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向西方倾斜
最早反映这一主题的作品是《东风·西风》。这实际上是两篇独立的故事。第一篇写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名叫桂兰，丈夫是在西方受过十二年教育的医生，他们的婚姻是按照中国古老的习俗在女方出生之前就确定下来的。冲突就来自这各自代表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两个人之间。
首先是关于妇女地位的不同观念。洞房花烛之夜，丈夫就明确宣布自己要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过活，因而夫妻双方一律平等，在家里不存在谁伺候谁的问题。这使桂兰十分惶恐，因为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懂得结婚后如何讨丈夫欢心，如何去服侍丈夫。在她看来，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丈夫根本不欣赏中国式的大家庭制度。他坚持在结婚后立即带着妻子分出来住进一幢漂亮的西式楼房里，并且不主张妻子尽伺候公婆的义务。这无疑与桂兰长期在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又发生了冲突。由于丈夫坚持在家庭生活中实行“平等”原则，因而夫妻双方在人格上也相当独立。丈夫喜欢有自己的独立的社交活动，喜欢请一些外国朋友到自己家里来，他们都按照西方的习俗行动。而这一切都使桂兰感到十分地不习惯——在桂兰的潜意识里，难免不保留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丈夫在家庭生活里如此天马行空、独立不羁，显然是一个中国旧式妇女难以驾驭得了的。
其次，他们对待事业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丈夫回国后，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以自己家境的优裕，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继承祖业，过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享福”日子。然而丈夫偏偏不干，他厌恶这种躺在先人创造的财富安乐窝里享乐的生活，偏偏要独自去开业行医。这里，幸福观、人生观的不同是异常深刻的：丈夫吸取了西方人勇于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桂兰则在相当程度上受中国人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影响，尽管她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人，但她在心里总是觉得有财产的丈夫应该那样过活。
最后，桂兰在审美习惯上也与丈夫不同，这集中表现在对待“三寸金莲”的态度上。在丈夫眼中，小脚是丑恶不堪的，他甚至从西方医学的角度出发向妻子证明，这种小脚实际上是对脚骨的一种摧残，是一种骨折和肢体的畸变。而桂兰一直认为自己的小脚是美的象征，是自己在以往生活中付出种种痛苦的令人欣慰的代价。这里，审美观的区别仅是表层的现象，其实质是“科学与人道”和“迷信与非人”这两种观念的根本冲突。
这些重大观念的分歧影响了他们的夫妻生活，桂兰感到万分痛苦，她只有向自己的母亲去诉说。母亲听后自然也大吃一惊，但是这件事毕竟还是运用中国的传统观念解决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桂兰的母亲只能采取这一原则，她劝女儿一切听丈夫的。于是，桂兰答应放开天足，答应接受丈夫的要求采取西方生活方式的意见。这样，矛盾很快得到解决，夫妻俩感情渐趋融洽。
这个故事当然带着理想化的色彩，甚至可以说带着用西方观念教导中国人如何生活的传教士色彩。但是赛珍珠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已能从这样一些夫妻间的生活琐事中发现中国封建家庭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观念的巨大分歧：这就是“等级”与“平等”、“专制”与“民主”、“迷信”与“科学”、“非人”与“人道”、“寄生”与“创造”、“人身依附”与“人格独立”等带有根本性质的对立。(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篇故事写的是桂兰哥哥的婚姻生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涉外婚姻”的问题。桂兰的哥哥由于不愿接受父母所订的亲事，便出国留学，几年以后，他与一位美国姑娘玛丽相爱结婚，并把她带回中国。
这个故事里，冲突发生在“父权”与“自主权”之间。在旧中国，儿女亲事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桂兰的哥哥接受了西方教育之后，竟然敢于向这千古不易的父权思想提出挑战。他坚持把玛丽带回自己家中，坚持要父母退掉自小与李家姑娘定下的婚事。这件事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而母亲也因为心情恶劣而病逝。桂兰的哥哥慷慨陈词地批评了父亲，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从宗谱中划掉，以此表达自己反抗封建思想、不惜与家庭决裂的决心。他最后搬出了这个封建之家，在当地政府主办的学校里当了名教师。他和玛丽终于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将理解这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第二篇故事反封建的色彩明显地超过前面一个。桂兰哥哥的抗争虽然带有一点悲剧的意味，然而结局却是乐观主义的，这主要是以儿子的出生为象征，它表现了赛珍珠对于两种文化结合的坚定信心。
《东风·西风》写于1925年，发表于193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新文学作品中，对于家庭题材的描写占有很大的比重。赛珍珠的处女作就接触到这一主题，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当时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影响。但是，她在这两篇作品里，并不急于控诉旧的封建家庭的罪恶，而是着意于刻画中国旧家庭的生活方式，着意于突出东西方在对待家庭问题上的不同观念。虽然在对于中国家庭生活方式的描写方面，小说流露出了一些温情，比如，对父亲的几个小老婆的描写，桂兰对哥哥的手足之情，都在烘托东方家庭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温暖。但是，小说的总倾向仍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在两种家庭观念的抉择中，作者明显站在西方观念的立场上加以观照，小说里发生的尖锐矛盾，最终也是以采取西方观念处理家庭关系的办法来获得解决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终究与赛珍珠从小一直生活在西方式的家庭有关。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对于美国的家庭情况很熟悉，一部分由于我回到本国后几年来近距离的观察，但大部分还是由于我在中国时仍生活在典型的美国家庭中。我的父母是美国人，他们内心忠诚，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朴实诚挚地相信美国的家庭乃是最佳的。”[1]由于“我们的家庭绝对谨慎地保持美国式的”，因而“他们想让我们成为完好美国人的决心相当完美地实现了，以至于我大半生远离祖国，当我回来时却丝毫感觉不到陌生或者异样”。[2]这充分说明，美国式家庭的自幼熏陶，使得赛珍珠在两种家庭文化的选择中比较容易地做出了抉择，她倾向于家庭成员间平等民主的关系、独立自主的人格、崇尚科学的人生态度。
当然，这样的取舍并不妨碍赛珍珠对中国式家庭的温情脉脉抱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正是这种态度，使得西方读者得以窥见一个神秘国度里家庭内部的情形：他们的家族体系、宗族观念、纳妾制度、夫妻及婆媳之间必须遵奉的那些原则……大概“窥视欲”是人类七情六欲之外的又一普遍欲望，赛珍珠的这部小说大概在这一点上也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心理，因而这部情感经常被过度渲染的小说居然会引起广泛的反响，成为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这件事当然使赛珍珠创作信心大增，她从此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而对于中西家庭文化的比较也成为她一以贯之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