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研究与冯契学派[1]——兼论当代中国的学术学派
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到华东师大来讲冯契研究，人家会说你是班门弄斧。这个我不敢，我是来向大家学习请教的。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工作了40多年，哲学系是在他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哲学系的老师大都是冯先生的亲炙弟子和再传弟子，还有一些与冯先生共事过多年的老师已经退休了。对于冯先生的思想、学问和人格，他们都比我这个门外人了解得多，了解得深。我对冯先生也十分敬佩，在学习他的著作和思想的过程中，有一些想法，很想有机会与大家交流，向大家请教。有些想法也可能会想到一起去。
大家知道，这些年我在张岱年哲学和文化思想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在学习张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在“五四”后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怎样处理中、西、马的关系，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各处于什么地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些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地位，以及西方文化（外域文化）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个想法是接着张申府、张岱年先生讲的，没有他们思想的先导和启发，我也不可能提出这个看法。
我对冯契先生也非常钦佩，但是直到今天，关于冯契先生的思想，我只写过半篇文章。为什么说是半篇？就是1995年，冯契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先后去世，海峡两岸两位大师级的哲学家相继去世，我很有点感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两位中国现代哲学家说起》，提交给那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和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都是融形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为一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不像我们现在，哲学分为八个二级学科，谁是马哲专家、中哲专家、西哲专家，谁是逻辑学博导、伦理学博导、美学博导，分得清清楚楚。冯、牟两位先生都是难得的哲学大家，气象博大，见解独到深刻，而且做学问都非常真诚。牟先生有一个提法，叫作“生命的学问”；冯先生有两句名言，叫作“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儒学在牟先生那里，马克思主义在冯先生那里，都是真诚信仰，都是“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在冯先生那里，已经内化于心，变成内在的德性，变成哲学家的人格；而且外化于行，就是把它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变成能动地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力量。我们现在学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把它变成自己的理论信仰，变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身体力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冯契先生不仅给了我们重要的思想启示，而且用他凝道成德、学行一致的人格，深刻地教育感染着我们。
明年是冯契先生诞生100周年，辞世20周年，华东师大，还有整个上海社科界都很重视，准备隆重纪念。我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希望这个活动搞得好，达到最佳效果，产生深远影响。
十年前冯先生90诞辰时，华东师大开过一次“冯契与21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美国、法国、比利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我没有参加这个会，但看到一篇报道，介绍这次会议除了讨论冯契思想外，还讲到哲学系的尴尬处境，招不到第一志愿考生，毕业生出路也不乐观，甚至讨论起哲学系应不应该停招本科生的问题来了。反正读了这篇报道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后来我在网上又读到一篇关于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报道，就是陈卫平教授在2013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我们应该有“学统自信”，因为看一个哲学系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哲学家，有没有贡献出有重大建树的哲学理论。华东师大哲学系有，就是有冯契先生及其“智慧说”。这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学统”。陈老师还说，“华东师大哲学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哲学研究学者，‘冯门学派’正在当今中国哲学界崛起”。我认为这话讲得非常好。这让我想起了陈卫平18年前讲过的一段话，他在冯先生刚过世时说：“先生的过世可能使中国少了一种学派。华东师大哲学系有自己的理论风格，但它处于形成过程中，仍然不很完备，先生的过世更使它很难鲜明地展现在中国的哲学舞台上。”（见《理论·方法·德性》一书）当时他作为冯门后学之一，态度非常谦虚，讲话留有余地，但是里面还是包含着自信，跟后来讲的话是有内在联系的。近20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大家对冯契哲学的价值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二是冯门后学中出了许多优秀人才，继承先生未竟之业，并有一些新的开拓和发展，所以陈卫平去年敢于明确说“冯门学派正在当今中国哲学界崛起”。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大家都看到了的。所以我认为，明年在纪念冯契先生百岁诞辰时，既要讲冯先生的哲学贡献，明确和确立它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的地位；也要讲“冯契学派”，看到一代一代后继者沿着冯先生开辟的道路，为推动中国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新贡献，包括在马哲、中哲、西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作出的贡献。我们在今天应该有学派自觉，学统自信。
我对冯契哲学的关注，还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智慧学说是运用“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非常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以中国哲学为主要对象来进行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考察，同时借鉴西方哲学的认识成果，做到了三者有机统一、综合创新的一个典范。“马魂、中体、西用”是“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也是一些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冯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如果说20年前我比较注意冯先生追求真、善、美的统一，那么现在我更加重视冯先生将“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起来，认为这是他进行哲学创新的成功之道，成功的关键。
关于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我想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冯先生为中国哲学贡献了一些什么新东西。他对前人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比如接着他的老师金岳霖的问题讲，又用“转识成智”说超过了老师。二是冯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显然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那么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他应该占有什么地位？有人提出要区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专业哲学家在学理层面为马克思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有学者说冯契是20世纪下半叶唯一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个评价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恰如其分？三是冯契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关注它的现实意义。冯契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仍有重要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影响有多大，也要作全面、客观的分析和估量。四是冯契先生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这就要了解他的人生和学术经历，包括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比如他曾亲自到抗战第一线，在延安鲁艺学习过，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心悦诚服，这些经历对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五是我们后辈学人应该向冯契先生学习什么，包括他的学术思想、道德人格、治学和为人风范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研究的内容。
我个人在冯契思想研究方面做的事情很少，只写过半篇文章。我虽然人在北方，但还是很重视上海的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多年前拟过一个提纲，想对冯先生的思想作更深入一些的研究，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实现。这次来上海前，我把这个提纲翻了出来，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很抱歉，不是成熟的思考，只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思路。
（一）智慧学说，“转识成智”理论。这是冯契先生独特的哲学观。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传统中国哲学讲的“性与天道”问题，是冯契哲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他始终抓住不放的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他看来，“以我观之”是意见，“以物观之”是知识，“以道观之”是智慧。他对哲学的定位是将知识提升为智慧，也就是通过“转识成智”，获得关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成为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成人之道”的学问。知识如何提升为智慧呢？“元学”如何可能呢？这就要求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要求真、善、美统一和知、情、意统一的自由人格，要求把中、西、马各种智慧资源有机地整合、统一起来，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以“智慧”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哲学观，我们在前人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提法。冯先生中、西哲学根底都很好，了解近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哲学上可信与可爱的矛盾，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就能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冯先生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与他是从金岳霖哲学的问题出发，抓准了知识与智慧，即“性与天道”这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分不开的。
（二）广义认识论。过去有种看法，认为中国人“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冯契先生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不能把认识论局限于狭义的知识论，而要对它作广义的理解。广义认识论应该包括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即达到对世界统一原理和宇宙发展法则的真理性认识？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一个是从无知到知的飞跃，一个是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是解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但是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也指向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要解决“天人之辩”问题；而对“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要解决“成人之道”即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在冯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关注前两个问题，而且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探讨和考察，甚至可以说把解决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问题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冯先生之所以能提出广义认识论的深刻思想，与他精通中国传统哲学是分不开的。
（三）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能取得很高成就？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必有非常高明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冯契先生非常重视李约瑟的这个论断，一直注意加强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包括对“类”“故”“理”等逻辑范畴的研究。冯先生通过对名实之辩的考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在他的著作中勾画了一个“知类”（知其然）、“求故”（求其所以然）、“明理”（明其必然与当然）的逻辑范畴体系。他指出，中国哲学每到一个总结阶段，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出来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一些辩证逻辑的原理，比如先秦的荀子、《易传》《内经》；宋明时期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适应，冯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也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自然观对广义认识论的第三个问题，即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觉得冯先生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科学史贡献很大，而且对现代科学发展与科技革命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四）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契先生的德性理论、自由学说和“成人之道”新思想，集中体现在“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这个概念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产物，它总结了从龚自珍、梁启超、鲁迅到李大钊、毛泽东关于培养新人的思想，是对为少数治人者服务的中国传统君子、圣贤人格的批判和否定，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成人之道”的思想。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道德的化身，没有精神贵族的那种孤芳自赏，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具有平民化与个性化的特点，但都趋向于真、善、美统一和知、情、意统一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人格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是也注意到社会的协同性，用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统一”。如何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先生提出了实践与教育相结合，世界观的培养与德育、智育、美育相结合，集体教育与个人努力相结合的思路，并且指出自由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冯先生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看到在“国学热”中有些人主张恢复读经来培养传统的君子人格，这与冯先生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思想，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时代要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五）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是冯契哲学的纲领和旗帜。我们在华东师大校园的马路上，看到路旁标语牌上写着本校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名言，冯契先生的代表性名言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两句话集中反映了冯先生对哲学的功用的看法。哲学有什么用？冯友兰先生说哲学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但是能提高人的境界。冯契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他认为哲学不仅能提高人的德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且也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方法论功能中，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冯先生的两本大著：《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是讲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讲真善美的价值如何“凝道成德”，转化为人的内在德性，变成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说服人。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既是可信的，也是可爱的。也就是说，冯契先生是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以方法论和价值论为两翼，来展开他的规模宏大而且具有很强实践品格和现实功用的哲学体系。
（六）冯契的哲学史观。在冯先生看来，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是体现于其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哲学史的考察处处都渗透进了他自己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总是伴随着他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冯先生的“智慧学三篇”与他的两部哲学史著作是互为参照、互相证成的，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冯先生认同列宁关于“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观点。现代哲学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在冯先生看来，哲学是广义认识论，因此在他那里，哲学史就是广义认识论的历史展开。把哲学史看作认识史，这个观点否定了把哲学史看作“两军对战”史的简单化倾向，在“文革”后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冯先生的哲学史观，一方面肯定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另一方面也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认为哲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他将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哲学史也不例外。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常表现为天人之辩，有时也表现为名实、有无、形神、理气、心物之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完全适用的，不过必须了解它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
（七）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先生“文革”后最先出版的著作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三册，这部著作是他在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全书体现了冯先生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哲学史从哪里开始，思维的逻辑进程也从哪里开始。清除掉历史中偶然的外在的东西，找出哲学发展必经环节的内在联系，就表现为哲学概念、范畴的形成，判断、命题的展开，与哲学史实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先秦哲学蕴涵了以后各个时期哲学发展的胚胎和萌芽，就体现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思想。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其合乎规律的发展演进过程，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作了深入分析。他着重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四个问题：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同时对形神之辩、力命之辩、性习之辩、有无（动静）之辩、言意之辩、能所之辩、群己之辩等问题也作了考察和论述，揭示了中国特有智慧的深层意蕴。冯先生重视黑格尔和列宁关于哲学螺旋式发展的“圆圈”思想，认为中国哲学发展有三个大圆圈，古代两个：一个由荀子作了总结，一个由王夫之作了总结。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也完成了一个圆圈，它是由毛泽东作了总结。当然，在大圆圈中还包含了许多小圆圈。
（八）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是“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上述四个主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与西学的交流、交锋和交融，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到近代都有了新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转换。传统的理气（道器、体用）之辩，到近代发展演变成为历史观问题；传统的心物（知行）之辩，发展为近代的认识论，包括经验论、先验论和唯理论。在冯先生看来，历史观与认识论相结合，就发展出了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传统的名实之辩，到近代演变为逻辑思想和方法论的讨论。传统的天人之辩，包括理想人格培养问题，到近代发展为批判“无欲”“无我”的圣贤人格，主张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强调意志自由，反对忽视自愿原则的宿命论。中国近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衔接的，有连续性，但是到了近代，又确实有一个对传统哲学进行革命变革的问题，有些东西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就要进行批判，进行改造，所以近代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传统哲学有一定的变革和转换。比如传统哲学在伦理学上高扬自觉原则，强调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而忽视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在美学上，中国传统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显然不同于西方的模仿说和典型性格理论。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在交流会通中就能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所以拒绝学习西方、拒绝变革是不可取的。
（九）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冯契先生哲学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坚定的理论信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一方面又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不思想僵化，不粉饰现实，通过批判反思不断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不断达到新的哲理境界。大家都知道冯先生是一位老革命家，曾奔赴延安学习和参加抗战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但是他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也有一些曲折，特别是经过“文革”的磨难，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更加深沉的哲学思考，在德性修养和德操持守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他的事业、著作和日常活动中都显示出了其自由人格的光辉。这里面包含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冯先生作为老党员是很讲组织原则的，同时又始终保持哲学家的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即使在逆境中，他可以不说话但是决不说违心的话。冯先生说：“对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警惕虚伪，加以解蔽、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这段话正是作为哲学家的冯先生的自由人格的写照。我们接触到的冯先生就是这么一个胸怀坦荡、好学深思、淡泊名利、耿介自守的人，看上去很平静，微笑着谈话，但有一种人格的力量。读他的著作，也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但感染力非常强。(https://www.daowen.com)
在世纪之交，冯先生在多次谈话中都强调中国哲学要作自我批判和系统的反思。他是有深切体会才说这个话的，善于批判反思也是哲学的本性。我记得很清楚，1993年8月，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的发言正好排在冯先生后面。冯先生报告的论文是《“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中间有个小题目就是讲世纪之交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和反思的阶段。他说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学说，只有当它能够通过自我批判和反思对自己的历史有客观的理解时，才能克服盲目性，才能自我完善，稳步向前发展。对于哲学家来说，始终保持批判反思的能力，这是一种职责。我接着发言的题目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首先响应了冯先生的观点，而侧重于从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角度来讲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点，当然“融中西之学”与“通古今之变”也是互相关联的。我们都期待在世纪之交能够出现一个批判总结的高潮，这不仅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和扎实的工作，尤其需要有宏阔的眼光、集大成的智慧和超越自己的批判精神。
上面九个题目，是多年前在一个研究提纲中初步拟定的。最近我又想到一个题目，可以合成十题。它就是：
（十）冯契哲学范畴研究。冯契哲学有清华学派的共同特点，就是重视逻辑分析方法，注意“析其辞命意谓”，对哲学概念、范畴、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界定得非常清楚。把他的哲学范畴体系、相互之间的联系搞清楚了，冯先生哲学的轮廓也就出来了。这也是研究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角度。冯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智慧学说，到最后完成“智慧说三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长期思考，以“转识成智”的智慧学说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涵盖真、善、美各个方面的，包括形上学、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价值论、伦理学、美学在内的，哲学与哲学史统一的，“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结合、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为20世纪中国哲学增添了宝贵财富。这个哲学体系中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概念、范畴和命题，如上面已经提到的知识、智慧、“转识成智”、广义认识论，真、善、美，知、情、意，类、故、理，理论、方法、德性，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之辩、理气之辩、群己之辩，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等等，他都有明确界定，在整个体系中是互相贯通、圆融无碍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能体现冯契哲学特点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如疑问、意见、统觉、所与、呈现、类观、摹写、规范、具体真理、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自觉原则、自愿原则、成人之道、凝道成德、显性弘道、“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等等，也非常重要，也值得认真研究。如果有人能根据冯先生的著作，编一本《冯契哲学辞典》，我认为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对于冯契先生的哲学思想，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一般都给予了较高评价，特别是充分肯定它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出的独创性贡献。比如许全兴认为，冯契的“智慧”学说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进展。王向清认为，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第一部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学者建构的唯一一部堪称体系的哲学著作。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较早提出区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形态（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的是陈卫平教授，以后许多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思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作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它更加注重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层面；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专业哲学家从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展性研究和创新性发展，并在话语形式上表现出更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建构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被认为是创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重要尝试；冯契先生在下半世纪完成的“智慧说三篇”，是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更加成功的理论体系建构。这两个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不仅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而且要回答中国传统哲学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成人之道”等问题，才能与中国精神深度融合。
冯契哲学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评价，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我在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作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两位中国现代哲学家说起》的大会发言后，国际中国哲学会负责人在会上宣布，下一届国际会议将设专场讨论冯契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思想。1997年在韩国汉城举办的第十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就设有讨论两位先生哲学思想的专场，这是冯契哲学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的一个标志。前面提到2005年在华东师大也举办过“冯契与21世纪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一些外国学者参加。港台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关注冯契思想研究的人比较多一些，比如在美国的华人学者林同奇、黄勇都写过评论冯契哲学思想的文章，杜维明、成中英对冯契先生也比较推崇。（补充：刚才高瑞泉教授介绍了美国学者墨子刻对冯契和冯契学派的关注，以及发表的有关评论，他用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概念，这个很有意思。他的哲学立场和我们不一样，是一种外在观察的视角，但是并不排除他也能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冯契哲学有没有局限性，局限性表现在哪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冯契哲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历史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当然也有不同看法，但是没有展开讨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冯先生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理解为认识关系，而不是存在关系和实践关系。他的广义认识论主要是讲怎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而不包括怎样改造世界的内容，因而缺少实践哲学的品格。不同的看法则认为，冯契哲学整个儿就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之上，他讲的“转识成智”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他讲“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也说明重视理论的实践功能。有的学者认为，冯先生受金岳霖和清华学派的实在论观点影响较深，在他的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将唯物论等同于实在论，因此在有的论述中，比如把“为我之物”当作认识的唯一基础和对象，而把“自在之物”排除在外，就难以与唯心论完全划清界限。有的学者说，冯先生通过“转识成智”来培养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来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多少带有精神乌托邦的色彩。也有学者提出，把哲学史看作是若干个小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一系列圆圈环环相扣的发展历程，虽然是列宁赞同的黑格尔哲学史观的主张，但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是否就如此整齐，“圆圈”说是否符合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实际，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的问题。有的学者则明确表示，既不赞成“对子”说，也不赞成“圆圈”说，认为“圆圈”的终点并不一定高于起点。如此等等的评论还有一些。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批评都是在充分肯定冯契哲学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之同时，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因此对于这种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下面我想讲一下冯契学派的问题。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蜂起，成就了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除了主要记载、论述案主的思想外，还有师承、家学、弟子门人、学侣、同调、讲友、交游等等，弟子中有亲炙弟子、私淑弟子，还有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形成一个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学说主张、有某种思想传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这就是学派现象。在我看来，出现学派现象是好事情。比如在宋明理学中，正是由于濂、洛、关、闽，湘学、蜀学、江西之学、浙东学派等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与交锋，才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今天中国思想界有没有学派现象呢？当然也是有的。“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三分”的思想格局，形成了三大思潮，所谓现代新儒家学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就是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派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有著名的侯外庐学派，最近还有文章关注南开的刘泽华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发表一篇三万字长文，是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写的，专题评述了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的政治思想史观点，除了刘先生之外，还介绍了他的四个弟子所做的工作。我国当前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都有不同的学派，有的学派之争还相当激烈，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在中国哲学界，学派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是在我看来，具备形成学派条件的并不很多。侯外庐学派是历史学中的思想史学派，不完全是哲学学派。冯友兰先生名气很大，地位很高，但在中国很难形成“冯友兰学派”。他的标志性的哲学工作是创造“新理学”哲学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新理学”的人很多，但是以“新理学”传人自称者却甚少。熊十力先生的情况就不同了，他的思想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传承和发展，而且不止一代传人。张申府、张岱年先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学派，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张岱年在40年代建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努力，可惜没有完成。但是，他们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到80年代张岱年先生以“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形式重新表述出来，迅速得到广泛认同，成为近3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主流观点。所以，以张岱年为旗帜的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当然，综合创新文化学派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哲学学派。
形成学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他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独特的学术创造，理论上自成系统，而且符合时代需要，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他的名字可以为某个学派命名，作为一面旗帜，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其次要有明显的学术传承，至少要有两代、三代传人，有生命力的学派甚至可以传到八代、十代，以至更多。作为一个学派要有大体相同的学术宗旨，认同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在学术方向、学理、学风上有相近之处。后继者对前辈有继承也有创新和发展，在学派中出现变异和分化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作为学派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学术基地，比如古代的书院，现代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导师制是有利于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学派应该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不同学术思想、学风的交流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哲学界，像冯契学派这样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具有鲜明的学派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多见。
首先，其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冯契先生是有自己独创的哲学体系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智慧”学说是一个融合中、西、马，涵摄真、善、美，有史有论，要求理论结合实际、身体力行之的，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开放的哲学体系。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以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心物（知行）之辩”“成人之道”等问题为主要考察对象，从主体内容到话语方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并借助西方的民主思想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的哲学革命。冯先生以其创新思想、道德文章、自由人格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弟子门人，而且有许多学术同道，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的冯契学派。
其次，我们来看冯契哲学的学术传承。冯先生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亲自指导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大都是冯契哲学思想的忠实传人，也是其第一代传人。由于华东师大首先建立的是中国哲学博士点，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数量要多一些；冯先生同时也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辩证逻辑、伦理学、美学方面的课程和讲座，所以他的学生中也有在这些学科方向发展得很好的。华东师大哲学系是冯契学派的大本营，上海社科院、上海师大等高等院校都有冯先生的学生，也有在北京、甘肃、浙江、湖南等地工作的。这批亲炙弟子受冯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影响最深，有的在学风、文风甚至用语习惯上都与老师有相近之处。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和自主发展，他们中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哲学家，目前正处在事业发展的巅峰期。陈卫平、杨国荣、高瑞泉、童世骏、郁振华、冯棉等人可以作为冯契学派第一代传人的代表。他们现在都是资深教授，一批更年轻的冯门再传弟子已在他们指导培养下成长起来，其中不乏优秀人才，目前大都已成为华东师大和各高校教学科研的骨干。我想还应该提到曾经与冯先生共事、现已退休或已辞世的一些老师，如丁祯彦、张天飞、彭漪涟等教授，他们认同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多年协助和配合冯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冯契学派的传承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任湘潭大学哲学系主任的王向清教授，已经出版两本冯契哲学研究专著，发表有关学术论文数十篇，他在华东师大上学的时候，指导老师就是彭漪涟教授。近20年来，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社科院，以冯契哲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选题的已有数十篇，也就是说，冯契的“智慧”学说已日益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中的“显学”，冯契学派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冯契学派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然会得到一些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和哲学史观的学者的支持、鼓励、切磋和襄助，有许多同道、学侣和讲友。给我印象深刻的是，1985年8月，在庐山讨论冯先生的大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哲史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包括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王明、严北溟、肖萐父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学科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肯定冯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建议国家教委将其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供全国各高校选用。冯契哲学思想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某个地区，而是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也有一定国际影响。
所以我非常希望，明年在举办冯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把“冯契学派”这面旗帜举起来，扩大冯先生哲学思想的影响，推动中国哲学向融合中、西、马，统一真、善、美，将知识提升为智慧，为解决人类文明根本问题提供智慧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整理出版冯先生的未刊著作，编写翔实的冯契传记、年谱等。我曾经在北京一个藏书家那里，偶然发现几份华东师大散失的“文革”期间外调冯先生的材料，包括一些大名家亲笔写的材料，都是原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建议你们想办法收购回来。“冯契学派”的资料也需要整理，涉及的内容就更广泛了，不过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做，先摸清楚基本情况。我还有一个建议，为了推动对冯先生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的研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过一年时间筹备，在明年冯契先生百岁诞辰纪念会上，正式成立全国性的冯契哲学研究会。按照冯友兰、张岱年研究会的惯例，可以挂靠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作为二级学会，“户口”问题也不难解决。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先生逝世后都成立了研究会，有力地推动了对他们思想的研究和传承。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是河北献县人，河北师大还专门成立了二张研究中心，召开过几次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二张研究集刊，建立了二张研究网。在任继愈先生辞世三周年之际，“任继愈研究会”在他的故乡山东省平原县成立，当然活动中心还是在北京。冯契先生去世快20年了，其思想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彰显出来，但有关研究工作还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我想现在是组织起来的时候了，明年是一个机会。以冯契学派的大本营华东师大为中心，具体组织联络工作你们多做一点。此事一旦列入议事日程，实施起来难度不会很大。把冯契哲学研究推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也有利于冯契学派更加自觉自信地发展。
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看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两个伟大的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两个探索性的创新理论成果，一个是张岱年的“天人新论”，一个是冯契的“智慧”学说。前者大纲初具，未能最后完成，后者则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史论结合的哲学体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又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和阴阳矛盾学说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更加成功的经典性成果，但它们只是一部宏大的辩证唯物论交响乐中的两个关键性乐章。所有这些创新成果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走的一条“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结合、综合创新的道路。不论是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为体，还是以中国哲学、文化传统为体，都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和主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主要的关切点。这个看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显然，所谓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成果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许多人对它们甚至一无所知。其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贡献出这两个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很不容易的，张岱年先生和冯契先生都是在国家民族的多事之秋，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力图把当代先进文化与民族哲学智慧相结合，创造既适应时代需要又保留住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新哲学，特别强调要是能够应付种种危难的刚毅宏大的哲学，要是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的真诚无私的哲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尊重和公正的评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从传统哲学中吸收更多的正能量，张、冯两位前辈所做的工作实具有示范意义，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研究张岱年的“天人新论”和冯契的“智慧”学说，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对共产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防腐拒变教育，就可以从冯契哲学关于“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警惕虚伪，拒斥异化”“反对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反对独断论和经学思维方式”的论述中吸取智慧资源，找到理论支持，充分发挥其影响、转化现实的实践功能。
华东师大哲学系建立的时间不算长，能够在冯契这样一位哲学大师的引领下建设发展成长，确实是很幸运的。冯先生开创的学术方向和学理、学说、学风都是非常纯正的，富有前瞻性的，为冯契学派的传承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华东师大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来说，有学派自觉和学统自信非常重要，相信你们一定会把冯先生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我对冯先生的学问和人格也很景仰，但对他的思想了解得还很皮毛，今天讲的有些只是个人感想，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报告，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4年5月1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术讲演的录音记录整理稿。原载《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