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之美与放足之痛：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东风·西风》（上篇）反映了以桂兰为代表的传统（东方）和以丈夫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观念的冲突，自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冲突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始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而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二十世纪初期，妇女从家庭的依附者变为“女国民”，开启了中国女权启蒙的传统。
按照中国的旧俗，桂兰的婚姻是她尚在襁褓之时由父母订下的，她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因为这种做法天经地义。十七年来，桂兰做好了嫁为人妻并作为贤妻良母的充分准备，她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各种家政技巧和如何取悦丈夫的手段，以致母亲这样骄傲地审视着她给予桂兰的教育：“现在你对有教养的贵妇人的全部职责都很熟悉了”，“还有怎样宴请宾客，怎样含而不露地微笑，怎样往头上插花戴珠，怎样抹口红、涂指甲、洒香水，等等，还有往小脚上穿绣花鞋的本领哎呀，你的那双脚，虽然你为它们吃过许多苦，流过许多泪，但是在你们那辈人中，没有谁比你的脚更小的了”。[2]尤其是，为了让将来的丈夫称赞她小脚的美，童年的桂兰熬过了无数疼痛难忍的日日夜夜，任凭一条长长的裹脚布将自己断裂的脚骨越裹越紧，直至缩到几英寸。可是，使桂兰吃惊的是，她的丈夫，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在洞房花烛夜却用一场演讲代替了卿卿我我：“我们都是被迫结婚的。就我本人说，我愿按新方式生活。我将平等地待你。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我的附属品，不是我的奴隶。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做朋友。”桂兰百思不得其解：“我和他平等？为什么？我不是他的妻子吗？他要是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谁来告诉我呢？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和他结婚，我除了结婚又能干什么呢？如果不经我父母的安排，我又怎能结婚呢？”[3]婚后，丈夫还不准她按照老礼数服侍婆母，更令她不知所措；尽管千百年来成家的儿子都是与父母同住，但丈夫却硬要与妻子搬进一幢西式房子挑门单过；明明可以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殷实生活，可丈夫偏偏忙天忙地地去当医生来养家糊口；还有一见到丈夫的那些外国朋友，桂兰就浑身不自在，她觉得西方的习惯怪里怪气。当桂兰意识到丈夫不满她的沉默、柔顺、缺乏求知欲时，她受到了伤害。令她万分震惊的是，丈夫竟然坚持让她放脚。为了不再受丈夫的冷落，桂兰渐渐接受了不少新鲜事物，按照丈夫的要求，解开了她的裹脚布，又改掉了许多旧式习惯，终于向着“现代女人”的方向迈进了。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桂兰重新做回了奴隶，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丈夫的意愿以确保婚姻的稳固。
桂兰放足是《东风·西风》（上篇）的核心事件。从文本来看，丈夫逼迫桂兰放足的原因有：（1）“打结婚那天起，我就一直想问问你，是不是把裹着的脚松开，裹脚对你的全身都有害无益。不信你自己看，你的骨头就像这样。”语言的训诫还配合形象的展示，学过西医的丈夫拿起一支铅笔飞快地勾出了一只可怕的、缠过的小脚（医学的角度）；（2）“我想让你放脚，小脚一点儿也不美，也不再时髦了。不知你同意不？”[4]（时尚的角度）；（3）“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其他的人是对旧的害人的传统习惯的抗议！”[5]（政治启蒙的角度）那么，桂兰是怎么反应的呢？（1）“他怎么会知道的？我从未当着他的面把裹着的脚打开。我们中国女人是不让外人看到我们的脚的。”[6]“他没画鞋他画的是脚上的骨头，全都变了形。”“他的眼睛就能（看透皮肉，笔者注），因为他是西医，他说的。”[7]（医学的角度）；（2）“但是我马上把脚缩到椅子下面，我被他的话惊呆了。不美？我一直因为我的脚小而感到骄傲！”“‘不行。’我说，哽咽着站起来，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我，离开了房间。”“要是这双穿着精巧绣花鞋的小脚得不到他的青睐，我还怎么去赢得他的爱呢？”[8]（时尚的角度）；（3）“‘不！’我哭着，‘不是为别人，只是为了你——为了你而做现代女人的！’”[9]（政治启蒙的角度）让我们从废弃缠足与妇女解放之间复杂的社会历史关联来分析以上文本所提供的信息。(https://www.daowen.com)
曾几何时，男子脑后拖着辫子，妇女缠着小脚，是最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两大陋俗。前者是满族统治者强加给汉民族的装饰，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后者却是汉民族压迫女性、畸形审美的产物，沿袭近千年。我们对鲁迅《阿Q正传》中各式男性人物剪辫子的行为印象深刻，但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本却很少为我们提供在废除缠足运动中缠足妇女的历史遭遇和心态。缠足起始于五代时期，流行于宫廷之中，至北宋中晚期，在上层妇女中已较普遍，渐成小脚为美的社会风气；宋室南迁之后，此风流布四方；元明两代，缠足之风极盛，就连一般人家的女子，如不缠足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甚至婚嫁都要成问题了；清廷颁布法令禁止汉妇缠足而卒无功，缠足之风的消减一直等到新文明的引进。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权思想，士大夫的畸形审美观，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主张废弃缠足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最早抨击缠足习俗的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组织了“天足会”“不缠足会”，最初实行放足的大多是那些不得温饱、需要得到教会女校衣食救济的女孩子。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成立了“不缠足会”等组织。短短几年，不缠足的社团组织遍布上海、湖南、广东、福建等地。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反缠足，戒缠足的歌谣、漫画、弹词广为传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扫除积弊提供了社会条件。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第九天，湖北军政府就发布了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痛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文中称，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然而，风俗历经一代又一代的积淀，早已成为全民族难以磨灭的记忆，要想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让受到男性宠爱的小脚绝迹谈何容易。清末民初，中国两亿男性同胞在短短几年内全部剪掉了长辫子，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发式统一改成世界通行的近代男式发型，然而禁止妇女缠足却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废弃缠足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男性启蒙家们给披枷带锁的中国妇女带来的解放的“福音”，正是他们的力量才最终瓦解了这种对女性的千年禁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通过男性的声音传达出来的。他们口诛笔伐缠足对身体、行动和生育的危害，并将女性缠足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把缠足女性的身体赋予了民族自救的政治内涵，从振兴中国经济、军事、文化的角度出发呼吁放足。同时，从这种功利性目标出发，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构了以小脚为丑、天足为美的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缠足由一个迷人的“时尚”沦为“落后”“腐朽”。缠足女性的形象由于受到现代性标准的裁量，由“美丽”迅速向“丑陋”滑落，普遍成为被贱视的人群。而且，当“天足”成时尚时，缠足女子首先面临难以婚嫁的问题。这些都要女性自身来承担。缠足妇女如何承受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
女性对缠足态度的改变是在男性对缠足态度改变之后开始的，男性目光的变化近乎支配了中国近现代女性的行为。桂兰对反缠足从抗拒到犹疑再到顺从，这一系列的变化没有一次是女性自己决定的，而是在作为丈夫的男性目光逼视下发生的，尤其具有霸权意味的是丈夫的留学生身份。桂兰的丈夫首先从西方医学病理分析的角度，把“缠足”的“美观”特征“丑化”为一种病态的身体残症。桂兰的小脚变成了解剖学的对象，被置于健康-病态的二元框架中加以审视，它们与传统“性审美”的联系是受到贬斥的，此外，反缠足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即对吃人旧礼教的政治声讨。对女性缠足所表现出的“性征”的欣赏，曾经具有私人化的特征，可是在现代观念中，就有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造成威胁，所以，对“天足”优点的鼓吹必须在与男性平等的意念下，以国家强盛的名义，使女性重新变成男性的管理对象。但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早已内化为桂兰的一部分，真正触动她的既不是骨骼变形的可怖，也不是审美时尚的改变，更不是政治意义的彰显，而是由于不能取悦于丈夫而即将导致的婚姻的岌岌可危。在这个当口儿，母亲的话再次强化了桂兰的危机感：“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只有一条路，不管代价如何，只能走一条路。她必须取悦于丈夫……除了按他的愿望行事，你别无选择。”[10]桂兰由此开始动摇了。刘太太的来访成为她决心放脚的直接动因。在桂兰眼中，这个毕业于瓦萨大学（西方的一所女子大学）的女人长得并不美，脸庞很大，眼睛像个玻璃球，灰布褂太朴素，脚上竟然穿着同男人一样的鞋，还叽里呱啦满口外国话。可是，丈夫却说刘太太“人很聪明，也很有趣”，并且认为她漂亮，因为她“身体健康，通情达理，又有一双健全的脚”。[11]丈夫面对刘太太时脸上容光焕发的热切表情和口中滔滔不绝的话语深深地刺激了桂兰，她下决心必须学会用别的方法讨得他的欢心并按他的意志放脚！丈夫把“启蒙者”的目光直射在桂兰的脸上：“我知道你为了我这么做多么不容易，让我来全力帮助你。我是你丈夫。”[12]此时桂兰已无反抗的余地了，似乎只有缄默的权利，“一句话也没说就让步了”[13]。丈夫一边为她放脚，一边评说着她所忍受的不必要的痛苦，桂兰仿佛看到了当年面色苍白的自己，整夜睁大眼睛坐着，感觉疼得活不下去，却还记得那取悦丈夫的伟大目的。“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果欲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以后，博得人人瞩目，各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哭在前，笑在后，哭是暂时的，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句话，未必是事实。‘大脚一双，眼泪一缸’倒是常有的事。”[14]可是，这一切痛哭、疼痛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丈夫使得这一切牺牲毫无用处，还要桂兰做出新的牺牲。由于放足过程中的血液流通带来的肿胀之痛，使得“放足与裹足差不多一样疼”。桂兰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喉咙也哭哑了，令她惊奇的是，以前的美貌没能打动丈夫，现在她的痛苦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丈夫脸上绽开的微笑让桂兰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吃。此后，桂兰穿上了皮鞋，不搽胭脂不戴首饰，“看上去和刘太太很像了”，而且，她敢肯定，“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5]刘太太完全变成了桂兰的镜像。放脚改变了桂兰的整个生活，到了晚上，丈夫开始和她说话了，教她学科学，给她讲外国的风土人情，她不再感到孤独，她的婚姻似乎也尽善尽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