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爱着中国”——南京生活时期
“南京事件”——特殊身份所形成的特殊的心境——对两个政党的党争抱着人道主义态度——憎恨一切残暴——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家庭的最后定居问题
1922年，布克接受了金陵大学的教职。促使他们离开宿县农村的重要原因是，布克的一系列农业推广工作均遭到了失败，他终于明白，在一个古老的农业结构的环境中，美国先进的农业技术是很难被接受并被运用推广的。经过一再地努力，他始终未能找到这条通往古老农业经济革新的道路。与其这样一个人孤军奋战，不如教一批学生，让他们掌握这些先进的技术，并由他们来推广。怀着这一美好的愿望，布克夫妇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开始了又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赛珍珠随同布克来到南京。布克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及乡村社会系主任，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1]教授英语。
赛珍珠的教学并不是很成功。她上的课学生不爱听，原因是她的授课内容组织不紧凑，而她又喜欢天南海北地漫谈。另外，也许是因为赛珍珠此时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备课不够认真，再加上金陵大学的学生英语水平较高，赛珍珠的英语发音不规范。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当然难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这件事最后闹到学校，以致金陵大学校长不得不一度停止了赛珍珠的教学工作。[2]关于这一点，赛珍珠本人也坦率地承认：“我教授英国文学。我并不十分喜欢教书事业的本身，可是使我发生兴趣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种生活使我从我的学生们得着些新的知识。”[3]其实，她的课教得不怎么好，我们还可以从下列这段文字中看出人们对她的失敬态度。这是梁实秋的一段回忆：
南京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其农学院是很有名的，勃克夫妇都在那里教书，赛珍珠教英文，并且在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兼课。一九二六年秋我应聘到东大授课，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是张欣海先生，也是和我同时到校的，每于教员休息室闲坐等待摇铃上课时，辄见赛珍珠施施然来。她担任的课程是一年级英文。她和我们点点头，打个招呼，就在一边坐下，并不和我们谈话，而我们的热闹的闲谈也因为她的进来而中断。有一回我记得她离去时，张欣海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对着我和韩湘玫似笑非笑的指着她说：“That woman……”这是很不客气的一种称呼。究竟“这个女人”有什么足以令人对她失敬的地方，我不知道。[4]
张歆海是系主任，除了与赛珍珠在教学工作中有往来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人关系，也不大了解她的其他情况，很难说与她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但却用如此不敬的语气说她，足见对其教学工作的不满了。梁实秋紧接着上面的话说：“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位好的教师。”[5]当然，“应该”只是意味着推测，表明梁实秋已经猜测到了张歆海的意思，但又有些不敢相信而已。其时，赛珍珠已把自己的主要活动转向文学创作。从1921年母亲去世后，她就着手创作母亲的传记《异邦客》。这部作品的书稿完成后一直被搁置了许多年，直到1936年才得以发表。除了写作双亲的传记之外，赛珍珠最感兴趣的文学创作素材集中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毕竟她在中国的农村环境中长大，最了解的还是这一领域。然而，她的感受又不同于任何一个中国人，她搜集素材的途径主要是听中国人讲述那些发生在农村的事儿，这也决定了她创作的特点及不足。从某种程度上看，她在大学教书更重要的目的还是搜集素材，以供她进一步从事创作做准备。
在这段时期，赛珍珠的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们，有困难登门求助者，从不曾遭到拒绝。同时，她也要求这些学生们把家乡的趣闻一一介绍给她。前文提到的丁震亚就是受过她帮助的学生之一。由于丁震亚家贫，交不起每学期二百大洋的学杂费，他只得求助于过去在宿县就认识的老朋友布克夫妇。他们夫妇俩把他当成是老乡亲那样热情地接待了他。赛珍珠对他说：“如果说钱，我还有一些，但我们不主张用这种方式帮助人。”接着她问丁震亚：“你能不能干活？”丁震亚点点头：“当然能！”于是她跟丈夫商量，让丁震亚为金陵大学做修饰花草的工作。丁震亚做得很努力，所以后来丁震亚毕业后回到宿县接任了布克的工作。在此期间，赛珍珠多次让丁震亚介绍宿县的情况，而这也正是在她写作《大地》的那个时期。
赛珍珠的另一项日常工作是修饰住处、侍弄花园，这可以说是她一生中的习惯性爱好。当时他们夫妇住在金陵大学校园西侧的一幢西式楼房里[6]，这幢楼房原先是教会的财产，在赛珍珠获普利策文学奖之后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修，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楼房的地板全部铺上了细细的木条，而金陵大学其他各幢西式楼房里全都是用宽木板铺的地板。据赛珍珠介绍那时的生活：
现在我们住在南京城内一座古旧的砖造的房子里，一个广大庭园围绕着这座房子，我爱这个庭园，我在这园中工作——培植树木花草。我的丈夫栽培蔬菜。我们在这个庭园中工作，夏天在这里吃饭，我们的朋友来到这儿，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和我们的孩子在一块儿玩。[7]
这里所说的“广大庭园”的位置，不妨借用谱拉·斯特林所著的《赛珍珠：冲突中的女人》一书中的那张照片（见本页注释①的说明）加以说明。就在照片中这幢房子的背后（即照片的左方），那地平线上葱郁的树丛就是“广大庭园”的一角。这里本是一片菜地，又叫张家菜园，在这幢房子的前面是一片池塘（今南京大学西南楼的位置）。当时的教会房屋里都还没有自来水设施，赛珍珠就让人在塘边的高坡上打了一口“洋井”，供饮用和清洁。后来，这座楼房的底部还盖了一座专供收集房屋雨水的水池，也供饮用。据说，赛珍珠与他们的邻居张家菜园的张老太太关系很好，经常从她那儿了解南京地区菜农们的生活情况。[8]赛珍珠就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跟中国的农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她始终把根须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农民当中。
南京生活对赛珍珠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北伐战争，这一事件是导致赛珍珠对共产党不满的主要诱因。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之前，中国的中央政权及大部分地方政权分别掌握在北洋政府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手中。北伐开始之后，许多青年学生都把北伐军看作解救中国的救星，全国形成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热潮。北伐军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军校实施的民族主义政治教育使得学生颇具民族主义情感，教会及其传教事业再次成为军队中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赛珍珠是支持、同情的。辛亥革命失败后，青年学生中不满情绪加剧，各种思潮应运而生，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当中也存在这一情况，赛珍珠当然十分了解。问题是，当北伐军攻打南京时，不仅革命政府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与她作为一个白人的身份发生了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混进北伐军中的一些流氓的非法行径直接造成了对赛珍珠及其家人的伤害。金陵大学的中国师生都已疏散一空，而外国人都被围困在一幢大楼里。
北伐军进城是在1927年3月27日。就像中国以往的“革命”一样，总会出现一些流氓无赖混迹其间，总会表现出阿Q革命的色彩。这一天，溃散的北洋军中某些人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对外国人大肆敲诈勒索，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9]在金陵大学化学系任教的琼斯教授及汤姆森教授都被敲诈，如果没有当时在场的中国教师出面相救，他们难免遭到不测。金陵大学的副校长文怀恩（J.E.Williams）则由于对北伐军个别士兵的勒索行为表示不满而被枪杀，死后由中国教师代为殓葬。[10]
这一天，赛珍珠一家——她的父亲、妹妹、妹夫、丈夫和两个孩子以及她本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小楼，带着随身的行李，站在阴暗的天空下，求告无门。他们一遍一遍地相互问着：“我们去哪儿躲呢？”但是谁也不知道。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一直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他自信一生为中国人做好事，中国人是不会加害于他的。然而，事到临头，他终于手足无措了。他只有祷告上帝，希望冥冥中能出现奇迹。这时，街上枪声四作，流弹横飞，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赛兆祥的祷告起了作用，“上帝”出现了。但这个“上帝”正是中国人，赛珍珠家的邻居——菜农鲁妈。她领着他们一行十余人迅速穿过自己的菜园，来到自己的狭窄破旧的半间茅屋中，躲过了街上乱民以及散兵游勇的骚扰与搜捕。鲁妈家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小小的四方桌以及两只板凳，屋子内没有窗户，没有天花板，只从房顶上开了一个天窗，透进些许光线。就是这样一个家徒四壁的赤贫人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勇气，这不能不令赛珍珠深受感动。中国人善良的品性、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美德再一次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方面是借革命之机对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一方面是对身处危境的无辜外国人挺身而出的保护，这种矛盾的现实状况赛珍珠在幼年时就经历过，如今再一次经历——中国国民性的劣点和优点如此深刻地共生在一起，这不能不引起赛珍珠深深地思索，也不能不使她对中国人的看法陷入矛盾之中。在她看来，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一个：这些坏事都是共产党人干的。这个结论的得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妹妹在这次变故之前从湖南逃到了南京，而湖南正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发生地。彼时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妹妹家的“家门口就是一个大湖。湖的彼岸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没有人知道共产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听到了一些有关共产党的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11]。赛珍珠就这样把北伐与湖南农民运动混淆了，同时又把土匪与强盗的行径和北伐军乃至共产党人的革命行为混在了一起，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关于“南京事件”，当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东北军阀张作霖都派遣了调查组进行调查，并声称这是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共产党所为。美国驻汉口领事洛克哈特（F.P.Lockhart）认为，“南京事件”反映了共产党“煽动”下国民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12]外国传教士积极配合列强政府，坚称“南京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排外反教事件。在制造舆论的同时，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炮击南京半小时之久。赛珍珠一家得以解围，还是由于美国军舰在长江的直接军事干预。这当然增加了赛珍珠对这场革命的矛盾态度。她只能怪罪于其他的白人，怪罪于其他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得她们一家为那些在中国打仗和劫掠的白人而受难。赛珍珠乘上美国军舰去了日本。这件事决定性地影响了赛珍珠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赛珍珠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还不曾表示过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话，那么现在当她经历了死亡的威胁，又在听了那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流言蜚语后，她必然地在情感上与共产党产生了疏离，并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显然，赛珍珠当时并不清楚诸如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的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她是在事后才渐渐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对此，她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写道：
蒋介石在南京正力图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一时期，他需区分和衡量革命中哪些势力属于他所领导的右翼。长江上游的武汉三镇一开始摇摆不定，最后才决定支持他，我们又都充满了希望。共产党被严厉地驱逐出国民党，甚至在中国被取缔。……另外，国军胜利地向北逼近，占据了北平，把盘踞在帝国京都的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赶了出去，从此宣告大获全胜。
这至少使那些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最好的领袖的白人们极感满意，蒋介石当然不会向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他们也稍作表示，放弃了一部分特权，把汉口租界和少数港口归还了中国，但是重要的港口仍未归还。这只是一种相互妥协，对此双方心照不宣。[13]
从她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她看到了蒋介石的“清党”已造成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挫败，看到了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正从各个地方把共产党驱赶到边远地区；而另一方面她却仍然认为占领南京并对无辜的白人造成伤害的部队就是共产党的部队。然而不管怎样，在赛珍珠此后的写作中，国共两党之争已成为她的一个关注对象。
赛珍珠对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由于国民党中有很多留美归国的留学生，文化渊源上的联系使她很自然地倾向于他们；然而，这些人的夸夸其谈乃至后来发生的贪污腐化、与人民对立，又使赛珍珠反感。同时，共产党通过切切实实的工作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这一点不能不令她感动。这样，赛珍珠在对待两个政党的态度上就必然地经常前后不一致。
不过，从总体上看，赛珍珠看待两党的态度是以其人道主义基本立场为准则的。因此，她对蒋介石围剿共产党以及由此殃及无辜平民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称之为“杀伐无辜”，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并不真是共产党，不少人仅仅因为阅读了自由杂志，或是偶尔不知不觉地和是共产党的同学打了点交道，再不就是因为批评了新政府，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捕了，成千上万并非共产党的男男女女就这样被当作共产党杀害了”。[14]
在南京生活期间，随着赛珍珠的文学创作逐步取得成功，她逐渐成为一个知名人物，再加上她的美国人的身份，她就有机会接触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并且亲身经历一些重要事件。这一切都使她站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来了解、研究中国，并成为中国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例如，她曾在自己的小楼上亲眼看见坐落在紫金山上的中山陵一天天建造起来；她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落葬仪式，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风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比如，当时的国母宋庆龄因为赞成共产主义，与蒋家有冲突，事前大家都为她能否出席葬礼而捏一把汗，直至她到场后，大家才放下心来。再如，孙中山落葬前，群众曾一致要求打开棺木再看一眼这位永眠中的伟人，这可难坏了处理孙中山遗体防腐技术的泰勒先生。天气并不凉爽，打开棺木的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在人们的要求下，棺木还是打开了几个小时，孙中山的遗体除了双手腐烂外，其他部位都完好如初，最后只好在手上套上手套才算完事。又比如，葬礼结束后，赛珍珠甚至有机会与蒋介石在极近的距离里相处了一段时间，得以仔细观察蒋介石的外表和内心活动，这可以说成为她日后在小说里刻画蒋介石形象的生活基础。她回忆说：
葬礼结束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我爬上大理石台阶，走进陵墓的接待厅。这时蒋介石正巧从内室走出来，他穿一身国民党军服，胸前挂了一排勋章和奖牌。他目光炯炯，直视前方，大步走过大理石地板，在宽阔的门廊前站住，俯瞰着下面的山谷。我站得离他很近，观察着他的脸。它太像一张老虎的脸了，高高的额头微微向后倾，耳朵向脑后贴着，宽阔的嘴巴似笑非笑，总透出一股残忍。他的一双眼睛最吸引人，又大又黑，闪烁着无所畏惧的光芒。这种无畏并非出自沉着坚忍的品质或睿智，而是老虎的无畏，它自恃强大，不怕任何兽类。
…………
我记得蒋介石的统治总是处于动荡飘摇之中。他面临一大堆严重的问题，而他自己又所知有限，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是大兵的头脑，无论从天资或从经验阅历上，都不胜任一个共和国文官领袖。[15]
发生在1929年的这个历史的瞬间，被赛珍珠描绘得历历在目。孙中山先生尸骨初寒，这只残暴的“老虎”就在拼命地追杀剿灭共产党人，他内心与外表极为紧张的动态，被赛珍珠捕捉了下来。
赛珍珠的身份决定了她观察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之独特，这种见证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使我们得以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一看自己。当然，赛珍珠在南京期间最有价值的生活内容还是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活动上。(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赛珍珠的写作习惯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她的母亲曾坚持要她每星期必得写点什么。后来，母亲就把她写的一些小文章寄给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名字叫《上海水星》（Shanghai Mercury），居然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就像许多初学写作者一样，赛珍珠当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新手”（Novice）。
来到南京后，赛珍珠发表的都是一些偏重议论的文字。由于那一时期的南京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边是古老的、陈旧的、传统的；一边是时髦的、新潮的、西化的。这种对比异常强烈，引起了赛珍珠极大的兴趣。她关于这一议题最早的文章是《在中国也是如此》（In China，Too），1923年投稿给了远在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并于第二年1月份发表。她接着又写了《美在中国》（Beauty in China），并很快发表。1924年夏秋之交，赛珍珠和丈夫到美国参加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班。此时，他们的经济相当困窘，因而她便萌生了去竞争奖学金的念头。尽管有一笔数额最大的奖学金是为历史系学生所设，但赛珍珠却以英国文学系研究生的身份而荣登榜首。这是她一生中拿到的第一笔带有荣誉性质的奖金——劳拉·梅辛杰奖（Laura Messenger），中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和西方》（China and the West）。也许，这篇论文的中奖预示了它的作者未来事业的方向，并注定了她即将取得成功。
文章接二连三的发表和得奖，给了赛珍珠巨大的信心——她开始真正从事文学创作了。在1925年6月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赛珍珠写下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A Chinese Woman Speaks），并被《亚洲》（Asia）杂志采用。此时，赛珍珠回到了南京。她的生活却从此改变了。
《一位中国女子说》发表后，有位出版商希望将它扩展成长篇小说，但赛珍珠觉得小说的框架不大，很难扩展，便独出心裁地把她写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拿来，将两部小说合二为一，连缀成篇。这种做法遭到了这位出版商的拒绝。后来，又因为这部小说的中国题材，许多出版商担心销量不好而无人问津。经过长达五年的曲曲折折的出版历程，最后终于在1930年10月才正式以《东风·西风》的题目发表。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表现了赛珍珠文学创作的独特视野以及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东西方的不同传统、不同习惯，让她感到深深的困惑，巨大的差异让她不能熟视无睹，但同时，她渴望着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可是，怎样能填平东西方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沟壑呢？这是赛珍珠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东风·西风》发表后，迅速获得了美国读者的青睐，这极大地增强了她继续采用在中国生活的素材来创作小说以吸引美国读者的信心。继这部小说之后，赛珍珠于1930年完成了《大地》，这部书出版于1931年3月2日，连续两年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它的问世，使得赛珍珠在美国读者中声名鹊起。1935年的豪威尔斯优秀小说奖章以及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颁发给赛珍珠，很大程度上是对这部《大地》的嘉奖。紧接着，1932年的秋天，赛珍珠出版了《大地》的续集《儿子》，1935年出版了第三部《分家》（A House Divided）。同时，她把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构成一部鸿篇巨制，并起了一个总标题为《大地之家》。
在写作《大地》的同时，赛珍珠还开始了另一项浩大的文学工程——翻译《水浒传》。这项工作持续进行了好几年，直到1932年才完成。赛珍珠翻译这部小说的动机自然有经济需求方面的考虑，不过除此之外，她之所以选择了这部古典小说，是与赛珍珠一贯地对农民的关注和同情有密切关系，同时，她翻译《水浒传》的念头还由于现实生活的刺激所引起。“尽管这本书写在五个世纪以前，但书中所描写的壮观场景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从逃往西北的共产党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古代帝国年间那些聚啸山林、反抗官府的绿林好汉们。”[16]赛珍珠这段话表明了她对中国共产党出现的正义性的理解，但也同时表现出一些误解。比如，她为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起了一个颇具宗教意味的标题——《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这一题目尽管如后来鲁迅批评的那样，似乎与原著的意思不相符合。然而它却表达了赛珍珠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即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肤色、种族、贫富等差别，都应该是平等的，是一家人。
早在1929年，赛珍珠就开始为自己家庭最后的定居问题操心了。那时候，她匆匆忙忙地决定，把她的那个有智力缺陷的女儿送回了美国，“因为我预感到中国将会由于战争和革命而动荡不安，而对一个身有残疾的孩子来说，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一个生活有保障的庇护所了”[17]，到了1931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罪恶的侵华战争之后，这种恶劣的生活处境再一次逼迫赛珍珠正视定居的问题。面对日本的侵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外只是忙于谴责西方政权以及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抱怨使得国内增长了排外的情绪，而于抗日的动员及组织准备工作并无裨益。日本渐进的蚕食行动一直持续进行着，而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也日渐增长。最后，美国领事馆通知侨民撤离中国。于是，这些白种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继续待在这里将是十分危险的。赛珍珠当然也意识到了，她暂时离开南京去到北平。其实，这数年的时间里，去还是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从感情上来说，她属于中国这个世界；然而从人种上来说，她并不属于这里。后来，她回顾了这段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
两年后，我在北平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不想生活在自己对之既无可奈何又无可逃避的动乱之中，就必须易国而居，这就意味着我又要改变自己的世界了。我害怕这种改变，因为我深爱着中国，并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记得在北平的那年春天，我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狂风挟带着北方尘土在北平上空呼啸而过，天气干冷。每天，我在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一上午，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市内漫步，重温自己所知的过去。在此逗留来决定是否离开中国真是再好不过了。中国没有比北平更伟大更美丽的地方了。我感到那些宽阔的街道是那么富丽堂皇，似专为这个王公般的民族而铺设，宫殿和陵墓记载着逝去的辉煌……记得有一天，我游览过老太后最喜欢住的宫殿后，怅然若失。[18]
不妨说，赛珍珠在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时，心头伴随着的是一曲对这曾显赫于世的古老文明的不可挽回之没落的悲歌。1932年，她返回美国度假，直到这时，她也没有下定决心回美国定居，因为她对美国仍感陌生。1933年，她重返南京，并仍打算长期住下去。她仍是每天打开顶楼的窗子，对着巍巍的紫金山，开始一天的写作。她完成了《大地》三部曲，同时，另一部长篇小说《母亲》（The Mother）也出版了。那激荡在她心头多年的去留的矛盾似乎不曾发生过，她对中国强烈的眷恋似乎再也不可能使她离开这片土地……然而，正像她离开镇江到宿县并从此与金陵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是由与布克的婚姻所促成的一样，与布克的关系再一次决定性地影响了她的生活：1934年，她发现再也无法与布克共同生活下去了，他们只得分手。[19]这一次，赛珍珠永远地告别了中国，并永远地与她那幢心爱的南京小屋离别了。
【注释】
[1]东南大学不久即改名中央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来的中央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与金陵大学合并成立南京大学，一部分则成为南京工学院（后恢复东南大学的名称）。
[2]戴安邦教授于1991年4月17日与汪应果的谈话。
[3]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7页。
[4]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载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第315页。文中提到的“张欣海”名字有误，应为“张歆海”。
[5]同上书，第315页。
[6]诺拉·斯特琳所著的《赛珍珠：冲突中的女人》一书中，正文前有一页图片，其中一幅图名为：The Buck's missionary house，NanKing China。这幅图是作者弄错了，图中的房屋是赛珍珠的邻居、化学系教授汤姆森的。这幢楼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过一次翻修改形。
[7]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之附：勃克夫人自传略》，《现代》四卷五期，1934年3月1日，第897页。
[8]以上情况由原金陵大学资深职员、中文系文书刘蔚云先生提供，刘先生已于1990年去世。
[9]孔庆泰：《1927年宁案与宁案处理始末》，《历史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9页。
[10]根据戴安邦教授于1991年4月17日与汪应果的谈话。据美国人铿耐台调查，杀害文怀恩的为北洋军阀张宗昌残部，并称“此等服装确系北兵之物，而国民革命军则未用之”。
[11]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25页。
[12]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第361页。
[13]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61-262页。
[14]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77页。
[15]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76页。
[16]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81页。
[17]同上书，第279页。
[18]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97-298页。
[19]根据戴安邦教授的回忆，赛珍珠和布克离异的直接原因是布克与他的系秘书有私情。他在与赛珍珠离婚后，很快与那位秘书小姐同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