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中国的女儿——赛珍珠的生平
一个世纪以前，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一只“丑小鸭”生活在中国古老而动荡的土地上。正像安徒生所描写的那样，她“长”得既不像这，又不像那，因而引起人们的不安、疑惧、惊诧甚至敌视。随着她的成长，得到的都是毁誉交加的评价，甚至在她的声誉达到顶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美国文坛的大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都曾对这位因“中国因素”而成名的获奖者怀揣鄙夷。几十年来，她的作品尽管在美国曾拥有大批的读者，但却从未进入主流文学之列；而她所热衷描写的中国人，长久以来也对这样一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丑小鸭”嗤之以鼻。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才开始不断地走近她，尝试着理解她。然而，她就像云，像雾，让人无法真真切切地碰触，难以清清楚楚地读懂。
她，就是赛珍珠，一个把自己的幼年、童年、青年的美好时光抛洒在中国的美国女作家。
正像美国传记作家诺拉·斯特琳（Nora Stirling）所言，这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女性（A Woman in Conflict）”[1]。美国学者彼德·康（Peter Conn）也“发现赛珍珠是个苦恼、忧虑、内心矛盾和有局限的妇女”[2]。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她的内心有两个世界——传教士双亲的美国世界和令她心醉神迷的中国世界，还表现在不论从哪一种立场出发，她都很难得到人们完全的认同。中国人认为，让一个洋人来描绘自己当然不及中国作家写得那般真切；美国人则认为，一个美国作家写的都是中国人的事情，很难算得上是个地道的美国作家。唯物主义者认为，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本人也有传教士的身份，其作品肯定带有宗教偏见；基督教人士则认为，既然拿了教会的薪俸，却又偏偏要攻击教会，赞扬什么释迦牟尼，肯定是教会的叛逆。某些共产党人认为，她的作品批评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处甚多，她肯定是反共分子；某些国民党人则认为，她对蒋介石批评挖苦，而对共产党人则褒扬有加，她的政治立场完全是亲共。激进主义者认为，她对中国宗法制家庭大唱赞歌，思想极端保守；而保守主义者则觉得，她大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未免偏激……
这的确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她身上，中西文化不是互相隔绝地平行发展，也不是以某种文化为母体来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移植，而是两种异质文化进行着形态独特的相互碰撞、冲突、交流、融合，从而生成了第三种类型的文化特质。如中国古代哲人公孙龙所言：“二无一。”[3]由二者合成的复合体中，不再含有任何一个合成素。两种异质文化在赛珍珠身上的高度交融，形成了一种新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赛珍珠是各种矛盾冲突的产物，不如说是各种对立的价值观念、宗教意识、中西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赛珍珠的价值就在这里！
人类的历史早已表明，桥梁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从陆上到海上再到空中，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的劳动，建起了一座座有形的、物质的桥梁，从而扩大了人们的实践领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人们在相互协作共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又架起了一座座筑在大家心头的无形的、精神的桥梁，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赛珍珠，就是这样一座架设在中美文化之间的桥梁，尽管当代中国人并未充分认识到她和她的作品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民心态所决定的，当中国人从一个封闭的农业文化圈子里伸出头来看世界的时候，对于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各种观念，必然感到极大的不适应。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总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人，这往往会引起他们的不快。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喜欢把一种价值观念的真理性绝对化，而排斥其他的价值观念，这种心态与古时的“独尊儒术”并无二致。其实，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是人们在某一种生产方式、某一种传统文化的特定阶段形成的，它们都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并且也必然包含着谬误。“赛珍珠现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适应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世界中生活，要善于比较各自的优劣，撷其所长，弃其所短。
当然，赛珍珠也有她的局限性。尽管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尽管她可以用一种超越狭隘地域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但是她毕竟始终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描写中国，因而她的作品也就没有一些更具洞察力和现实关怀的中国作家对本国问题进行反思和揭露时表现出的深度和力度。毕竟旁观者的记述和为自己的生存而抵抗战斗的勇士们的呼号呻吟不可能是一回事。
之所以把赛珍珠比喻成一只丑小鸭，绝不是指她的身世与丑小鸭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仿佛这样的比喻就是把中国人比作低级而目光短浅的鸭群，而把她这个白人女子在中国长大最后又回到白人圈子里比成是白天鹅的回归族群。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丑小鸭”并没有从鸭群中学到些什么，它的一切长处都是它所属的天鹅遗传基因所赋予的。而赛珍珠却绝不是这样，她的成就以及她的全部灵魂世界，都是中国与美国这两种文化共同哺育的结果，离开了这种特殊的环境与背景，就不可能出现赛珍珠这样的作家，就不可能产生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她的“丑”，仅仅在于产生她的来自中西两方面的母体文化对她的怪异感到难以接受而已。然而从客观上讲，又唯有接受它，才能促进母体文化的进步。
1938年，赛珍珠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受奖辞中郑重地声明：“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4]在随后的演说中，她再次重申：“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国家并仍将住在那里，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5]的确，赛珍珠是重视中国的养育之恩的，尽管她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进程有着困惑和不解，但她那一颗热爱中国的心却一直跳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诗经》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对这样一位真诚又善良的友人，这样一位吸吮着中国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女儿，中国人民怎么可能把她忘怀？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曾这样说过：“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能象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也不会胡思乱猜，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甚至受到膜拜！”[6]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就会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在当今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时代，赛珍珠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东西方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日益凸显出其势所必然的重要性。我们理应更深入地发掘赛珍珠的价值，研究“赛珍珠现象”浓厚的文化意味和启示意义，进而在跨文化语境中思考中国文化的特征、前途与走向。(https://www.daowen.com)
赛珍珠是一位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视角的见证人，其文化基因的一半是中国，她的中国题材小说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浓缩了她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中国的学者最有条件和责任还原一个真实的赛珍珠。近年来，国内的赛珍珠研究者借助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揭示了其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但是，众声喧哗之下，过度阐释比比皆是，有些问题依旧被深深遮蔽。如何正本清源，拂去蒙在赛珍珠名字之上的浮尘，让她成为一颗实至名归的闪亮的珍珠，正是本书的任务。
【注释】
[1]Nora Stirling.Pearl S.Buck：A 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ew Jersey：New Century Publishers，Inc，1983.
[2]彼德·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前言”第15页。
[3]《公孙龙子·通变论第四》，见《公孙龙子校释》，吴毓江校译，吴兴宇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页。
[4]赛珍珠：《受奖演说》，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3页。
[5]赛珍珠：《中国小说——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王逢振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5页。
[6]罗伯特·彭斯：《致虱子》，《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