲学的互补和融通。他特别希望用西方的科学、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来纠正中国传统思想笼统、模糊、混沌、不求甚解的毛病。在此之前，他还说过：“‘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两种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科学法的根本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他认为这就是孔子讲的“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避免培根讲的“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18]。在这里他表明中西哲学也有相通之处，孔子和培根都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反对违背客观真实的种种主观虚构。他认为英国哲学的传统是重视经验、注重实际、主张实在，这点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最为接近的，力图在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他沟通“仁”与科学法的基本思路，则是企图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认为“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19]。这也是一种互动和互补。
以上内容主要是讲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申府先生按照“三流合一”的思路，也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的哲学思想，比如“大客观论”和“具体相对论”。他在讲到具体相对论的来源时说：“它的最直接的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现代物理学上的安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的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20]这是他把“三流合一”作为一种方法而加以实际运用的一个例证。
除了注重哲学思维方式的综合创新之外，张申府先生的“三流合一”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力图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方面的中、西、马“三流合一”。他把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与理想化了的孔子“仁学”结合起来，以“仁”为形式而以共产主义为实质内容，同时吸收了罗素的社会哲学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资源，提出了“个人主义”与“大同主义”统一，“遂生、大生、美生”“天人合一、天下归仁、止于至善”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它既是共产主义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传统“仁学”的现代转化，又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积极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