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叙事权威与女性身体的符号化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节 虚构的叙事权威与女性身体的符号化

《东风·西风》(上篇)采用的格局是桂兰向一位闺中密友讲述自己的婚姻生活。根据叙事学对于一个完整的叙述过程的描述,可以用下表对这部小说的各种叙述要素做简要分析[16]:

图示

其中,作者是赛珍珠,一个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少年时期和绝大部分青春岁月的美国女作家,她熟练地掌握汉语,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中,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写中国题材小说,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她又生长在典型的美国式家庭里,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也熟悉西方文化,运用两套参照系观察人类社会,倡导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互补和融合。隐指作者是创作特定作品时作者人格和意识的一部分,是叙述信息必须的出发点,也是写作时的执行作者。叙述者是桂兰,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女子,同时是故事的主人公,叙述的接受者(受述者)是一个被桂兰称为“妹妹”的洋人,一直与桂兰们生活在一起,既了解桂兰丈夫生活了十二年的外国,也懂得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以及桂兰的心思和处境。隐指读者是完全接受隐指作者全套价值观的假定读者,应该是一个有综合能力的、可依靠的读者。这部小说是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发表的,读者是美国人。

小说的叙述行为是由叙述者兼主人公的桂兰私下向受述者发出的,受述者在小说中直接被称为“你”,这就像是不想让第三人听到似的二人密语。小说的前半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桂兰决定听从丈夫去放脚之前),桂兰的声音统治全局,洋人妹妹不过是默默的聆听者,其他人物的声音发出的话语穿插在桂兰的话语中,处于从属地位,尤其是丈夫,除了洞房花烛夜的那一番陈词之外,几乎很少说话。然而,一个女主人公向另一位女性讲述自己的隐私,“这种叙事模式把女性的声音导向一种自我包容或息事宁人的形式,它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叙述声音为从来都毋需加以公开声讨的女性话语‘过度的’积累提供了一个发泄的通道,它限制了女性话语的‘作用范围’,使它的权威成为一种有条件制约、最终能够相互宽容的权威”。[17]桂兰的叙述声音与其说是暴露了女性与男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如说是在“民主”观念下与男权达成了更为有效的妥协。从深层意义上讲,对话的私人化意味着就在女性为了申冤可能需要用到社会舆论的时候,出现了私下的解决办法。小说的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九章,桂兰放足的过程以及此后的生活变化),桂兰越来越沉默,终于“一句话也没说就让步了”[18]。丈夫时而怜惜桂兰的受苦,时而抒发着与桂兰并肩同旧礼教斗争的豪情,时而向她灌输科学知识。他要赢得她,取代她的声音,把她这个叙述者变为受述者。我们听到的只是桂兰传声筒式的声音,当她十分想把学到的关于地球的知识告诉别人时,她只找到了家里的厨娘,“‘谁说的?’她(厨娘)问,丝毫没有很快就能被说服的意思。”“‘老爷说的’,我(桂兰)坚定地说,‘现在你相信我了吧?’”桂兰确信“丈夫很聪明,无所不知,而且从来不说假话”[19]。她从前觉得丈夫装扮奇异,言谈奇怪,举动奇特,可是在小说结尾时桂兰对丈夫的态度是:“我相信只要是他干的,准错不了。”[20]女性的解放是以牺牲了讲故事的叙述声音为代价的,声音的死亡是女性向男权退让的相关结果。无论这种声音先前大声地表述了什么,它一开始就被局限于某种事先安排好的异性关系的情节中。叙述声音为情节造成开放自由的假象,情节却遏制了叙述声音,限制了叙述声音所能造成的影响,赋予所谓的“自由”以言论无声无息的效果,表明女性声音所享有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已。

《东风·西风》(上篇)的具体情节带来某种身体符号化的效果,而与之对应的是故事的躯体化。这就是说,身体是叙述的关键标记,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叙述寻求建立一种身体符号学,把身体铭刻为一个语言学的叙述的符号。桂兰缠着的小脚就是这样的关键标记,它本身成为一种文化建构,成为一个能指。

文中,小脚与妆容、服饰、建筑等联合起来,构造了一幅幅男权社会的文化画卷。妆容、服饰、建筑是人的外壳,它们承载了时代的文化、审美和道德的特征,同时又与人物的情感、性格、价值取向相得益彰。桂兰从小就裹了小脚,目的是让未来的丈夫感觉美。裹小脚的桂兰“有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小小的耳朵娇美地贴在头的两侧,金玉耳环也紧挨在两旁,弯弯的小嘴与椭圆形的脸蛋儿十分相配。美中不足的是脸色太苍白,还有眉梢短了八分之一英寸”。不过,她可以“往脸上抹胭脂,再用蘸墨的毛笔把眉毛描得长一些”。[21]结婚前一天,她在心里悄悄盘算:“要穿上配有用银子精制的黑纽扣的蓝色缎袄,头上插上茉莉花,脚上穿上黑缎蓝花的尖头绣花鞋。”[22]在回门之后与丈夫重逢的第一个夜晚,桂兰“穿了一身玉缎衣裤,外面套着一件黑平绒马甲,头上戴着白玉玛发饰,耳朵上挂着玉坠,脚上穿着用金色小珠精心绣饰的黑平绒鞋”[23]。对于桂兰而言,少女时代住过的老式的家最可亲可爱:池塘里开放的荷花,花坛里吐艳的牡丹,一间间铺满青砖的厅堂,在灶神、财神的画像前闪烁的蜡烛,母亲身后那张带顶篷的大床……最令她难忘的是高贵典雅的客厅:“里面有几张重重的黑色柚木长椅和靠背椅,还有一张雕花长桌,门上挂着大红锦缎门帘。桌子上方悬挂着明朝开国皇帝的画像,倔强的脸孔上长着棱角分明的下巴,画像两边挂着金色的条幅。客厅的南墙上是一排雕花格子窗棂,四方格子上糊着白宣纸。阳光透过宣纸柔和地射进来,变成月亮宝石色,照亮了阴森的房间。光线一直照到屋顶的房梁上,照出了它的金边红漆。”[24]在这样的客厅里看着暮色降临,对桂兰来说就像音乐一样美妙无比。可是,桂兰婚后发现,她学会的一切在丈夫那里毫无用处,他心里装着世界,唯独没有桂兰站在那里等着他的那一块地方。他很少同她说话,在他眼中,小脚是不美的,桂兰的装扮也不美,他甚至说:“求求你不要为了我这样打扮你自己。我喜欢女人的自然美。”还有不同于桂兰所见过的任何家庭的西式新居。没有院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四方门厅连接着其他房间。厅里有一个很陡的楼梯,桂兰第一次上去了就不敢下来,她的小脚从未走过这么陡的楼梯,她坐在楼梯上,一层一层地往下挪,手紧紧地抓着扶手。在这种房子里,桂兰不知道怎样摆家具,陪嫁的大床没有一个房间摆得下,丈夫却把一张桌子和几张柚木椅子放到了一间他称为“餐室”的偏房里,在他称为“客厅”的堂屋,他放了几张不一样的椅子,房中间放了一张小桌子,铺上一块柞丝绸,上面放几本书,桂兰觉得“难看死了”。丈夫还把毕业证书放在玻璃镜框里,挂在墙上最显著的位置,而不是挂皇帝的画像。另外,房子的窗户是玻璃的,耀眼的阳光在白墙上闪亮,照出家具上的每一点灰尘,这明亮的光线还让桂兰唇上的口红、额上的白粉在丈夫面前曝光,无法让丈夫感觉到她的美。房间里还有用白布做的窗帘,用木头做的地板,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印花羊毛地毯。总之,“这套洋房实在太丑!”[25]然而,当桂兰放脚之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她先去买了一双像刘太太穿的那种皮鞋,在鞋尖塞上棉花,以防止别人看出她以前裹过脚,而且她没搽胭脂没戴首饰,并且坦然地在新居里生下了儿子。从做老式中国人家的女儿“感到安全可靠”[26]到“过一点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很有意思”再到“整个生活就都要变了”[27],桂兰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

与此同时,小脚作为中国女子最重要的隐私之一,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最终通过叙述被一步步地揭露出来,欲望熄灭,文本归于沉寂。对于小说而言,要把私人生活变成它所关注的对象,就只能侵入隐私的领域,通过写作,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同公布私人信件。小说对于隐私的关注必然构成了对于隐私的侵入,作家以隐私与侵入为主题证明她感受到了这种悖论。这种斗争通常采取一个男性试图侵入一个女性的私人领域的形式。这种侵入带着各种各样的性意象的显露、脱光并且穿透。女性要么坚定拒绝,要么在男性的猛烈突破下毁灭(如被强奸),要么重新界定私人领域而获得幸福。我们知道,当身体变得越来越隐秘并且遮遮掩掩的时候,它也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的关注对象。这个通则对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同样适用。但是,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身体免于成为好奇心和表现的对象,它只是被当作认知的动因,衡量女性的标准和规范。小脚曾经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身体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必须变大,同于男性的身体,以适应男性审美或启蒙的需要。桂兰自述:“我们中国女人是不让外人看到我们的脚的。即使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们也穿着白布长袜。”[28]自从桂兰长大能自己洗脚以后就没有人看过她的脚,她也从来没给丈夫看过。在小说中,丈夫对桂兰的欲望起初主要是一种权力欲望,而不是性欲望。他可以画出变形的小脚甚至骨骼,他可以亲自端来热水给桂兰泡脚,他被桂兰的疼痛深深打动,直到看到桂兰的脚终于放开了才绽开了微笑。丈夫对桂兰产生性欲望的开端就是在桂兰放足后,并且他们很快有了儿子。小说表现了侵犯女主角隐私的企图,而隐私只能通过沉默和自我退避才得以保持,桂兰则通过重新界定自己的私人领域获得了婚姻的美满。

叙述文学注重的是隐私逐渐裸露的过程,经过欲望和时间考验的身体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物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读者变成了窥视者,成了隐私侵入的共谋。女性作家可以用女性的语言说出男性作家表达不出来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男权专制的社会里,女性向女性倾诉的这种独白式文学形式特别适用于建构“女主人公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叙述声音限于在私人的圈子里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被婚姻的框框限制到最低限度,男性话语霸权就在名义上得以维持。

【注释】

[1]彼德·康:《赛珍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93页。

[2]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92-393页。

[3]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05页。

[4]同上书,第414页。

[5]同上书,第430页。

[6]同上书,第414页。

[7]同上书,第421页。

[8]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14-415页。

[9]同上书,第430页。

[10]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22页。(https://www.daowen.com)

[11]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27页。

[12]同上书,第429-430页。

[13]同上书,第430页。

[14]刘志琴:《中国妇女是如何走出“三寸金莲”的千年缠足之痛的》,《百姓》2004年第9期。

[15]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30页。

[1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

[17]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1页。

[18]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30页。

[19]同上书,第434页。

[20]同上书,第445页。

[21]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91页。

[22]同上书,第402-403页。

[23]同上书,第424页。

[24]同上书,第401-402页。

[25]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09页。

[26]同上书,第419页。

[27]同上书,第432页。

[28]赛珍珠:《东风·西风》,林三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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