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乡”——镇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中国故乡”——镇江

王妈的文学影响——虔诚的基督教徒父母——中国老师孔先生——多元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和宽容性——两重世界——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母国”——在美国的四年大学生活——文学活动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同步

1892年6月26日,赛珍珠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希尔斯博鲁出生。在她之前,她的三个哥哥——弗朗西斯、阿瑟和埃蒂斯都生在中国且不久都先后夭亡并埋葬在中国,伤心至极的母亲执意返回美国,并生下了她。三个月后,赛珍珠随同她父母重返中国,在镇江居住并在这里长大成人,[1]因此镇江被称作是她的“中国故乡”。

赛珍珠是她的中国名字,其原名是珀尔·康福·赛登斯特里克(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关于赛珍珠这个名字,曾经有过不少误解。有人说,这个名字出自她对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崇拜[2];也有人说,姓“赛”毫无道理,按理应跟丈夫同姓才是[3]。其实,“赛”是根据她美国的家姓Sydenstricker而来,既然她的父亲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兆祥,那么赛珍珠姓“赛”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珍珠”自然是她的名字Pearl的意译。按理说,这个名字完全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地道中国风的姓名,反而被中国人认为十分俗气。[4]一方面,也许中国人在潜意识里把赛珍珠和赛金花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赛珍珠还没学会中国人的含蓄,把“珍珠”的意思说得过于直露,或许用“明珠”“丽珠”“鲛珠”等,中国人就会觉得高雅得多了。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和母亲凯丽(Caroline Sydenstricker)都是美国南方人,亲身经历过南北战争和重建运动,又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笃信《圣经》的传统教义。这两者都对赛珍珠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失败,使她的父母亲对美国本土的依恋性减少;而作为美国重建运动的参与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一方面能深深感受到美国人民勃发的勇于创业建功、开疆拓土的精神,一方面也深深受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及理想主义的激励。这直接影响了赛珍珠的父母当年的决定,离开美国而到贫穷落后、战乱频仍的中国工作一辈子,即使是经常随遇生命危险,他们也毫不退缩。来到中国以后,赛兆祥的足迹遍及杭州、苏州、济南、滕州、曲阜、靖江、丹阳等地。当他于1887年转至镇江工作时,根据赛珍珠的回忆,当时方圆数百英里范围内,他是唯一的传教士。她说:“在我父母身上,反映了他们一代人的精神,也反映了闪耀着夺目光辉的新生美国的精神——从战争硝烟中站起,坚信自己有力量拯救整个世界。”[5]他们单纯而又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人都能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那么中国人就能得到幸福,并将步入天堂。这种善良的动机至少与他们的亲身实践是统一的:他们忍受着亲生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夭亡的打击而坚持宗教慈善事业;他们在中国兴建起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使一大批穷人的孩子有机会掌握文化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6];他们在中国广结善缘,向很多弱者伸出援助之手……根据南京大学教授戴安邦先生的回忆,赛兆祥是一个非常“善良、慈祥”的人,他骑着马或驴在镇江各处传教,还经常把自己的坐骑让孩子们骑,可见他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处得极为融洽。戴先生说:“我们不必谈论宗教宣传的背景,作为美国的普通人民,他们的确都是十分善良的人。”[7]显然,这里存在着好几种评价标准:从政治标准出发,作为西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工具的宗教侵略,无疑应对其予以否定;作为文化交流重要渠道之一的传教活动,为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又值得肯定;而作为传教士本人的道德品质,无疑又提供了一个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赛珍珠父母的传教活动,应放置到具体的环境中,因时、因地、因人采用具体的评价标准。

赛珍珠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血统上看,她的父亲是日耳曼人的后代,属条顿人,她的母亲是荷兰人后裔,他们的家族都是为追求宗教自由才来到美国的。至于赛珍珠本人,则是从脱离母胎后不久即落在中国土地上,接受的是中国奶妈的教育,首先学会说的语言是汉语,之后才渐渐使用英文。这种把美国历史及中国历史的复杂因素,把欧洲、亚洲、美洲文化的丰富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家庭背景,使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色彩。童年经验以及受教育经历会对一个作家的成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往往给予作家一种心理定式,从而引导作家一生的发展方向。

赛珍珠在镇江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她的奶妈王妈。首先,她教会赛珍珠掌握了第一语言——汉语。幼年的赛珍珠可以自由地跟一群中国孩子“厮混”在一起,当孩子们骂她“小洋鬼子”时,她可以毫不客气地回敬一句“龟孙”以示自己得到了胜利。王妈的第二个功劳就是用大量的中国民间文学丰富了赛珍珠的心灵: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孙悟空护送唐三藏上西天取经的神话、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的神奇传说、太平天国“长毛”造反的令人心悸的故事……这一切都使赛珍珠的文学天赋得到培养。就像普希金、高尔基、马尔克斯、鲁迅等许多大文豪的身后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赛珍珠的文学启蒙老师就是王妈。

王妈对赛珍珠日后文学创作至少产生了下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引起了赛珍珠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使她日后能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其中,饮誉四方的《水浒传》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就出自赛珍珠的手笔。二是由于王妈身为“长毛”造反事件的亲历者,经她口传的这些民间传说确比历史书上的描写来得生动和真实。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方面固然对历史有所推动,另一方面又带有较强的非理性性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后一方面的特点在民间文学中常常被加以渲染,成为老人们哄吓孩子入睡的极好手段。终日陪伴赛珍珠的王妈,经常采用诸如“强盗来了”“长毛来了”这一类的传统“教育方法”也未可知,这势必造成赛珍珠对农民造反的恐惧心理。[8]在后的文学创作中,赛珍珠一方面极为同情中国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决然反对农民革命,这种看上去矛盾的态度,其最初的起源当来自儿时这些“听来的故事”。三是王妈作为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其身上具备的勤劳、坚韧、宽厚、待人以诚的朴素而高尚的品格,使赛珍珠对中国农民妇女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使她对中国普通妇女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探索妇女特别是中国妇女的命运,这一点成为贯穿她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

给予赛珍珠重大影响的当然还有她的父母,特别是她的母亲。由于远离美国本土,赛珍珠年幼时所受的西式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父亲教她拉丁文,母亲教她英文。但由于父亲终年在外从事传教活动[9],极少在家,因此教育孩子的任务全落在了母亲身上。这位非凡的荷兰女子,按照西方的传统习惯及传统文化来教育自己的女儿,使她从小接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让她懂得《圣经》的深意,也让她学会阅读莎士比亚的剧作,狄更斯、马克·吐温的小说以及其他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

除了文化教育,赛珍珠的父母在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对她本人的成长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宁愿与普通的中国人住在一起,也不愿住进租界里。赛珍珠后来如此感慨:

除几个传教士愿与中国人住在一起外,英、美和其他外国人都住在租界内。我父母不愿住进去,他们天性诚实,不愿去劝世人做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事儿;基督教所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和鸦片战争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使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他们不可能在高墙铁门内心安理得地生活,尽管那儿街道整洁,绿树成荫,也没有乞丐。我有这样的父母,真是我的福份。我没去过租界内那种舒适的范围狭小的生活,而是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在讲英语之前先学会了讲汉语,所交的第一批朋友也都是中国孩子。[10]

住处的选择充分反映了赛珍珠父母的民主意识及其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证明了他们的确是以真诚的宗教信仰和博爱之心来对待中国人的。这一选择的间接影响是使赛珍珠从小就能深入中国普通人民大众中,摒除当年西方殖民者中“白人优异”的种族偏见,从而为后来的创作活动找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宝库。

赛珍珠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把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生活实践的最高行为准则,也将通过传教活动回应上帝的呼召视为穷其一生的使命,这跟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宗教的幌子干其他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传教士们有着本质区别。赛兆祥自不必说,凯丽尽管没有接受过任何教会的委托,但她仍然陪着丈夫过着并不富足的生活,并且至死坚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那毫不虚伪、未加修饰的赤诚之心让他们的善良和仁慈显得异常真实。这样的精神境界也必然塑造了赛珍珠的灵魂,使她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一颗爱心,并对他们的苦难怀着由衷的同情。父母对赛珍珠的影响是如此深刻而有力,赛珍珠对比也深深铭记而永不忘怀。1936年,赛珍珠创作了两本关于她父母在中国传教生涯的传记体作品——《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和《异邦客》(The Exile),极为传神地刻画了两个忠诚、善良的基督徒形象,其中《异邦客》中描绘的母亲显然更多地流露出赛珍珠对她深挚的爱和发自内心的敬重之情。

镇江生活中的另一位老师是赛珍珠的中国老师孔先生。这位满腹经纶的老儒生是孔子的信徒,加上本人姓孔,自然更加觉得自豪。他给予赛珍珠的,应该是系统的中国文化和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孔先生的教学方法是十足“中国式”的:每次按时上门授课,手里总拿着一捆用黑绸布包着的宝贝似的书,师生按中国礼仪行见面礼之后,他便打开书,边读边讲解,举一反三,联系古今,展望未来。这种“串讲式”的教学法往往要追溯到孔子时代,虽然没有西式教学方法那样严谨,那样讲究心理科学,但这种即兴式、启发式的授课方式却具有明显的优点。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常常能给学生传授思想的闪光点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孔先生的授课对赛珍珠的知识文化修养起到了这样良好的作用。赛珍珠回忆说:

小时候从孔先生那里我学到了初步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事出必有因。没有偶然之事,或无因之果。最小的风也必有其起因。要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必须寻找其缘由,那原因也许需要追根求源才能见其发端,但总能找得到。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现状,绸缪未来,就必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历史。孔先生教诲我,命运不是盲目迷信,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愚蠢地等待可能发生的一切。[11]

孔先生一方面具有儒者的严谨,一方面又颇为开明,毫不迂腐。他善于教书育人,经常教导赛珍珠要谨慎谦虚,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他告诫赛珍珠:如果一个人想过得愉快,他绝不能高人一头。他说:“那些高人一头的人迟早要掉脑袋的。”[12]赛珍珠一生都保持谦虚的品格,和这一类自幼年就培养起来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不是没有关系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孔先生的房子被德国军队焚毁,但他并不因此而仇视一切白人,而是仍然按照儒家“尊师爱生”的准则行事,他语重心长地劝赛珍珠回国,劝她等到“正义”到来时再回来。孔先生心中的“正义”,并不是白人对中国人的欺凌,也不是中国人对白人的报复,而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的崇高理想。这一在各民族之间播撒友谊的思想对赛珍珠的一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妨说,赛珍珠为自己的人生所设立的价值目标就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建立起理解和信任,这一思想的取得当然部分地得益于孔先生的教诲。

赛珍珠的知识结构从童年时代起就呈现出复式平行的特点,这使其从小就能站在多种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上,进行较广阔的比较和思考,使其在长大成人后拥有对多元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和宽容性。关于这一点,赛珍珠有一段自述: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我猜想孔夫子与我们所说的天堂里的上帝一样,是圣父。供满神像的庙宇我见得多了,所以也就相信所有这些神,他们当中我尤爱大慈大悲的观音,她容貌端秀,风度优雅,面目慈祥,内心善良,对所有的女性都充满了仁爱,可以肯定,她还有一个妹妹,即圣母玛利亚。[13]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幼小的赛珍珠的心目中,基督教、儒教与佛教是混合在一起的,并且发生了一体化的联系。

赛珍珠的童年生活,还充满了友谊和欢乐。她有许多中国朋友,她和他们一起玩“过家家”,并被带到他们的家里,分享欢乐和忧伤。他们最常玩的是一种叫作“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赛珍珠回忆说,在游戏里,“有人扮演世界警察和强盗:中国人和所有善良的亚洲同盟军与西方帝国列强打仗,战争无穷无尽。作为唯一的美国人,我的职责就是在仗打到白热化时站出来,给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等援助。你看,半个世纪以前,一群亚洲孩子们玩的游戏,以后却变成了现实。巧就巧在,一个黄头发美国孩子在他们中间正代表了她的国家”[14]。这一番话自然带有玩笑的性质。其实,幼年的赛珍珠在和中国孩子玩游戏时,谁也没有把她当成是外国人,以至于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认为自己与那些中国孩子有多大的区别。

除了这些可爱的小朋友,赛珍珠还有许多关心、爱护她的中国大朋友。根据她的回忆,在她八岁时,由于她不敢承认弄坏了花匠的一把锄头,父亲生气地打了她。站在一旁的花匠怕她再挨打,连忙承认是自己弄坏的,可是父亲因为是亲眼所见,并不相信花匠的话,反而打得更厉害了。这使得一向爱护赛珍珠的花匠难过地哭起来。这类事还有很多。赛珍珠无比幸福地说:“我拥有许多人的爱。……仆人们溺爱我,几乎宠坏了我,遇事总是袒护我。如果母亲给我一项任务,作为必要的惩罚,我只需面露沮丧之色,我的中国阿妈就会悄悄替我完成。假如事情需到户外去办,那么,园丁或是厨师的帮手就会去处理,而厨师自己在紧要关头,也会帮我一把。”[15]

镇江的童年生活,对赛珍珠而言还有另一种魅力,那就是这个东方神秘世界独特的风土人情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她喜欢吃用扬子江中的“芦苇叶”包的糯米粽子、切成一瓣瓣的咸鸭蛋,还有秋天的螃蟹、小贩们卖的芝麻糖……她喜欢过中国人的春节、元宵节,那时她便可以拖着点了蜡烛的小兔子到处玩。她还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在春天放风筝,用鸟笼养鸟玩。她陶醉于这些游戏和节日里,每到这种场合,她觉得自己真不是一个外国人了,她的中国朋友们也不觉得她是个外国人了。

镇江,承载着赛珍珠美好的童年。尽管她生活在双重世界之中,但由于这两重世界暂时还处于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它们在赛珍珠身上所起的作用、所施加的影响都是辅助互相、相互促进的,而她自己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并进行了很好的自我调节。“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世界的门。”[16]

赛珍珠就在这样充满甜蜜与友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她和平宁静的生活也许还会持续下去。然而,1900年春天发生的事情,使她那原先联结在一起的两个世界终于破裂了。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步步紧逼的侵略,以及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反抗,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的流血冲突。对待这一历史事件,应该说,赛珍珠一家人的态度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同情和理解中国人民的遭遇和反抗。赛兆祥曾严肃地对女儿说:“试想一下,假如自己国家被一些陌生人骚扰,由他们发动战争,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把国宝一点点盗去,你还得割让土地,交出铁路经营权……我们又会怎么办呢?”[17]他们一家也懂得,这场侵略使中国面临肢解的危机,法国占领了越南,又觊觎广州,英国占领了威海卫,德国占领了青岛,俄国则占领了大连,这些地方名义上是租界地,但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应该说,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赛珍珠一家唯一的困惑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加区分地把他们同那些罪恶的白人扯在一起,对他们也加以报复。当然,这仅仅代表当时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这样对待一切洋人。事实上,王妈曾护送九岁的赛珍珠到英国驻镇江领事馆躲藏,而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偌冰心女士(Miss Robinson)以及亮先生、贺医师(Miss Holoore)等美国人也都曾到“可靠的”中国师生家里藏匿。[18]

1900年的夏天,当八国联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愈来愈大的愤怒而导致排外情绪更趋严重时,赛珍珠一家不得不离开镇江老家,乘船来到上海。当他们几个月后返回镇江时,发现危险还未去除。1901年7月8日,他们去往美国。这是赛珍珠自来到中国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母国”。[19]至此,她才真正把自己和在扬子江边日夜想象的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两个祖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次短暂的归国,第二年春天,当她的哥哥大学毕业后,他们全家又返回了中国。这一次,母亲郑重宣布,今后不管她丈夫到哪儿去传教,她和她的孩子都将留在镇江,因为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他们已经搬了二十几次家,她实在是搬怕了。就这样,凯丽坚守了这一决心,直至最后终老于镇江。

这次返回镇江后,母亲让赛珍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赛珍珠曾受教于崇实女中的柏秉节先生。[20]因为此时,原来请的家庭教师孔先生去世了,家里并没有继续为她聘请中国教师,“只准赛珍珠每周两三次去教会和中国女孩一同求学”[21]。当然,这种求学只能是旁听,并不正规。崇实女中是赛兆祥所属教会管辖的,母亲这样安排,或许是因为女儿渐渐长大,需要进一步和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并且,在自己人办的教会学校里读书,也可以放心一些。同时,母亲继续为她教授美国历史、文学以及英国文学等。为了让赛珍珠熟练掌握英文、增进文学艺术修养,母亲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赛珍珠说:“我的母亲在这儿教诲我,准备我进大学,给予我所有一切。她什么事情都教我,并且使我对于音乐、艺术和发生兴趣。尤其重要的,是她教我了解了文字上表现的美,和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意思出来。别的美国孩子们有社会、学校、教堂和一切,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我有我的母亲,也就没有失去了什么。从我很小的童年起,她便教我把看见的感觉的事物用笔写下,她又帮助我到处观看美。没有一个礼拜我不把我的所写的东西给她看的,她也不惮烦的,而且很是仁爱的她的批评。我从她所获得这样的深厚,若不提到她,那是够多么罪过啊!”[22]

1907年,赛珍珠十五岁,母亲把她送到上海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是由一位英国人朱威尔小姐开办的,就像许多小说都会描写的那样,这一类白人教会所办的学堂里常常有一些性格乖戾的妇女,她们褊狭的心胸常常会使学生蒙受极大的痛苦。赛珍珠由于自小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深受两种文化的熏陶,眼界自然比朱威尔小姐来得开阔。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她就不可能按照基督教会的古板要求来行事,特别是她对待中国佛教兼容并蓄的态度,在朱威尔小姐看来,无异于异教徒。每当朱威尔小姐对赛珍珠说:“你是有罪的!”而且责令她去忏悔祈祷时,尽管赛珍珠表面上不得不服从,但内心深处却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压抑。不过这所寄宿学校也给她带来了收获,因为朱威尔小姐要在学生们心中培养起“善良”的感情,所以学生们要经常性地做很多慈善工作,这些慈善工作既包括收留那些不堪受虐待而被迫逃亡的中国女仆,也包括收留那些因生活所迫而沦为娼妓的白人女子。在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赛珍珠深入了解到她们不幸的身世和遭遇,这为她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某些原型或灵感。这段寄读学校生活并未让赛珍珠感到轻松愉快,母亲也认为过多地从事慈善工作而忽视文化学习对赛珍珠的成长也没有多大好处。这样,第二年春节,赛珍珠就中途辍学了。

1909年,赛珍珠十七岁。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他们一家取道西伯利亚回美国。1910年9月,赛珍珠进入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学习。一开始,她那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常常使得同学们惊诧莫名,这种态度给赛珍珠带来了困扰和愤怒。而这所学校的其他方面也不合她的胃口。她说:“我在大学里没有享受到什么了不得的生活,大学太狭窄了。我不能懂得女子们大谈特谈的人生,我的生活离开她们的很是遥远,犹如在另一个星球上似的。可是不久以后,我尽力学习去显得我是和她们一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因为随便是谁,只要听到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一定会睁圆了双眼表示惊讶的,这个很使我激怒。”[23]尽管如此,沉静温和、谦虚克己的传统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进取精神在交汇之后仍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优势让赛珍珠脱颖而出。她开始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并被选为班长,同时入选了学校里重要的组织——女生联谊会。在此期间,她已为校刊编写故事,发表文章,开始她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试笔阶段。

1914年,赛珍珠获得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的学士学位。此时她的母亲患了重病,重视孝道的赛珍珠在接到消息后,决定立即启程返回中国。但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她的行程,因为所有出国的船全部停开了。但等到条件甫一许可,赛珍珠还是说服了长老会域外委员会准许自己回家。“于是我便只身跨越千山万水,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国家。中国,在我离去的四年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又一次用汉语思维了。”[24]

在美国四年的大学生活,赛珍珠暂时关闭了那扇通往中国的心灵大门,并且一直用她的第二语言——英语说话。即便如此,她那牢固的中国“根”仍在处处起作用,甚至在她返回中国的船上,一位美国青年还纠正过她英语发音中的中国音。这次回中国,虽然是由教会委派,但赛珍珠对传教工作并不感兴趣,她坚决要求当一名教师。这是因为,她对教会的工作感到不满,而且她认为自己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使她不可能去宣扬自己的宗教优于别人的,她知道世界上许多好人并不是基督徒。其后的两年,赛珍珠将大部分精力用来看护母亲,恪尽孝心。她一面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一面在镇江一所中学里教授英语。[25]赛珍珠曾经教过的学生尹珍珠还回忆过当年的情景。[26]此外,赛珍珠的生活就是和中国人谈心。她说:“这其间我寻求的唯一娱乐的方法,便是长途的散步,和同中国朋友谈心,这是我的快慰。”[27]

从这些交谈中,赛珍珠了解到,在她离开中国期间,中国的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了。此时,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建立,全国处于权力真空中,各地的军阀势力山头林立,中国正处在激烈的震荡之中。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业已开始,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对几千年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的狂飙运动正席卷神州大地,这一切都吸引着赛珍珠的注意。在此期间,她开始研究起中国小说来。对于文学的爱好,是赛珍珠自幼就形成的。而现在,当她在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西文学名著并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后,从事文学创作的计划便正式确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的文学活动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同步的。

在这一阶段,赛珍珠的人生道路上碰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她的婚事,一件是她母亲的去世。(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人总是喜欢对成年女子的婚配表示过多的关心,因而促使赛珍珠匆匆地进入了婚姻的圈子。尽管赛珍珠是白种人,当地的中国朋友也仍然要不停地打听,帮着出主意。事实上,当时在她周围可供选择的白人男子为数极少。她的父母似乎也变得十分中国化了,对女儿的婚事相当操心,经常与一些中国朋友商量,张罗着为赛珍珠“找对象”。然而,此时的赛珍珠,毕竟观念上已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自主意识非常强烈,她为此甚至还和父亲发生过一场争吵。这些琐事很可能加速了赛珍珠对男偶的选择。这时,一位来自纽约州北部的美国青年,在江西庐山的牯岭与她相遇了,她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与他成婚。这个青年就是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1891—1975),一个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业专家。他也是受长老会传教团的委派来中国的,既从事传教工作,又推广美国的农业技术。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失败的婚姻。

第二件事是母亲的去世。此前,经过赛珍珠两年的悉心照料,凯丽的病体已经基本康复。但是到了1921年10月,她的心脏病又发作了,这次迎接她的是死亡。她的遗体被葬在镇江外国人墓地,在这里还有赛珍珠那已经死去的小弟弟的坟墓。在公墓的一角,他们为凯丽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安身之处。

同布克的婚姻揭开了赛珍珠人生的新的一页,这成为她人生高潮的开始;而母亲的去世则象征着她在镇江情感世界的结束,这里不仅埋葬着她的母亲,也埋葬了她许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注释】

[1]关于赛珍珠来中国后首先居住在何处的问题,大多数的传记记载以及赛珍珠的自述都承认是在镇江。有一种说法,认为赛珍珠到中国后首先是到了岳州,见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一文(载《现代》三卷五期,1933年9月,第641页),文中称:“她幼年时,从岳州迁到镇江。”

[2]“‘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张英伦等主编《外国名作家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502页]。

[3]“比尔·布克(Pearl Buck)女士(通称赛珍珠),比尔确是‘珍珠’,Buck不知何以‘赛’,理应叫布珍珠。”(章克标:《林语堂在上海》,《文汇月刊》1989年10月)

[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中国人,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认为“赛珍珠”这个名字太过俗气,只会使人想起青楼歌妓。只胡仲持的看法较独特,他说这一姓名“于一位熟读中国古代传奇,惯写中国平民生活的女小说家倒是极适当的”。(载《〈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一文,《文学》一卷五期,1933年11月)当时许多评论者在提到这个名字时,不得不事先解释其来龙去脉,后来,干脆按照英文习俗称呼,叫她“勃克夫人”“布克夫人”“巴克夫人”。

[5]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页。

[6]例如,金陵大学(后为南京大学)的戴安邦(1901-1999)教授承认,他小时候因为想识字,当地又没有学堂,父母就把他送到赛兆祥的教区教会学校去学习。戴安邦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学家,我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之一,致力于化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七十年,培育了中国几代人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7]1991年4月17日戴安邦对汪应果的谈话。

[8]赛珍珠说:“我必定不要忘记我童年中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国老奶姆。这个照应我们大家的人,她和我们同住了十八年。她对我讲述她的童年故事,和她自己生活过来的‘太平天国’的恐怖。”见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6页。

[9]赛兆祥的工作地点虽然在镇江,但他经常要到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分教堂轮流布道。

[10]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8页。

[11]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52页。

[12]同上书,第47页。

[13]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46页。

[14]同上书,第5页。

[15]同上书,第8页。

[16]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官林等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9页。

[17]同上书,第33页。

[18]镇江市二中校史组:《私立崇实女子中学始末》,载《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内部资料),1988年6月,第144页。

[19]赛珍珠说:“我幸而有两个祖国,……倘使美国是我的母国,将肉体给我,那么,中国便是我的父国,将精神和心思给我。”见赛珍珠:《新爱国主义》,林疑今译,《论语》第二十七期,1933年10月16日,第151页。

[20]镇江市二中校史组:《私立崇实女子中学始末》,载《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内部资料),1988年6月,第144-145页。

[21]陈映真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分家》,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第293页。

[22]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5页。

[23]同上书,第896页。

[24]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06页。

[25]在此期间,赛珍珠究竟在哪所中学授课,至今说法不一。根据作家本人回忆,是在一所“新建的男校教课”,并且“指导十七至二十个为参加其他学校的各种类型的工作而受训的中国年轻妇女”。见《我的中国世界》,第110页。

[26]《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1988年,第145页,称:“1914年至1917年在镇江崇实女校教授英文。受教于她的学生本市今仍有健在者年已九旬之尹珍珠老人。因为赛珍珠曾帮助其妹调动工作,出于感恩,其父改了她的名字为珍珠。”

[27]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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