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第二祖国”——定居美国之后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对中国左翼作家及其领袖鲁迅的尊敬——作为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一些有错误思想倾向的文章，并说了一些过头话——希望能重返中国
赛珍珠回美国定居以后，中国故园的一切仍令她魂牵梦绕。
1935年6月11日，赛珍珠与约翰·戴伊出版公司的总经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Walsh）结婚。在此之前，她在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郊区的一座奶牛场里买了一幢房子，并决定在此定居，专门从事写作。
如果说在这之前赛珍珠写的全是中国题材小说的话，那么从定居美国后，她的创作题材的确是丰富了许多。然而，中国依然是她思考与创作的中心。
1936年，赛珍珠创作多年的两部传记体小说《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出版了。在这两部作品中，她成功地描写了她的父母亲——两个个性独特的美国人在中国艰苦奋斗的故事。《异邦客》写的是她的母亲，她一生笃信宗教，把自己的热情花在了为中国贫苦老百姓建立诊所、推广医疗知识上。尽管她在中国生活得十分不适意，并且十分强烈地眷恋着美国，然而每一次归国都破坏了她心目中美国原有的好印象，进而促使她继续在中国生活下去，直到客死他乡。《战斗的天使》写的是她的父亲，这是一个以宣传宗教为己任的热忱的传教士形象。他为了宗教事业，可以置家庭于不顾，可以多次甘冒被打、被杀的危险而深入中国的内地，含辛茹苦，为的是唤醒人们的爱心。在这两部作品里，赛珍珠十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传教士种种迥异的品格，毫不掩饰地写到了其中一些人品格的堕落。如何公允地认识传教士这个群体，如何甄别他们在华的种种行为与动机，如何评价其功过，赛珍珠的这两部小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两部传记体小说以及《大地》三部曲，成了赛珍珠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基石。她的获奖评语是：“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Dr.Per Hallstrom）在授奖词中还谈到了赛珍珠1934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母亲》：“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2]可见，赛珍珠对中国劳动妇女形象的刻画也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之一。
在庄严的颁奖仪式上，赛珍珠发表了一份热情洋溢的受奖演说，其中谈到中国时这样说：
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的国家和中国这个养育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的见解，首先是在共同热爱自由这方面相同。今天比以往更是如此，这是真的，现在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最伟大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在深刻的意义上是天性的基本美德，我知道中国是不可征服的。[3]
这一番话是讲在中国面对着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时刻，讲在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即将沦为殖民地并抵死抗争的时刻，讲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为了联合抗日而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时刻，这不能不说是赛珍珠从道义上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给赛珍珠带来极大的荣誉，也给她带来相当大的困扰。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对这项授奖给予了太多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冷嘲热讽和污蔑。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赛珍珠根本算不上是美国作家，因为她写的大多是中国的事，而且她本人在此之前几乎一直生活在中国。持此观点的人似乎定要把赛珍珠“划归”中国作家才肯罢休。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她与中国关系之密切。对于这些攻击，赛珍珠当然十分伤心。她在几次作答时甚至搬出了《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并以此为自己的创作辩护。但这一切中伤和诋毁并没有减少她对中国题材的兴趣和对中国事务的关心。这以后，她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爱国者》（The Patriot）、《龙子》（Dragon Seed）、《诺言》（The Promise）、《今天和永恒》（Today and Forever）、《远与近》（Far and Near）等作品。就连专为儿童写作的《儿童故事集》（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中也有一些中国故事。
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再也没有达到过《大地》那样的高度，然而也仍有一些优秀之作。赛珍珠在这些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比如1939年出版的《爱国者》。在这部书里，赛珍珠写到了共产党如何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重创日军，他们对敌斗争的成功经验令蒋介石不得不佩服，以至于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辞退国民党军队中指挥作战的那些德国教官而仿效共产党人的那套作战办法。再如，在《龙子》和《诺言》里，她暗示中国抗日的希望是在西北陕甘宁边区，并热情歌颂了边区军民英勇抗战的战绩。
由于赛珍珠的宗教背景以及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她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可能完全认同，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政治评价时力求采取公允的态度。她的美国人身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但也使她避免陷入中国党派之争而导致的政治偏见。早在三十年代，她就明显表示过对中国左翼作家及其领袖鲁迅的尊敬。在她担任顾问编辑的美国杂志《亚洲》上，刊登了许多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绍了左翼作家的情况，刊载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并且报道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些也表明赛珍珠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谨慎而同情的态度。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她错过了一些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1943年，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对这一邀请，赛珍珠心向往之，但出于种种顾虑，终于未能成行。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失去的理解中国最好的机会之一。这样，她就不得不靠着一些二手资料，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杜撰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形象。而这种想象的原始素材除了《水浒传》之外又不可能有更多的来源，这样，她所反映的共产党人英勇抗日的斗争有时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了。赛珍珠在创作时总想按旁观者清的姿态极力避免卷入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然而，作为一位文学家，要想描写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不去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可能真实地反映这一段史诗般的生活呢？这也是赛珍珠后来表现中国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即便如《爱国者》这样有相当生活根基的作品，一写到共产党及其斗争，作品的苍白无力立刻表露无遗。
尽管如此，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在抗日战争时期，赛珍珠对中国共产党人流露了相当的好感却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敌后战场对日寇的成功狙击与正面战场蒋介石军队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迫害也使其在国际上大失颜面。作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赛珍珠对此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如果说，她过去心中的天平是有点倾向蒋介石一方的话，那么现在她则是倾向共产党一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赛珍珠对待王莹夫妇的态度。
王莹、谢和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受中国共产党委派赴美开展抗日宣传及统战工作。1942年，临行前，周恩来同志曾指示王莹、谢和赓去美后最好能与赛珍珠联系，以得到她的支持和帮助。[4]从这一细节看，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赛珍珠的看法也是极好的。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让王莹与赛珍珠联系的中间人应该是宋庆龄，然而因临行匆匆，这项工作最终没来得及做，最后搭桥的任务反而由林语堂来完成了。赛珍珠夫妇对王莹十分热情，安排她在自己的家中生活。从《我的几个世界》一书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赛珍珠当时对于王莹过去以上海影剧界大明星的身份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以及为逃避日寇的追捕而从香港化装成乞丐逃出的经历是相当清楚的，对王莹的政治态度也不难猜测出来，但仍协助她在美国开展工作。赛珍珠在纽约主持了记者招待会，宣传王莹参加抗日活动的事迹。最突出的事件是1945年3月，赛珍珠安排王莹去白宫举办文艺演出会。当时，罗斯福总统夫妇、华莱士副总统夫妇、白宫其他高级官员和各国驻美使节会聚一堂。在这次高规格的演出中，赛珍珠司职报幕人，她称赞王莹是“中国的海伦·赫斯”（Helen Hayes，按：美国现代著名女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战士们创作的节目，如《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纷纷上台，一下子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突现出来，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此后，赛珍珠与王莹的友谊日笃。那时，她经王莹、谢和赓的介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抗日主张，并对此表示了赞赏。此后她不仅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她写文章为这个政权服务的要求，而且还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表示了严厉的谴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美国移民局的特务了解了王莹夫妇的身份，逮捕了他们，把他们关押在爱丽丝岛上，并威逼他们放弃回大陆的念头。赛珍珠四处奔走相救，请美国总统出面干涉此事，并请律师，给予经济资助，让他俩打赢了这场官司。1954年2月，王莹夫妇终于安全地回到祖国。
王莹夫妇的事是赛珍珠对中国共产党人最明确不过的表态，这件事使得她本人大受牵连，竟然被列入亲共人士的黑名单。一时间，赛珍珠是“亲共分子”的言论甚嚣尘上，这逼得她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老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争夺对世界形势的发言权，中国政局动荡。郭沫若和茅盾的访苏之行影响很大，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将目光转向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好感，以求得与苏联的均势。在此情形下，1946年3月20日，老舍先生受邀抵达美国西雅图。在抗战期间，老舍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文学威望很高。老舍在美期间，做了多次公开演讲，宣传中国抗战文学和中国现代小说。一年后，老舍没有按期回国，而是选择在纽约暂时定居下来，一边从事文学活动，一边密切关注国内的战事发展。赛珍珠为老舍延长签证而出力，还积极为他安排新的出版代理人。在给为老舍推荐的出版代理人大卫·劳埃得先生的信里，赛珍珠明确指出老舍的政治态度是他不能立刻回国的关键：“他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5]在信中，赛珍珠还谈及了老舍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的翻译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赛珍珠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从一开始的客观态度，逐渐地对蒋介石政权抱有希望和幻想，之后幻想逐渐破灭，她又把同情明显地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出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的“不争气”，而历史的契机则是抗日战争。在《我的几个世界》里，赛珍珠曾追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开始的时候，她看到国民党中有许多留美学生，带有新的观念，便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之后见到的却是这些留洋归来的人只知道夸夸其谈，便颇感失望；再以后见到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她感到大为震惊，对于蒋介石的独裁表示不能容忍；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她已明确地看到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她说：“国共两党谁也难以很快取胜，因为在历史上只有当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时，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国共双方谁也没能达到这种联合，所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所难免，尤其是在日本向中国穷兵黩武而中国又正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之时。我认为，国共两党的胜败取决于谁能充分估计到日本的威胁。不幸的是，共产党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只是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作战，而他们自己的抗日宣传则显得自不量力，荒唐可笑，充其量，它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然而这种宣传却为他们谋取了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党与仍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重新开战时，仍发挥着作用。除非蒋介石在那时彻底改变他的作风和政策，要知道，这种优势是任何西方影响都不可能压倒的。”[6]此后，蒋介石政府的加速腐败使赛珍珠彻底地厌恶了这个政权，她说：“腐朽的王朝，由于统治者的无能而崩溃了，新的统治者取而代之，便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事实证明，他们同样令人失望。当腐败与崩溃开始出现时，很显然，蒋介石已彻底失去了民心。……任何衰亡的政府，势必陷入腐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其末日的迫近。美好的理想没有了，人民改善生活的希望破灭了。就是这种绝望感使中国落到了共产党手里。”[7]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赛珍珠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这既是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关怀，也是出于对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偏见的不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赛珍珠与斯诺等人应宋庆龄之邀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荣誉会员，向海外募集资金和医药物品。她又与斯诺夫妇等一起上书美国总统，呼吁成立“美国中国事业救助联合会”，由她担任主席，在全美开展募集五百万美元的活动。同时，赛珍珠夫妇又成立了“紧急援华委员会”，在半年内集资一百万美元援华。1941年，她发起组织了“东西方协会”，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加深东西方的了解与沟通。她还创作了不少广播剧，促进美中两国交换意见，敦促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如《美国向中国进言》《中国对美国》以及《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下去吗？》等。在战争的高潮时期，她还出版了小说《龙子》，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并向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敬意。此书大受急于了解亚洲战区情况的美国人民的欢迎，仅“每月图书俱乐部”就印了二十九万册。赛珍珠发现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与美国的建国精神以及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相背离的，特别是美国并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同盟国地位来对待，为此，她大声为国内的黑人鸣不平，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为中国伸张正义，为它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她清楚地看到，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必须与全世界争取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联系在一起。不妨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赛珍珠一生思想和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她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现实和世界局势，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赛珍珠对共产党所持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有几个客观因素在交替着起作用。首先是世界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两大阵营的敌对切断了赛珍珠与中国的一切联系；其次是美国国内麦卡锡反共思潮的猖獗；再次是中国迫于国际局势而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学习斯大林的“左”的做法，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了一些批判赛珍珠的文章；最后，当然也是由于赛珍珠本人的主观因素所限，她难以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正确的判断，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共立场。促使她公开反共的直接原因是1948年6月8日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几家报纸同时登载了一份红色危险人物的名单，其中赛珍珠的名字赫然在列。为此，她不得不迅速公开作答，声称：“我否认现在和过去我对共产主义有过同情，不仅如此，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都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忠诚热情的美国人，我要说，现在一些美国人从事的这种活动，正使我们国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其他国家的人定会感到吃惊。他们眼见如今这种愚蠢的、大规模的、对上层和下层个人的随意指责，会责问我们是不是个傻瓜国度。我希望这种错误已经到达了疯狂的顶点，因此会使得那些头脑清醒的美国人站出来将它制止。”[8]在这一背景下，赛珍珠发表了一些有错误思想倾向的文章，并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不足为怪。我们在此所说的“错误”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单纯地指赛珍珠的反共态度，因为对于一个尊重事实而又态度真诚的作家而言，如果共产党犯了错误，直言不讳地批评绝不是反共，而是正确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出于对共产党的友情与爱护。但问题是，赛珍珠当时的文章的确对中国做了失实的报道和反映，这不能不说是她的缺点乃至错误，尽管产生这一错误有着深刻的客观原因。
赛珍珠1952年出版的《撒旦永不眠》（Satan Never Sleeps）、1955年的《我的几个世界》的部分内容、1957年的《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1969年的《梁太太的三个女儿》（Three Daughters of Madame Liang）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她的上述问题。特别是《北京来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北京描写成“人间地狱”，描写成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世界，这都是明显失实的。书中刻画了一个大学校长，仅仅因为有一半美国血统，就遭到“穿制服的人”的暗杀，这情节堪称胡编乱造。其实，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中国的确有过较大规模的“控诉美帝、仇视美帝”的思想运动，对一些传教士的卑劣行径表示过声讨，但总体而言，这些运动还是比较讲究政策分寸的，对真正守法的外国人给予了保护。至于“暗杀”一说则纯属子虚乌有。赛珍珠在那一时期的创作无疑又在重蹈过去描写解放区生活的覆辙，主要凭借一些传言来编造，必定有失实之处。随着赛珍珠的作品愈益脱离中国现实，她的文学才华也就迅速衰落下去，她的作品再也达不到战前风行的程度了。
然而，赛珍珠的内心深处仍旧怀着对中国的深深眷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反常的政治局面下，她也仍一次次地拒绝了台湾当局邀请她到台湾考察的建议。也许她的心中始终怀有一个愿望，想重返那日思夜想的中国故园，因而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共产党政府。这一愿望终于因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被激发起来。冷战的结束、中美恢复邦交，这些都使得赛珍珠激动不已。她不顾八十高龄的垂老之躯，兴致勃勃地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而且，她还萌生了一个愿望，就是加入尼克松总统的代表团访华，以实现重回“中国故乡”的夙愿。她开始频繁地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同时，多次以电报的形式向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申请，希望能重返中国。她期待着访问周恩来，并计划写一部《红色国土》，准备以新的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在准备回中国这件事上，赛珍珠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至于她不得不写下一些文字来摆脱等待回音的紧张心情。她写道：(https://www.daowen.com)
亲爱的毛主席，
你能告诉我
怎样去中国？
亲爱的周恩来，
我的取道中国的计划，
能达到中国吗？[9]
赛珍珠想在中国待两个星期，她要去北京、南京、镇江以及尽可能多地去一些村庄，她非常欣慰地得悉，在那儿，生活已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她一定要去看看那儿她朝思暮想的农民群众……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在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中国之行结束后三个月，赛珍珠才收到中国政府对她的签证申请的答复。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二秘发来的答复信这样写道：“由于你长期以来在著作中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我受权通知你，不能接受你的访华要求。”[10]可以想象，这封信对赛珍珠的打击是多么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然编就了一本书《中国的过去和现在》（China Past and Present），力求客观地肯定中国的伟大成就。然而经历了这一强烈的刺激后，她的健康却每况愈下。第二年，1973年3月6日，带着无穷的遗恨，赛珍珠离开了人间。去世之前，她曾深情她表示说，中国是自己的另一个祖国，希望身后能葬回中国的镇江故园。
在一个简短的非宗教仪式后，赛珍珠被葬在离她宾夕法尼亚州的住宅几百码[11]处的一棵白蜡树下。她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有出现令她家喻户晓的英文名字，只是在一个方框内镌刻了“赛珍珠”三个隶书汉字。她选择使用汉语和她早年的名字来永远代表自己，并且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回归了“大地”。
现在，是时候了，该让这位被扬子江水哺育长大并终生认中国为“祖国”的女儿的愿望成为现实了。
魂兮，归来！中国的女儿——赛珍珠！
【注释】
[1]《获奖评语》，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3页。
[2]同上书，第58页。
[3]同上书，第63页。
[4]据谢和赓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关于我们到美国后，要团结争取哪些人方面，周恩来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到美国后要广交朋友，不要仅仅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也要结交美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一个人你们必须努力争取，她就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虽然她反对共产主义，但她在美国的声望很高，争取她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对于争取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有很大作用。我本想请孙夫人宋庆龄给赛珍珠写封信，将王莹介绍给她，但因你们行期在即，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到美国后如能见到她，可以对她说，孙夫人问候她，并准备写信将王莹介绍给她，但因行期太匆忙，没有拿到这封信。’”文见谢和赓《王莹在美国》，《文史春秋》1996年第3期。
[5]赛珍珠：《为介绍老舍致劳埃德的信件（1948年3月29日）》，载《十月》1988年第4期，第222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99页。
[8]Nora Stirling.Pearl S.Buck：A 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ew Jersey：New Century Publishers，Inc，1983.P.218.
[9]Beverly Rizzon.Pearl S.Buck：The Final Chapter.Etc Pubns.1988，p.220.
[10]赛珍珠：《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转引自姚锡佩《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162页。
[11]1码约为0.91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