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生活之旅——宿县
含光农业中学的失败实践——灾荒频仍、民风粗陋且又生命力顽强的生活情景——兴办教会女子中学—原生态农民的原型——对中国农民的看法——对共产党的态度——孤独而寂寞——为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鸣不平
1917年至1922年，赛珍珠随同丈夫布克生活在安徽省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赛珍珠已向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申请了一个传教士妻子的任命。固然这个任命可以增加薪水，但更重要的是，赛珍珠依然把自己当作长老会的合格成员，二十五年的宗教训练已经让她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信仰，加之对母亲的忠诚要求她继续尊重这种信仰。布克接受基督教长老会的委派，来宿县推广农业技术以及从事教育普及工作。
那时的安徽北部农村，一切保持着几乎凝固不变的封闭、落后的农业文化传统，对于一个白人女子，这会在心理上产生怎样强烈的投射是可想而知的。赛珍珠对宿县的风物人情是这样描绘的：
我以前从未到过华北，这儿与江南全然不同，其自然景色在我看来十分陌生。这里不再有宽阔的长江流域的绿水青山。从窗口望去，高高的堤岸上屹立着威严的城墙。四方形的城墙上，每个拐角处都有一个砖塔，墙下是一条护城河。巨大的木头城门是用铁板加固的，昼开夜闭，以防土匪和散兵游勇。城墙和护城河外，伸延着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面点缀着一些貌似土丘的东西，其实那都是村庄，那里的农舍是用当地的浅沙泥土垒起的。在冬天，你看不到一丝绿。所有土地和房子都是一种颜色，甚至所有的人也都是一种颜色——阴郁的暗褐色——那似乎永不停息的风，把微尘刮进人们的头发和皮肤之中。妇女们好像从不洗脸、洗衣服。我发现她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倘若一个妇女打扮得很整洁的话——头发后梳，很光滑地盘起，穿得不是普天一色的沙土色或淡蓝色粗布衣，而是其它什么颜色——那她就会被疑为妓女。……当时在我看来，这是十足的丑陋景色，为适应它，我颇费了些时间。当我看到千人一面时，总觉懊丧。[1]
尽管如此，赛珍珠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并和当地农民们打成了一片。这段生活对于赛珍珠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她那闻名于世的《大地之家》（House of Earth）三部曲（中译本名为《大地》三部曲）以及其他众多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这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汪应果先生曾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寻访了那些在宿县与赛珍珠相熟或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线索。后来，随着这些人的相继离世，这些记录显得越发珍贵。根据查访的资料[2]，赛珍珠与布克最初是住在宿县的东南关李家园，也就是赛珍珠在自述中谈到的那四间小屋的所在地。当时的教会人士集中住在距李家园西北方向二百米远的葛家园南边的福音村。布克与赛珍珠先在这里办了所学校，叫作含光农业中学，这是一座男子中学。当时他们（应该说主要是布克及当地教会人士，赛珍珠只是协助丈夫的工作）想改革中国的教育，改变当地传统的私塾教育体系和经史子集等教育内容，而代之以西方的实用科学。考虑到中国传统都是男子上学，他们决定先办一所男子农业中学。然而这个计划很快便失败，原因是当地中国人都不愿送男孩子来学习农业。他们认为，自己祖祖辈辈都种地，为什么还要专门向洋人学。（赛珍珠的小说《儿子》中王虎不愿让他的儿子王源上农业学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含光农业中学只办了个开头，就中途解散了。
与此同时，教会让布克在含光农业中学的东南方——三里湾西北的庄村购置了百十亩[3]地。并在这里办起了农业实验场。实验杨的全称是“南京金陵大学合作宿县基督教长老会农业实验场”，布克任实验场主任。严格说来，赛珍珠与金陵大学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正式确立了。
在这段时期，赛珍珠的主要兴趣是装饰自己的房间，找中国农民交谈。据她自己回忆：
我极易被周围的事情所改变、所吸引，这一直是我的缺点或者优点——时至今日我仍然弄不明白——我很快就发现了许多可做的事和可以自娱的事：我爱上了做家务和种花。把那几件简单的家具在四个房间里搬来移去，在家里挂上黄色的中国丝绸窗帘，画几幅画贴在墙上，设置两个书架，侍弄花草……所有这些都十分有趣。住在一个中式瓦房里而非教会洋房里，倒使我很高兴。瓦房只有一层，这样，花园就似乎成了房子的一部分。[4]
赛珍珠如此喜爱她在宿县最早的住处，可惜人们再也看不到原貌了。这座被布克夫人精心布置的房屋后来被教会扒掉了，现在只能根据丁震亚老人的回忆来做一些补充性的想象。他说，布克夫人的住房的确设计布置得很美丽，连房屋带院子共有十几亩，房子的南面安上了玻璃墙，颇有点像花房的构造，里面种花、养鱼。这大概就是赛珍珠所说的“花园就似乎成了房子的一部分”的缘故吧。
应该说，布克到中国之后工作是相当勤奋的。含光农业中学的实践失败并没能挫伤这个美国小伙子的志气，紧接着他又推出了新的变革方案：推广“洋”种及农业机械，推广美国的先进农业技术。他带来了美国的稻、麦、大豆、玉米等几十种不同作物的种子，但由于土壤、气候不能适应，皆不能成活；他又在宿县北关外北校场打了一口机井做示范，由于当地还没有电，他只能用牲口来拉，一口井可浇三十多亩地，这在当时的确是了不起的成绩，但由于当地农民单家独户没有财力打这样的井，最后也没能得到推广；最能体现布克浪漫主义幻想气质的是，他发现当年宿县地区流行的一种叫作“太平车”的运输工具，用牛或马拉，每车至多只能运五百公斤，效率实在太低，于是布克就自掏腰包在美国购得了一台履带式拖拉机，这种车尽管是铁轮子，但并不会把地压坏，而且载重量也大，但仍然没有人能买得起。布克的这些活动，赛珍珠也是参加的，尽管她对这些农业机械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中国农民对美国农业技术的态度却吸引了她，她借此可以深入到农民当中去，了解农民内心深处的想法。布克这一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原因就是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犯了大多数美国人经常犯的天真的错误。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这样的国度出来的年轻人，一下子跑到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度里生活，而且还企图运用美国的观念来影响这个历经沧桑的国家，虽勇气可嘉，但也确是有些异想天开。也许正是这一系列的失败，才有可能使赛珍珠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入。其实，上述的这些失败经历在《大地》三部曲里王龙的孙子王源学农的情节中就有所体现。
对于赛珍珠的创作而言，宿县五年生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镇江及其后的南京生活时期，这不单是因为她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取材于宿县的所见所闻，更重要的是宿县加深了她对中国农村的理解，那种灾荒频仍、民风粗陋且又生命力顽强的生活情景是与江南农村的纤巧旖旎大相径庭的。然而遗憾的是，赛珍珠本人对这一段生活写下的回忆文字并不多，更多的则是把在这里的见闻化入其创作中。如今，我们能见到的，主要是她的自叙体散文《我的几个世界：一部个人的纪录》（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中译本译为《我的中国世界——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自传》，简称《我的中国世界》。以下正文中提及本书时，不采用中译本书名，均采用《我的几个世界》这一学界通用的书名）中的一些片段。她曾帮助一个美国医生为难产的农妇接生，曾和一些农村妇女深入地交谈，她也经常到更偏远的农村了解民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烟尘笼罩着欧洲大地的时候，当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的时候，这儿的一切犹如世外桃源，永远迈着千古不变的凝滞的步伐。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生活，赛珍珠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我内心很孤独”。[5]为了排解这种压力，她只好更加频繁地找中国人谈心，更多地外出访问。这一时期她到底去过哪些偏远地方，已无从考证。根据丁震亚老人的回忆，赛珍珠可能去过安徽怀远县，难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报刊资料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赛珍珠曾生活在怀远。[6]怀远的教会势力当年远超宿县，他们办的民望医院、民生医院都比宿县的大；他们办的教会学校叫作含美中学，规模也比含光中学大得多，而且是男子学校，这无疑对于惨遭失败的含光中学具有示范意义；他们后来还办了一所怀西完全中学（含女子部），老舍先生还去讲过学，也许从那时候起，老舍与赛珍珠就有了联系也未可知。那时，怀远和宿县两个教区间有着广泛的人员交流。
真正吸引赛珍珠的事业是兴办教会女子中学，这是在含光中学失败后的又一次尝试。由于男孩子不愿意学农，于是教会就想法子吸引女孩子来上学。当时的中国，女子上学极为困难，女子中学的建立为社会提供了满足这一需求的手段，因而上学者甚众，这一实践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这所学校叫作启秀女子中学，后来教会还创办了启秀女子小学。
启秀女子中学地处南关，靠近当时的教会医院——民爱医院。为什么要在这里建医院和学校呢？
当时封闭落后的宿县，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极为混乱。管理宿县城区及四郊的行政长官是按照宿县城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来划分的，南边的地段就归宿县南关镇长管辖，而宿县东南的地段就成了东关、南关皆管不到的“两不管”地区，也就成了土匪袭击、洗劫的目标。当初西方教会人士到宿县后，当然也考虑到了安全的因素，但无奈在南关、东关都买不到地皮——当地的中国人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狭隘爱国观念，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也绝不愿把地卖给这些碧眼隆准的“洋人”。一段时间之后，住在东南关内的李姓一家人愿意卖房卖地，原因是，李老大的母亲是他爷爷收养的孩子，爷爷没有儿子，这家人的孩子皆非亲生，老一辈觉得自己的财产得不到亲子的继承，不如挥霍掉为好。于是，不问是否是洋人购买，只要多出钱就可以。这样，教会才有机会从李家手中以较高的价格买得地皮，在宿县立住脚跟。这也就是赛珍珠当初居住的四间平房的由来。
然而，东南关的地段毕竟很不安全，教会不得不买通南关镇长，在南边买地，以便得到南关镇长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赛珍珠要从东南关搬到南关。新搬的住处就在启秀女子中学的后面，房屋建筑完全是西式，不光是布克夫妇在此居住，以后还陆续来了美国人柯小姐、文小姐、瑞小姐。教堂工作人员也相应地有所增加，来了贾牧师及胡牧师两个人。（可惜的是，这些人的英文名字已不得而知。只知道胡牧师名叫Hood，中文名字叫胡威德。）当然，南关只是相对安全一些，旧中国遍地匪患，今天的中国人对此已无法想象。比如，有一次土匪就打进了南关，当时赛珍珠已到了南京，屋子里只剩瑞小姐一个人。土匪团团围住了他们住的那幢洋楼，喝令瑞小姐开门。瑞小姐坚决不从，土匪隔门开了一枪，打断了她的腿，然后洗劫一空扬长而去。
开始，启秀女子中学由赛珍珠负责，在《我的几个世界》一书中，她提到她曾邀请一位和她在镇江就结识的好友来这里任教的事。结果这位女朋友因不习惯宿县的饮食而辞去了教职。之后该校由美国人文小姐任校长。第一批教员请的大多是当地的士绅，如最早的语文教师名叫邵体忠，是当地的老拔贡。这种中西一体的教育机构在教学方法上必然也是五花八门。由于赛珍珠自小受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因而颇得师生们的拥护和爱戴。到了文小姐任校长时，也许是新思潮已影响到本地的缘故，学生反抗校长、教师的行为屡有发生，对其中一些有种族歧视思想与言行的外国教师，学生就公开骂他们是“洋狗”，但对正直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学生们仍极为尊重。当然，赛珍珠，连同一位美国医生惠大夫，也颇受大家尊重。
平心而论，这所教会中学在愚昧落后的农民中间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其启蒙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有些事情大概也出乎教会的意料，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宿县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人士都是从这所中学的师生中诞生的，另一些学生如杨梦生、娄静舟、张雅清等当时就成为该地区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后来都积极从事进步的爱国活动。
这所女校的领导权真正转入中国人手中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收回教育主权，所有教会学校校长一律由中国人担任。在这一形势下，接任文小姐的是一直在启秀中学与赛珍珠共事的冯玉淑小姐，在她的领导下，赛珍珠开创的教育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介绍启秀女子中学的情况，是为了加深了解赛珍珠在宿县生活期间的思想和活动，有助于全面评价其人、其作。宿县地区的农村为赛珍珠提供了中国最广大处于封建制度下极端蒙昧落后的原生态农民的原型，正是在这里，她才切切实实地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后来有些中国人批评赛珍珠的作品歪曲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或是有辱于中国农民的光辉形象，其中的原因首先要归咎为当地生活的滞后以及农民的“不争气”。正如赛珍珠所说：“令人不胜诧异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惊心动魄的政治动荡竟丝毫也未波及到我们这里。生活像革命前一样宁静。”[7]如此的一潭死水的确要“归功于”清政府封建专制主义的控制及其愚民政策的摧残，然而它也为赛珍珠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与解剖的模型和标本。可以说，赛珍珠对中国农民问题思考的结论，绝大多数是在这里做出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看法是矛盾的，特别是她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她私下里同朋友的谈话，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她多次声称要为“敬爱的中国农民和老百姓”而写作，对中国农民的热爱应该说是她思想中的主导方向；然而另一方面，她对中国农民的缺点认识也相当深刻。丁震亚回忆了他青年时期与赛珍珠的一段对话，他说：
我后来到南京求学，去找她。她把我当成是家乡来的家人那样地接待我，见面就问长问短，还关心地问起宿县周围的农民生活情况。我告诉她，她原先住的李家园一家兄弟几个在吵架，他们的上人把房子卖了以后尽情地挥霍，几个儿子也一样。现在是李老大整天抽大烟、赌宝宝，反叫他老婆出去挣钱，他们的地不论麦子、谷子或是玉米都种不好，生活很苦。我就说：“中国农民太穷了，要有几个钱就好了。”赛珍珠一听，说：“不对，你们中国人即使是上等人也都不干事情，农民也一样。像这样的人不能有钱，他们越有钱越糟糕！没有钱还好管理一些，越有钱越惹麻烦！中国人有了钱就只能去赌、去嫖、去抽鸦片……”她又说：“中国和美国就是不一样。你们用牛拉车，我们也用牛拉车，但是你们是有人往前拉，有人往后拉；而美国人却都使劲往前拉，尽管我们也有坏人。在美国，有学问的人发明一种东西出来，大家都拥护，都鼓励，而你们呢，大家没有发明东西还好一些，如果有人发明出来了，大家非但不支持他，还要反对、刁难他，包括那些有名望的人，都会纷纷出来阻挡他，所以至今你们用的磨子还是几千年前传下来的老石磨。”(https://www.daowen.com)
我听了她的话，很气愤，觉得是把中国人看扁了。她只是笑。后来，我从金陵大学毕业，这一年大发明家爱迪生死了，大概是活到七十二岁，金陵大学师生在礼堂里开追悼会。这时候我在门口碰到了赛珍珠，我对她说：“你说的有道理。爱迪生幼年时就很穷，但很有志气，可见人要向上并不在有钱没钱上。我要站在改造民族的立场上来理解你的那些话。”她听了还是笑。很显然，她是爱护我们国家的。[8]
以上这段从未披露过的谈话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赛珍珠的思想。不妨说，中国农民的正面与负面，赛珍珠都是在宿县得到深刻认识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安徽宿县地区就有人开始活动。根据丁震亚的回忆，当年的西方教会人士都一致地反对共产党，后来又一致地鼓动蒋介石到江西“剿共”，但是赛珍珠却从未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来，她当然知道教会的态度，也肯定知道发生在她眼皮底下的女校内激进的学生活动，但她就是没有提起它。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她对共产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在她的《我的几个世界》中，针对宿县妇女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话：“我相信，假如共产党人不了解中国妇女，没有精明地使她们发挥优势的话，他们是不会夺取政权的。几年前，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两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曾在苏区迫降，后又被释放了。在苏区一个村庄停留的几周内，他们颇有兴致，也颇感遗憾地看到，妇女们干起活来像一团火，热烈拥护新政权，而这仅仅是因为共产党救助了她们的孩子：用少得可怜的一点药物和食品。然而这对于从未得到过关心的中国妇女来说已经够了。她们对此感激涕零。两个飞行员最后说：‘我们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们本可以做得比这好几百倍。’”[9]这段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字尽管已打上了麦卡锡时期所特有的反共思想烙印，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当年面对宿县的广大农村妇女，赛珍珠对于共产党人的活动已在进行认真的思考。当然，那个时候她并未估计到共产党日后会取得胜利，但至少在当时她对共产党也并没有任何的恶感。这表现出赛珍珠尽管属于基督教会的人士，但她的思想往往能够远远超出一般教会人士的狭隘眼光。尽管她是白种人，但她却鲜有当时白种人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普遍偏见；尽管她生活在极其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民当中，但她却安之若素，并对周围的农民们怀着真诚的爱。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很多事情不比较一下是看不清楚的。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混乱肮脏，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低下，不妨看看当年的一段评论：“……欧美人……他们早把今日的中国人看做是文化最落伍的民族，所以从没有把我们放在和自己同一的平衡上，而把我们看做与非洲的土人同样是不长进的富于原始性的初民。由于这一种不平的见解，近代历史，已告诉我们许多被西洋人看做是落伍的民族，因而受到种种的压迫和侵略的事迹。”[10]用当时的语言说，中国只是“次殖民地”，中国人的境况只是比殖民地国家被洋人奴役的奴隶们略好一点点而已，想要赢得国际间的平等与尊重是不可能的。赛珍珠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对中国怀着友爱之心。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她的父母以博爱精神对她进行教育外，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她从小就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早就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中的一员。否则，她能够适应宿县五年的生活，这在外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还是用赛珍珠本人的话为她这一阶段的生活作结吧。
这五年的日子是在最富裕和最贫困的人群里过活的。有一个时期，我们是那个城市里和乡间的绝无仅有的白种人；而且在那儿我们白种人从来没有超过六个人的时候。所以我的生活是常常混杂在中国人群中的。在这儿我和那些人民来往，因而得着了最深切、最亲密的了解他们的人生知识。已经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所以我有比前较多的自由和他们往还了。中国妇女也就把我当作妇人对妇人，朋友对朋友的谈心了。我有好几个最要好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在这几年中结交的，她们现在仍是我的朋友。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生活是极其充足了。我曾经遭过一次患难，意思是只那一次；我们在土匪攻城的混战中，流弹像成群的鸟雀一样稠密的在我们城内的小的中国房子上飞舞，有时我们下乡去，或是步行，或是因为路途太远了，我坐轿子，我的丈夫骑着他的脚踏车。我到过些女人从未到过的地方，我相信，我若是提出来作为谈话，恐怕几个星期是够谈的。[11]
以上这段话是她本人对宿县生活一个恰切的总结。虽然结交了一些中国妇女朋友，但大多数时候，赛珍珠的生活还是孤独寂寞的。但正是这份孤寂，带给了她成为一个使世人瞩目的大作家的必备条件。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孤寂使赛珍珠能沉湎于观察和思考，诚如海明威所说：“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12]宿县五年的生活之所以能为赛珍珠日后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其代表作《大地》之所以能在这里获取灵感，恐怕正是这种孤独的生活环境所助吧。其次，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培养了赛珍珠谦虚宽厚的品质，坚定了她那一生为之奋斗的在各民族间联结友谊之桥的宏大理想。她曾说过：“在每个国家间总缺乏彼此间的重视——我曾在中国遭受厌恨，因为我是白人；在美国，人民嫉视Negro，因为他是黑人。由此我明白了担任解释推断者的应具资格。首先最重要的是谦卑有礼的精神，以及深思好问的精神，可使一个人常常获得知识的源泉，常常对个己的知识怀疑而能作进一步的推断。其次，每人都坚定不变的，便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及文化，与其用言语来解释，远不若用行为来解释。言辞、著作，是重要而且有影响的，但它们只能浸濡于谦卑的精神里，在真实的根源支持之下方会发生影响。”[13]作为一个日后生活优裕的白种人，赛珍珠能始终如一地热爱中国人民、支持美国黑人，这当然与她自小在中国感受到的友爱与温暖有关。同时，赛珍珠也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厌恨，正是在一次次的“排外”的偏见中，她切身体验到了民族歧视的不合理，从而决心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鸣不平。这就是宿县生活于其一生的重大价值所在。正是这一片贫瘠的土壤，奠定了赛珍珠成为一个大作家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注释】
[1]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44-145页。
[2]以下文中提到的一些资料，大多来自原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丁震亚先生，还有部分来自南京市政协的沈世猷先生及他的夫人丁明俊，他们都受过赛珍珠的教育。丁震亚是中国著名的大豆专家，寻访时已经九十三岁，他出生于安徽宿县，在赛珍珠和布克的影响及帮助下学习农业，并考入金陵大学农科，上过布克的课，是赛珍珠家的常客。毕业后回宿县，接任布克留下的“农业实验经营部”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反右”及“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落实政策后，改任安徽蒙城县农业研究所副所长、安徽省农科院科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及学术委员会顾问。丁明俊曾在赛珍珠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教书。
[3]一亩约合666.6平方米。
[4]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45页。
[5]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46页。
[6]“布克夫人……在美于都市生活很觉不惯，又乏友好，其感寂寞，因此毕业后即来中国，蛰居安徽怀远乡村中多年。”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矛盾》二卷一期，1933年9月，第83页。
[7]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50页。
[8]1991年5月14日丁震亚在寓所与汪应果的谈话。
[9]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62页。
[10]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现代》三卷五期，1933年9月，第647页。
[11]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6-897页。
[12]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象愚译，载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94页。
[13]赛珍珠：《1933年3月在纽约大学的演讲》，载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矛盾》二卷一期，1933年9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