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父权中心的男性社会中，女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从属品。男性对女性的精神控制，也是通过身体控制来实现的。“三从四德”把“从”就是“德”这样的关系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诠释身体是争斗的场域，亦是权力运作的展现，它可以被操控、导正与驯服。女性主义理论指出，身体不仅是生物和生理特征的疆域，也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指标和符号。所以，女性身体之于男性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驯服女性身体在性别文化建构过程中是非常迫切的。身体驯服了，意志与欲望自然容易操纵。同理，女性对自己身体权力的运用，也成为摆脱男性控制的象征性手段。
在男权制中，男性将女性视为性的器官、享乐的工具，女性不能去享受性，甚至被强制要为性去承受痛苦。父权文化为女性虚构了一种欲望的性和生殖的性完美结合的幻象，对于女性来说，这两者必须统一。主妇偏安于生殖的性的一隅，即使欲望的性无法得到满足，她也有一种将它与生殖的性强行统一的压抑。通过这两种性，女性维系着两种社会关系：两性关系和母子（女）关系。赛珍珠在小说里多次挥洒笔墨描写吴太太苗条的胴体、优美的肌肤、柔美的秀发以及生机勃勃的红唇娇鼻。她的身体曾经是丈夫的占有物，贴身女仆英英一语道破个中缘由：“其他的40岁女人能有这样的美貌吗？难怪我家老爷从不娶妾呢。”[40]“文化记忆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片难堪和空白，但女性的身体记录着沉默的一切。”[41]作为妻子，吴太太不喜欢丈夫赤身的外形和气味，他抚摸她时，她总会产生一种受侵犯的感觉。吴太太曾对传教士安德雷诉说自己的感受：“你不能理解你的肉体被迫屈从给一个你不爱的人是什么滋味，年复一年，并非你所愿。把一个人优美的肉体让给粗俗的手去摸，看着色欲膨胀，感到自己的肉体变冷——心跳微弱，感情懊丧，为了家里的平静，却被迫——”[42]明知道作为男人的安德雷“不能理解”，却偏偏要细述“被迫的滋味”，这更像是一种女性的独白。在赛珍珠的笔下，生殖的性与欲望的性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前者指向身份，后者事关身体。吴太太曾经为丈夫的年轻英俊而陶醉，过了十四年婚姻生活，方才发现丈夫思想和灵魂的疆界，疆界以内的空间很小，思想的不对等、灵魂的难以沟通让她为四十岁生日那天的举动筹划了十年。她的婚姻仅仅满足了生殖的性；遇到安德雷之后，她体验到了灵魂获得完全自由的舒畅，可是身体的欲望却被永久压抑下去了。小说也写了吴太太对孩子们婚姻的看法。峰镆与琳旖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她找出了其中的症结：“可我知道，如果男女首先不在肉体上水乳交融，那么就没有其他的配对。如果肉体配对了，那么其他的配对也就跟着来了，或者说两个人肉体上不配对，当然仍可生活在一起。灵魂和精神，不管其他是什么，仅是屋顶，是装饰，是人们加在漂亮房子上的附属品。但没有基础的话，其他这一切全部垮了。”[43]泽镆和露兰是自由恋爱，但却常常争吵，吴太太认为是因为露兰太爱泽镆，而泽镆却没能满足露兰的生理要求，她亲自调教露兰如何增加自己的女性魅力，教她穿衣打扮，让她梳头、戴首饰、喷香水，告诫她在夫妻关系上，“首先是肉体，但真正能持久的还在其他方面”[44]。吴太太看似矛盾的说法正表明了在她那里生殖的性与欲望的性的含混不清，因为她始终坚持生孩子是改善夫妻关系的根本，而肉体的配对是生孩子的前提。比如良镆和萌萌，他们是包办婚姻，没有什么高尚的精神追求，只知道生孩子，却彼此欣赏，过得和谐幸福。
作为女性，她没有选择权，不论是良家妇女，还是青楼女子，身体的第一意义是生存。相比良家妇女的身体几乎没有选择性，青楼女子身体的他属性更低，她的自由度似乎也更高一些。但是，妓女却不存在身体的绝对自由。在男权社会体制之下，妓女的理想是从良，回归体制，从属于一个男人，也就是自我取消身体的自由。小说中的妓女茉莉谎称自己已经怀了吴老爷的孩子，跟随吴老爷来到吴府，专心致志地讨老头子欢心。“茉莉这一辈子一直是朵路边的野花，风吹到哪儿她就倒向哪儿。现在，她知道，什么风都吹不到这高墙之内来，她为此感到幸福。哪怕老头子有朝一日不在了，她在府上的地位仍会是稳固的。”[45]牺牲了身体，换回了身份，这便是所有女性的命运。茉莉的命运轨迹反衬出吴太太难以放弃自己身份的必然性。(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身体又是对男性话语进行破坏的力量源泉，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最具震撼力的武器。造化赋予女人做母亲的能力，小说以不短的篇幅详尽地描写了萌萌和康太太生孩子的场景，同时间接描写了吴太太的生育经历。生育的苦楚与幸福是女性专属的生活感受，母性意识成为女性最为独特的生命体验。一般说来，母性意识包括两层含义：一指女性对于母性本能的任职，一指女性对于母亲这种角色属性的认知。如果说对母亲角色的认知使吴太太摆脱不了作为文化存在的“第二性”命运，那么，对母性本能的认知则体现了她鲜明的自我意识，她对生育的近乎崇拜可看作是独特的女性言说。对她而言，每一次生育，便经历了一次新生和净化。怀胎十月，她身体里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随后，“与其说生孩子，不如说是收回自己的身体。当疼痛突然停止，从她身上分离出去的小孩的尖声哭喊传到耳朵时，她第一个念头总是想到自己的自由。孩子洗干净裹起来后抱到她面前，她就把他作为孩子开始爱他，从不因为孩子是她的一部分去爱他。她真的不希望自己被分裂。她只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整体”[46]。返回身体就是返回母性源头，返回子宫。看到儿子活得健康，儿子又有了儿子，吴太太便觉得有了足够的报偿，因为一个人在使用身体呼吸、吃饭、睡觉时都会记起母亲。
吴太太主动搬离居住了二十四年的婚房，断绝了与丈夫的性生活，因为她认为，老天是仁慈的，女人年过四十不必再生孩子。“她在肉体上与丈夫分离开了，于是切断了捆绑在身上的所有绳索。她对这肉体与肉体牢固的秘密的结合思前想后，当它被切断时，解放了的不仅是肉体，而且是灵魂。”[47]吴太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勇气，她又成了“爱莲”，她的身体又还给了她，她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悉心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再是为了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自己要住在里面，要依靠它。在此，身体成了反驯服的抗争据点，成了自我觉醒、自我决定的原点。
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性只有拒绝爱情时，才能避免依附别人；她又说，女性欲望“要复杂得多，它反映出女性处境的复杂性”[48]。当一个女人的欲望与禁忌相抵触的时候，移情可能是唯一的疏通方式。传教士安德雷便充当了吴太太的移情对象。安德雷是个摒弃了肉体欲望而将自己献给上帝的人，自称内心中的“男人”已被上帝杀死。起初，在吴太太心目中他只是一具男人躯壳，再加上他的种族特征——皮肤粗糙、浑身是毛、满嘴臭气——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眼中的外国男人，吴太太本能地与他保持着距离。他们的确是通过灵魂的交流彼此接近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太太内心中的“女人”却日益复苏，她忍不住欣赏起他的大块头和那双握十字架的有力的大手。现代女作家苏青曾惊世骇俗地将一个标点移了位置，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而，走不出闺阁的吴太太也只能将“大欲”存留于内心深处。“她为内心保持平静奋斗了一辈子。她曾经是她意志禁闭室里的囚犯，对自己的肉体施加影响。她的意志曾经命令她的肉体在某个阶段以某种方式表现，不管它是反感还是欲求。”[49]安德雷过早地死去了，面对尸体，吴太太才喊出了“你是我爱的人！”她承认自己爱“一个男子，一个外国人，一个怪人，一个从不用手触摸她的男子”[50]，“当她竭力想象他年轻时有着一个男人应有的激情时，她的血液奇怪地沸腾了”[51]。现在，死亡把她从他的肉体那里释放出来，吴太太意识到，如果他活着，他俩可能因为肉体的诱惑而失掉了灵魂。为了适度地书写女性的欲望但又不逾矩，赛珍珠让安德雷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了。吴太太明白本性的追求是什么却处处防卫自己，把它隐藏住以维持某种秩序——既向自己宣战，又为自己辩护，克制与宣泄的混合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灵与肉的较量，肉体注定要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