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嬗变与融合
《东风·西风》以东西方家庭观念的冲突为背景，并以西方观念的获胜作为解决这种冲突的唯一途径，而后，赛珍珠的思想却发生了嬗变，她的一些反映家庭生活的作品明显地留下了这一嬗变的轨迹。
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跳脱了美国式家庭，并以耳听眼见的形式了解中国式家庭，使她对于中国家庭的“优点”有了更多的理解；二是作家本人对美国式家庭的弊端有了更深的认识。
关于第一点，赛珍珠承认：“过了童年时代，我主动离开我的美国式家庭，深入到中国环境里。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那里几乎没有白种人的身影，并且我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家庭里，这是一个白种女人从未经历过的。在那里，和一些生活方式与我迥异的中国妇女长时间地静心长谈，我又得以了解中国家庭的里层，这使我是个成年女性而不是像童年时与中国孩子一起玩耍时一样的心情了。彼时和现今的观念都很有价值，二者相互彰明。我说不出哪一种比较好，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家庭。”[3]
并且，当赛珍珠回美国后，她吃惊地发现，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女性恰恰并没有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她说：“我认为男女平等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当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居住的时候，我期望发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就是说，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全由两性同样执行。”[4]然而，她却大大地失望了。首先，她发现美国没有一家完全由女子管理的银行；此外，美国第一流的医生很少是女性，美国妇女即使对接生这一类完全属于妇女的生理护理的事情也和中国不同，她们宁可要男医生而绝不要女医生诊治。“出乎我意料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我原本希冀在这自由的社会里，可以找到女人在各处与男人各凭能力同等工作，实际上我见到的是她们的势力却远远不及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中国妇女。”[5]这表明赛珍珠在对两种不同家庭观念的价值判断方面出现了向东方的倾斜。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当然来自赛珍珠对于西方家庭观念的重新思考。被资本主义意识渗透的西方家庭观念尽管有着民主、自由、平等这些进步的因素，但是由于商品经济意识的无孔不入，西方女子在家庭及社会中的地位早就被商品化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7]对于这样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际关系、妇女地位等，都是赛珍珠所不熟悉的。换句话说，她以往只有在封建社会里生活的经历，却从来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那些“平等”“自由”之类的口号一遇到现实便大大地打了折扣，也就难怪赛珍珠对本国妇女的状况不甚满意了。她本能地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加以对比，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家庭的许多温馨之处，这促使了她的家庭观念的嬗变。
赛珍珠在感情上逐渐倾向于中国的旧式家庭，但是她得出的一些结论却让人感觉有些另类。她说：“我对于旧式中国的美满的家庭生活感到喜悦，虽然它也有弱点，但他们的男人与女人能够彼此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以及琐细之处。”[8]赛珍珠认为中国的大家庭制度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从家庭与外面世界的接触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孩子在自己的家里发现世界。世世代代的生活都在他家的门墙之内，他进入家中不仅仅是进入一座房子或者花园里，他是进入几个或许多院落屋宇。……这些院落中的单独或半相连的房子里住着整个大家庭。……在中国，即使是穷人的家庭同住的也不只一代人。”[9]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赛珍珠居然对中国家庭中女子无知、女子裹足乃至纳妾制度都表示了接纳，并为它们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
在限制女子接受知识与教育方面，赛珍珠这样认为：“极具理性的中国人用了种种方法在传统方式下谋求男女的和谐。他们使女人无知无识，把她关在家里，让她操持家务，生养孩子。他们让生养孩子变成女人的主要职责，将荣誉加诸儿子们的母亲们身上。”[10]她又说：
当古昔的中国人深思熟虑地选定并发展其传统的生活模式时，即将女人限制在家的围墙之内，他们便尽其所能地去援助她们。他们让女子缠足以使她们很难从自己的家门移动多远，但是他们也桎梏住她的头脑，说是女子不应当学习男子所学的一般知识。按照规则，女子一概不给以读书写字的机会。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是聪明而仁厚的。既然坚决制定女子的地位是在家中并且她必须守在家里，他们便设法将她的心和身体都限制在那里，因而几个世纪之久她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囚犯。假如他们只是缠起了她的足，而任由她的心解放，那将是何等高雅的酷刑！假如她被囿于家门以内而不能迈出，只是幻想外面那个活色生香的美丽世界却不能享受，这将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中国人却不然，他们对于女子很仁慈，不给他们这样的痛苦。[11]
这段奇谈怪论出自一个生活在西方民主型家庭中的美国女子之口，有些令人费解。与此相关的是，赛珍珠对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认识也与事实相去甚远，她认为女性在中国家庭中“很有权力。在她们有限的生活范围之内，她们的力量很深入并且爬升得很高。她们完全理解男子的天性，了解他们的每一个弱点，并无情地利用这些弱点以达到她们自己的或好或恶的目的。……她们把男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用聪慧征服那些头脑简单的，用天真征服那些有学识的”[12]。这些话，说明赛珍珠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类训诫的影响，并把这些当成是保证家庭和谐美好的基本条件。这些看法当然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诸如王熙凤、慈禧一类颇有手腕的女人，在中国家庭中也不算少见，赛珍珠在中国农村与那些村姑村妇们交谈时，估计也常听到这类有心计的女人沾沾自喜地向她夸耀自己如何“降服”丈夫的故事。但是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从肉体到人格多方面的压迫这一简单的事实，也不能证明中国妇女在旧社会处于有权的地位。诚然，中国封建社会利用伦理化的手段使其人际关系保持有序的运作，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妇女也有上升到“统治者”的机会。成了婆婆的女人就可以利用“孝悌”的伦理原则、族权的力量来压迫其他弱者，但这仅仅是身份的变化，并不能抹杀阶级压迫、礼教杀人的实质。因此，赛珍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还是十分不充分的。
关于纳妾（一夫多妻制），赛珍珠找到了两条理由：一是女子的任务是生育，其归宿是成家，如果某女子不能生育且又必须让她有家庭归宿，唯一的办法便是多妻制；二是女子寿命比男子长，性欲期却比男子短，这两者若想调和起来，唯一的办法也是实行多妻制。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以下将完整地引述赛珍珠的论述，以使读者对她的见解有个清晰的认识。
为了使结婚成为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人鼓励祖先崇拜。他们知晓个人最恐惧的莫过于死灭，他们遂宣称一种信条就是人若有儿子便不会死。他们说，在他们死后子孙祭拜他们及如同他们还活着一样。因此，一个人必须有儿子，越多越好。……假如一个女子不能生育，如果她足够贤德，她便不得抱怨丈夫再娶一个女人到家里来。她甚至鼓励他这样做，忍着伤心成就妇德
…………
这种制度还有另一个聪明之处。奇异的自然造化使得各处的女子在身体方面比男子强壮，男子必死的时候她们还活着，因此世上几乎永远是女人多。这件事在中国是危险的，因为女人的生存障碍加强了她们的天然抵抗。她不被溺爱，吃不上好食物，所有有损抵抗力的办法都加给了珍贵的男孩。结果女孩子活了，不幸的是，男孩子死了。如果使每个女人都能出嫁有家，一夫多妻制是唯一的办法。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定要他们的女人都守在家里，尤其若是该国男子的主要职业是战争，则除了故意杀害女婴之外，唯一可行的就是一夫多妻制。[13]
上述引文说明，赛珍珠对于一夫多妻制的问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非率性而言。而赛珍珠的好朋友林语堂对此也持相似的看法。林语堂说：“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唯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由这一立论出发，他谈到了娶妾问题：“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护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彩的首领，围绕于孙儿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14]赛珍珠是否就旧中国的纳妾问题与林语堂展开过讨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林语堂说这番话，以及赛珍珠如是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正主张实行这种制度，就像林语堂自己说的：“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15]
赛珍珠甚至认为中国妇女一贯比男子社会地位高。她这样说：“在现代中国给与女子完全的平等地位以前，女子曾是男子的上风。事实上，我甚至怀疑在现代革命发生以后男子反而高兴，并坚持仅仅让她们与自己平等，这在他们是进了一步，她们却反受了失败。”[16]这种看法暴露了赛珍珠对于中国的认识的严重缺陷。这些不甚正确的观察和思考却让她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描写出现了许多变化，《东风·西风》中那种西方化倾向降低了，或者说，她开始更多地将东西方的不同观念结合起来。
赛珍珠对不同种族男女之间的通婚表示了不甚赞同的态度。这与《东风·西风》中描写桂兰哥哥与玛丽的婚姻已很不一样。在《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分家》里，描写了王源与美国姑娘玛丽的爱情。赛珍珠特别强调了两个人都企图在文化方面竭力建立起相互的了解：王源努力了解美国人的宗教文化；而玛丽则尽力了解中国的文化。在图书馆工作的玛丽博览那些译成英文的中国书籍，觉得中国“是个美丽绝伦的地方，在那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在一个由圣贤的智慧建立起来的完美的社会里”[17]。玛丽甚至对王源说出这样赞叹的话来：“依我看，仿佛你的祖国已经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美妙关系——这一切都被想到了，并被完美地表达了出来。你的人民痛恨暴力和战争，我真羡慕这一切！”[18]按理说，他俩在思想上、感情上已经逐步填补了由各自的文化背景造成的鸿沟，然而他们的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仅仅在于不同种族在肉体上的差异。“他常常看出她的美丽，她深色的头发衬得她的前额和脖子雪白雪白，但他却不爱这种白。他常看到她神采飞扬的眼睛，它们是灰色的，在深色的眉毛下面，清澈明亮。他羡慕那使这双眼睛闪光的心灵，但却不喜欢灰色的眼睛。她的手漂亮敏捷，会说话会行动，有棱有角，充满力量，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手”[19]。当王源准备吻玛丽时，他退缩了，“有一种他不可理解的厌恶压倒了这种欲望，它是一个肉体对另一个异族的肉体的厌恶”[20]。在赛珍珠的另一部作品《生路》里，中国绅士孔先生认为，老天创造人类使用了不同的泥土，所以天意是让不同种族的人分开的，不可混杂两种血统。他阻止了儿子对他护养的美国女子伊拉的爱情，而伊拉最终与美国青年郎纳德结合。这个情节的安排，表明赛珍珠已不再坚持《东风·西风》中的观点，在她看来，至少东西方在家庭观念上的融合并不包括东西方在人种血缘上的结合。这个想法当然颇为古怪。赛珍珠大概不会不知道美国人大多是多种族间通婚的产物，而她自己的父母亲也不是来自同一个种族。
不过，上述的情形并不影响赛珍珠对于融合东西方家庭观念的思考，她把血缘上的阻断用心灵上的沟通来弥补。她欣赏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关系。在1946年出版的《群芳亭》里，她描写了一段精神恋爱，这是发生在一位中国妇女吴太太与意大利传教士安德雷之间的故事。吴太太美丽贤淑，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而安教士则具有西方男子热心事业的献身精神。他们俩在心灵上是相通的。当安教士被一帮中国“青皮”打死后，面对着他的遗体，吴太太在心里承认安教士才是她心之所钟。赛珍珠通过书写这种心灵沟通，流露出自己对于东西方爱情交流最高理想的追求。
实际上，吴太太正是作为赛珍珠关于家庭、婚姻观念的理想形象来刻画的。在四十岁生日那一天，吴太太决定为丈夫纳妾。她劝说丈夫说：“而今我生命的一半却过去了。……然而你的一半还远着哩，老天爷在男女之间造成了这样的区别。……你仍然是个年轻人呢，你的欲火正旺盛，得生更多的儿子。我却结束了。”[21]于是，吴太太找了个叫秋明的姑娘来代替她的职责，而她自己，则跟着安教士学习西方宗教及自然科学知识。当秋明生下女儿之后，她感觉自己没有能力生儿子，便想以自杀结束生命。吴太太对秋明说：“难道我不知道生儿还是生女全是天意吗？况且，这些年来，女儿也同样是好的。……如果你死了，带大这孩子将有很大的麻烦。你知道，我从来不认为可以让女孩子死掉。”[22]吴太太还认真听取了安教士的批评，觉得自己不该把秋明当作是任意买卖的商品，不该首先想推卸掉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她决定让丈夫自己找一个中意的小妾代替秋明。她让秋明离开吴家，而把秋明生下的女婴完全当作自家的后代来抚养。这就是说，吴太太既保留了封建家庭多妻制的传统，又抛弃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等不平等的观念，保留或者舍弃的标准并不是封建道德，而是科学——从安教士那里得来的西方理念的启示。吴太太自得到安教士的指点之后，即处处以“爱”为出发点，处处关怀别人，于是家庭内的纠纷遂逐渐平息，整个大家庭生活在一片和谐宁静之中，而吴太太本人也继承了安教士的遗志，做好照顾孤儿的工作，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满足，终于在给别人的“爱”中获得了幸福。很显然，《群芳亭》是一部表现赛珍珠理想的家庭观念的作品，吴太太只是生活在赛珍珠心中的理想化的人物，具体地说，就是“主内型”的东方女子的贤淑加上“人道型”的西方观念的平等，造就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女子。
《群芳亭》与《东风·西风》在主题探索的方向上是有一致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两部作品把握赛珍珠在家庭观念方面产生的冲突与嬗变。还是用《分家》中王源的话来做结论吧，他在评价梅琳时说：“我不想要外国型的姑娘，我不喜欢她们。可是梅琳正中我意，他是那种我喜欢的姑娘，但不知为什么她既新又旧……”[23]其实，这里已不单单是对女子的看法了，它代表着对理想家庭的看法，既传统又现代，且东西方兼容并蓄。这便是赛珍珠在东西方家庭观念之间搭起的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
【注释】
[1]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33.
[2]Ibid.，pp.33-34.(https://www.daowen.com)
[3]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34.
[4]Ibid.，p.14.
[5]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p.15-16.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3页。
[7]同上书，第268页。
[8]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19.
[9]Ibid.，p.35.
[10]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p.25-26.
[11]Ibid.，pp.23-24.
[12]Ibid.，p.24.
[13]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p.27-29.
[14]林语堂：《妓女与妾》，载《人生的盛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114-115页。
[15]同上书，第116页。
[16]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30.
[17]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807页。
[18]同上书，第807-808页。
[19]同上书，第818页。
[20]同上书，第821页。
[21]赛珍珠：《群芳亭》，刘海平、王守仁、张子清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2页。
[22]同上书，第213-214页。
[23]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