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芳亭》是赛珍珠发表于1946年的一部中国题材小说。这部小说被美国《每周新闻》评论为“技巧出色”，“行文优美”，是“一部有分量、有风味的好小说”，但不管怎样，它只能吸引女性，“因为这是一部女性小说，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写的是一个所有女性都会理解的女人”。《时代周刊》更进一步指出，这部小说将极为畅销，但“并非为其文学或哲学素质，而是因为它对女人的生活和习俗进行了精确而色彩缤纷的描绘”[26]。二战后的美国，是一个男人为男人写男人的时代。《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这样的评价对赛珍珠的文学声誉造成了致命的损害。尽管她一再阐明妇女生活是其创作的重要题材，但她的观点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从未引起过重视。即使是在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六七十年代，赛珍珠及其创作依然没能进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视野，《群芳亭》这部“女性小说”更是从未得到关注。
《群芳亭》描写了一位出身名门且掌管着贵族之家的中国女性形象——爱莲（吴太太），她知书达理、聪颖柔和、独立自尊，又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是赛珍珠笔下最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和强烈自我实现要求的女主人公。但是，赛珍珠是一位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家，作为小说的“隐含作者”，她总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观，吴太太虽然坚强、聪明、能干，但是却基本上接受父权制社会，在家庭空间里，努力地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并未因家庭桎梏而逃跑、出走、自杀，反抗的途径也仅仅是谈了一场精神恋爱，她仍然保持着妻子的名分和一家之主妇的地位。当同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作家开始站在与父权制对抗的立场上时，赛珍珠仍在描写遵守“三从四德”的女子。当六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赛珍珠的女主人公显得如此保守落后，女性主义评论家无法与“隐含作者”达成一种女性默契，往往对主人公的好奇、误解多于同情、理解。
既不能告别“为妻”的界定又不能告别“为母”的身份，是女性无以摆脱的宿命。妻子对丈夫的义务，母亲对子女的责任，这是一个传统女性必须承担的。这种承担，意味着她走不出家庭的生活空间。恩格斯说，在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中，“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27]。
爱莲有幸生长在开明的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没有让她裹成小脚，但自从大家闺秀爱莲嫁入吴府，她就变成了“吴太太”。吴家挑她做儿媳，是因为她貌美人好，爷爷当过本省的总督，聪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事。虽然尚算开通的公公能够容忍甚至欣赏她的聪明才智，但是，他明确地告诫爱莲：“我知道在我家里，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才智——是的，只要有一点儿才智，你就可以记账、监督仆人、管辖你的下人了。但是，你有理性和好奇心。你对它们怎么办？我说不上来。对于一个差女人，我会担心的，因为在这个大墙里面你会成为麻烦。这儿就是你的世界。但你不会带来麻烦，因为你有智慧。这种智慧对于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来说很不寻常。你能自我控制。”[28]公公的这番话给爱莲指明了她作为“吴太太”的身份认知的改变方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论的自我，是一个身心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角色认同关系，而非自我作为主体的“认别”。女性的“自我”溶化为“角色”，女性的性别意识也是以角色去界定。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总是长期被调教、被诱导着担当贤妻良母或做个聪明能干的管家婆的角色。吴太太在四十岁之前接受的正是这种角色训练。(https://www.daowen.com)
在吴府，冰雪聪明的吴太太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重与信赖，“只有当某些决定需要做出的时候，她们便本能地转向她，她们知道在这个家里她做出一切决定”[29]。她既管家又管地，每个月查看家庭开支和土地的账目，对稻子、小麦的收成和鸡蛋、蔬菜、燃料的行情了解得一清二楚。她生养了四个儿子，既是传授给他们技能与知识的老师，又是管教他们的法官和牧师。她恪守“男女授受不亲”，坚持儿子们从七岁起就要与所有的女人隔离；她包办了大儿子良镆的婚姻，为给他找了个驯服的旧式女子而沾沾自喜；她泯灭了二儿媳露兰那可贵的个性，将她教导成“为悦己者容”的标本女人；她谆谆告诫追求独立的三儿子峰镆，婚姻是家庭的大事，是规矩，一个人不能仅仅考虑个人得失而不为家族着想。强烈的角色意识使吴太太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儒家传统性别文化的泥淖。吴太太的力量就在于其周旋于大家庭尤其是男性之间的余裕与空间。中国封建文化运用伦理化的力量在它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做过许多调整，使家庭人际关系的运作更加有序。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祖母”级的女人可以用孝悌原则与族权的力量控制其他成员。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从肉体到人格进行压迫的事实，更不能证明中国妇女在旧家庭中处于有权地位。
四十岁之前的吴太太循规蹈矩，扮演着男权社会强加于女人的角色。儒家传统文化教化女子的身体比头脑更重要，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公公这样教导她：“对于女人来说，脑袋若要超过身体，这不是好事。”[30]“女人懂得不太多，男人才喜欢。”[31]“女人的身体比她的脑筋更为重要。只有女人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假如没有女人，人类就会停止存在。老天把这个才能放到女人的身体里，就像放到一只酒杯里一样。因此，她的身体对男人来说，无比珍贵。假如女人不能创造，男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男人是种子，但只有女人才能让种子开花结果，生出另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32]女人的全部价值在于能用身体满足男人的性需要，为男人传宗接代，女人无异于生育的工具，而这些都被本质化为自然的安排而非人为的限定。爱莲觉得公公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当年一句“我听你的，爹”竟让她一听就是二十多年。爱莲曾经挚爱过年轻的吴少爷，因为他英俊、健康、脾气好，“但那种爱与她自己本身无关，它好像是肌肉的条件反射”[33]。可是这并不妨碍她在婚姻生活中千方百计地取悦丈夫。自小就被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吴少爷对妻子则非常依赖，“然而，吴太太心里明白，假如没有她的美貌和煞费苦心，他是会往其他路上走的。她很小心，让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感到满意。在那些年里，他没有不满足的愿望。但是她毫不费力地知道，这是因为她捉摸了他的愿望。……她一直是个好妻子”[34]。这种爱情的结果就是她为他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夭折的女儿。“她的倦怠隐藏在她的最深处，或许在她的肚子里面，在她的子宫里面。整整24年，孩子出生前和出生后，她一直在给予生命，现在孩子自己要生孩子了。作为祖母和母亲，她一直把心思用在生育上。”[35]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被要求必须无我地为他人活着。多年以来，吴太太总告诉自己要为家里所有的人尽职尽责，这一大家子全像是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她养育。
传统中国社会男女之间没有性别上的平等可言，许多条条框框只强加于女性身上，即便是一夫一妻制也只是针对女人提出的。女人结婚后要为丈夫活着（出嫁从夫），丈夫死后又必须守寡，为孩子尤其是儿子活着（夫死从子），女人要做贞女、烈女。可是男人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纳妾或者逛妓院。小说里的吴老爷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出入妓院寻欢作乐，起初也没有娶小老婆，可是最终却在妻子的安排下拥有了两个妾——秋明和茉莉。吴太太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四十岁生日那天，她宣布为丈夫纳妾，她的逻辑是：“上天只重视生命，把生命的种子给了男人，把土壤给了女人。土壤很多，但是没有种子又有什么用呢？实际情况是，即使男人骨头发白、鲜血变水，他的需要依然存在，这是因为上天担心人类灭绝，始终把生育孩子放在首位。所以，男人最后的一颗种子必须要种。男人老了，种子一定要种到更加肥沃的土壤里，这样最后的种子便会结出强壮的果实。任何女人过了生育期，还缠着男人不放，那是违抗天命。”[36]自然赋予了男女之间正常的秩序，这一秩序不能打破，所以在完成了生育孩子的使命后，她主动与丈夫分房住，并且为丈夫挑选了（实际上是买来的）一个年轻健康的乡下女孩儿秋明做妾。吴老爷对秋明不甚满意，吴太太便大度地将老爷自己选定的妓女茉莉迎回家。赛珍珠在她的《男与女》一书中曾指出纳妾的两个理由：一是女子的任务是生育，归宿是成家，如果女子不能生育而又必须让她有归宿，唯一的办法便是多妻制；二是女子生命长于男子，性欲时期却短于男子，若要调和只有实行多妻制。赛珍珠认为中国传统家庭把这些问题都完满解决了。吴太太的行为被赛珍珠当作“妇德”加以肯定，反映出她对封建礼教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
吴太太蛰居于大家庭的围墙内，很难完全走出父权文化预设的性别角色。但是，对于这种文化强加在女子身上的种种不公，她又不能完全认同。她不相信男人能知道的事儿女人就不应该知道，她要读吴家子孙都读过的“邪书”《金瓶梅》，她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宇宙的奥秘，甚至渴望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在把自己的身心贡献给他人多年之后，她要做回“我自己”。她从富丽堂皇的牡丹院搬到幽静清逸的兰花园，竟然请了一个外国传教士做儿子的家庭教师，并且与这个传教士交流甚欢。关于爱情，吴太太后来的看法简直与一个“现代新女性”无异。“爱情只生活在自由之中。”[37]“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取决于责任，只有爱或不爱。”“男女间的麻烦来自一种信念，认为男女间要维持义务，但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信念，那就很清楚了。每个人自己尽责。如何自己尽责呢？只有实现他自己。如果一个人的自我完全实现了，另外一个人的自我也就实现了。”[38]“爱情就像阳光雨露，降到每个人的身上，不分公正偏颇，不分富贵贫贱和学识高低。”[39]毫无疑问，赛珍珠将自己关于女性解放的美好理想和先锋式的愿望都赋予了吴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