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写完《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后，青年张岱年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从《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1936年4月）到《人与世界》札记（1936年9月），到抗日战争时期陆续写成《哲学思维论》（1942年）、《事理论》（1942年）、《知实论》（1943年）、《品德论》（1944年）四种书稿，再到《天人简论》（1948年），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哲学思维论》可以说是“天人新论”的导论，主要讲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首先认为哲学是根本问题之学，是研究宇宙的根本原理、人生的根本准则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的学问。在各种类型的哲学中，肯定物本论（唯物论）最为正确。其次认为演绎法、归纳法和辩证法是三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它们各有适用范围，互相并不冲突。着重介绍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及其推衍与运用，同时说明辩证法并非绝对不容形式逻辑，认为“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而好谈辩证法者则非薄形式逻辑，实皆蔽于一曲之见”[19]。此外对体验（体知）、解析、会通等哲学方法也有所论述。
“天人新论”的“天论”部分，只写出了《事理论》一书。该书讨论了事物与规律、共相以及有关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宇宙观，对实有、事物与时空、延续与变化、关系与关联、理与性、可能与必然、两一与反复、事理之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论述。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物统事理，事、理、物俱为实有，在事与理孰为根本的问题上，明确表示赞同王船山“道在器中”和李恕谷“理在事中”的观点，反对程朱的“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说。
张先生在《天人简论》等论著中，还阐述了“天人本至”论、“一本多极、物源心流”论、“永恒两一”论、“大化三极”论都应该是属于“天论”部分的内容。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往往认为宇宙的本原就是人生的最高道德标准，他则认为是二非一，应该分别“本”“至”。他在《论外界的实在》《人与世界》《知实论》中都批评了“物缘心而有”“离识无境”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坚持唯物主义的“物源心流”“物体心用”论。“永恒两一”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对中国的辩证法有系统的论述；“大化三极”论则以“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为“至极”，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提出了“以兼和易中庸”的新命题。(https://www.daowen.com)
“天人新论”的“人论”部分，只写出了简略的《品德论》一篇四章。该篇专论道德理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兼重“生”与“义”、既强调生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的人生观，提出了“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等重要命题。充生以达理的实际内容是“增健而为公”，强调“公”是适应社会人群生活需要的最基本的道德。
人生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接着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讲的“天人新论”中的“人论”部分，内容自然也十分丰富，远不是一篇简略的《品德论》所能涵括和尽其义的。比如《生活理想中之四原则》《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人与世界》都讲到了“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等原则，自然应该是新“人论”的重要内容。又如《天人简论》中讲的“人群三事”，在《左传》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的基础上，又补充提出了“御天”“革制”“化性”三事；在“拟议新德”中提出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六达德”，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六基德”，都丰富了新“人论”的内容。《中国哲学大纲》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只讲人生观而不讲“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历史观，“天人新论”的“人论”部分，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和“文化要素”的论述中，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偏蔽，不只是讲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增加了一些社会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
“天人新论”的“知论”部分，原计划写“致知论”和“真知论”，实际上只写出了“致知论”的第一部分论知觉与外界的关系，名之为《知实论》。第二部分论感觉经验与概念思维的关系和“真知论”都没有写出来。《知实论》通过对感觉内容如感相、感相关系、感景、感征、感境等的深入分析，来确定主体（能知、心与感官）与客体（所知、原给、外在世界）的关系，论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有力地回应了否定或怀疑外界实在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有人认为外界实在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张岱年认为也是可以从理论上证明的。关于感觉经验与概念思维的关系，可参见《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感与思之两一”，《人与世界》论“知之渊源”“知之过程”和“概念的知识”。《天人简论》中用“知通内外”命题概括地说明了上述两个部分即“致知论”的内容。“天人新论”中的“真知论”，可参见《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真知之变与常”，《人与世界》论“真知”“实证与实践”，《天人简论》论“真知三表”，涉及什么是真知（真理）、检验真知的标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等问题。
产生于国难中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虽然未能以一部完整的理论巨著的形式面世，但是其基本观点都已分别亮明，其整个理论规模也已大体呈现出来。如果考虑到它是接着中国传统天人之学讲的这个重要特点，注意到其各个部分的理论溯源都可以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找到相应的内容，那么人们对这个创新哲学体系的来龙去脉并不会感到十分陌生，在思想理路上也是不难契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