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赛珍珠生活在古老的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基督教一开始曾挟西方经济之势席卷半个中国，但终究不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根。陈独秀于1907年在《答刘经扶》中说，“宗教的价值在其对社会福祉的直接贡献”，比如是否能使人们拥有改革社会的勇气，使社会获得进步，是否能使科学得到昌明等。首先，在当时，基督教并不能比佛教、道教更应验地解决百姓的需要，实用的信仰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就不会再维持。其次，基督教也不符合当时的科学观念，对于文化人来说，信仰如果触犯了理性，便不能继续恪守。胡适甚至认为卫理公会教长说教“大似我国村媪说地狱事”，这种看法极具有代表性。再次，作为西方宗教，基督教还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传教士总是持高人一等的保护者姿态，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常常出现在中国人心头。尤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天朝大国意识潜藏在民族自尊自强的口号下，成了一些人抵制基督教的一个充分理由。然而，“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语），此言并非毫无道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中国变得更像西方，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控制中国。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入侵者，更不去适应中华民族的种族特点。正如胡美在1925年1月给设在纽黑文的“耶鲁中国计划”的理事会的信中所说：“如果外国学校或一个外国人不能像嫁接的枝条那样与活树的有机体融为一体，就会死去。”[7]即使在国力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
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赛珍珠不得不重新思考基督教进入中国及在华传教士的种种问题。她在狭窄的传教士圈子里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卑劣品性了解得十分真切，很早就与他们缺乏认同感。她总是拼命逃避，常常跑到那些通称为异教徒的、比较和善的农民和街上的人们中去。赛珍珠在《奋斗的天使》一书中指出，父亲那样的传教士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心里空荡荡，脑中黑漆漆”。1932年11月2日，应一群长老会女教徒之约，赛珍珠在纽约的阿斯塔饭店发表长篇演说，立场鲜明地提出了海外传教活动没有必要的主张，并用“心胸狭隘、缺乏同情心、傲慢无礼、愚昧无知”来形容典型的传教士，她这样揭露福音派：“我见过教会里很有名望的正统传教士——这种措辞太糟糕——他们对本可拯救的灵魂毫不怜悯；对外族的文明一概鄙夷不屑；相互之间刻薄尖酸；在感情细腻、文质彬彬的民族面前显得粗俗愚钝。凡此种种，无不让我的心羞愧得流血。”[8]1932年10月，一本断然否定传教事业的书《重新审视海外传教活动》在美国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书中有份长达三百页的报告，综述“非神职人员对国外传教活动的调查”，这个调查由基督教的七个教派联合发起，由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霍金担任主席。报告不厌其烦地列举传教的失败，赞颂“不拘门户之见”的宗教抱负，主张“各种信仰都含有宗教真理”，这大大激怒了原教旨主义者。赛珍珠于1932年11月在进步刊物《基督教世纪》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声援霍金。1933年5月，赛珍珠又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复活节，1933》，把基督比作菩萨，声称历史上基督是否实有其人并不重要；否认教条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教真理是“由凡人的最高理想提炼而来的”。赛珍珠的直言不讳引起了教会的愤然反应。以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J.格雷沙姆·梅琴为首的原教旨主义者强烈要求当众谴责赛珍珠并解除其职务。赛珍珠立即提出辞呈，教会随即免除了她的教职。(https://www.daowen.com)
赛珍珠说：“我从来不是传教士，虽然有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妇女而在教会学校和中国的国立大学中任教。……即使在精神上我也不是传教士。”[9]赛珍珠要离异的是教会和传教士，而不是基督教本身。她极为推崇基督教的博爱之心，认为父母及其他许多教会人士在带给中国伤害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现代医学和教育，便是由于他们受了基督教爱心的鼓舞与驱使。她笃信基督教的力量，在《大地》三部曲之《分家》中，借玛丽的父亲之口向王源解释每天饭前的祷告仪式，并说：“这仪式本身并不重要，然而它是我们生活赖以生存的最崇高事物的象征——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你还记得你说过我们的繁荣和强大吗？我相信这是我们宗教的果实。”然而，教会和传教士却有违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个人的灵魂与上帝认同，阻碍甚至排斥探索真善美的个人直接面对《圣经》。赛珍珠很清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宗教命题的世俗意义在于：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但探索真理的自由没有；任何平等都是相对的，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人人平等。这与她的双重文化背景所造就的思想观念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她说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了两个焦点：“我在早年就认为，在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有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真理，真理也许是，事实上也就是个多变的万花筒。”[10]在《分家》中，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玛丽父母善意地开导王源，带他去教堂，希望他能够信教，并且回国后现身说法。玛丽为此感到窘迫，这个熟谙中国文化、连汉代晁错的《论贵粟疏》都能背诵的美国姑娘把赛珍珠的心声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坚决反对王源被基督教改造，被她父母用异国的东西强加于身：“我要进行斗争，使你不做这种信仰的俘虏，因为对你来说它们是不真实的；……你和我——我们必须有自己赖以生存和死亡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