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从理论上作出逻辑的说明；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清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成人之道”等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发展出其现代新义。这两种情况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矢”来射中国问题之“的”，都是实现“马魂”与“中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是走第一条路径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他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和阴阳矛盾学说作了科学的总结，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科学总结。(https://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先生也试图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理论立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理事、心物、反复、两一、知实、群己、义命等问题作系统的清理，创造一个“天人新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是专业哲学家试图走第二条路径的一个开创性探索，可惜没有最后完成。

冯契先生也有长期革命经历，他关注时代的问题，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但主要还是走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一个专业哲学家的道路。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智慧》一文时，就确定以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解决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为自己的哲学任务，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想探索和生命体验，到90年代终于贡献出了“一转两化”“两史三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从问题意识、解决思路、理论内容到话语体系，基本上完成了从其西方形态到中西融合的当代中国形态的转型。因此也可以说，冯契的智慧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完成形态，而且至今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新的理论体系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毛泽东和冯契是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实践路径和学术路径的成功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和“五四”后中、西、马对立互动的文化背景下，坚持走“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道路而产生的实践成果和学术成果。冯契哲学就有中、西、马三“学”合一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