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教师道德思想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他的思想，对我国思想界和封建教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守仁一生未曾中辍教育事业，曾开创多所书院，并曾集门人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他后期教育活动更是影响广泛，“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可谓盛极一时。
（1）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从他的“致良知”的学说出发的，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复明圣学以明人伦的“圣贤”之士，教师工作的目的就是“致良知”。他从“心即理”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内心修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讲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为私利所蒙蔽，因而“昭明灵觉”的心就不良了，从而产生许多不良的行为。对此，他主张从“致良知”入手，通过教育，把人心私欲灭掉，保存每个人固有的天理良知，养成完善的道德品格。所以他认为，教师的工作就是要“致良知”，培养人完善的道德品格。他说：“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王文成公全书》卷八）那么，教师所要完成的“致良知”之学，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王守仁认为“致良知”之学就是“心学”和“道心”之学。所谓“心学”，就是他所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是故于父子尽吾心之仁，于君臣尽吾心之义，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笃敬。”所谓“道心”，“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汇总起来说，他所说的“致良知”之学，即明人伦之学。教师教育学生“明人伦”的教学过程，即培养学生封建道德品性的过程。他说：“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主张教师教与学的目的，在于去掉人的私欲，保存每个人固有的天理良知，达到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2）王守仁在教师教学的内容方面，认为凡有助于道德之学的内容都是有价值的。
首先，他主张教师要明确致学的目的不在于做官，而在于做圣贤。他说：“朝廷之所以养士者，不专于举业，而实望之以圣贤之学。”学校教育的目标不应是记章诵句的利禄之徒，而应是遵守封建政治道德原则的模范。教师要明确此道理，然后才能教育学生也如此。
其次，他认为“六经”是最好的教材，是古代圣人们留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应把“六经”作为陶冶学生“心学”和“道心”的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王守仁批评一些后世儒者与教师不知道“六经”的实意和旨意，导致教育与明人伦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他批评说：“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最后，王守仁认为读书、写字、弹琴、习射都是可以陶冶学生性情的有价值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对于指导学生读书，他说：“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这可知他认为读书是最有陶冶价值的教学方法之一。对于写字，他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他认为写字亦有陶冶价值。他认为弹琴也是陶冶性情的教学方法，“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即便是习射，他也认为是有培养学生“心学”和“道心”价值的，他说：“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君子之学于射，以存其心也。”（《观德亭记》）王守仁倡导的这些教学内容和方法，是针对当时八股科举束缚思想，学生学习、教师教书日益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走向腐朽和衰落的时弊。他猛烈抨击科举流弊：“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王守仁倡导革弊的教育教学思想，反对学人只求功名，死记章句，不修人伦，导致社会“人欲横流”“天理愈蔽”。他认为要挽救社会政治危机必须先从整治教育开始。(https://www.daowen.com)
（3）王守仁倡导为学要“先于立志”，要“知行合一”，要自求自得。他认为，“读书学圣”，追求学业有成，首先要立志：“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只有树立潜心向学的志向，学习才会有方向，才能百折不挠，日益精进，“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立志是读书为学的前提条件。
王守仁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做人，做人则为了躬行实践，所以他强调学习要“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就是说，知中已有行，行中也有知，所以他认为知与行是齐头并进、互为渗透的。他还认为真知必能行，不能行则非为真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教师授业，应教学生以真知，注重培养知行合一、知行并进，使学业不断精进。
王守仁非常赞赏孟子自得深造的思想，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自求自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张不要迷信书本和前人的定论，学习应有质疑的精神，应当“深入心通”。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公言之而已矣。”
（4）王守仁提倡教师应循循善诱，要注意因材施教。他批评受科举教育影响，不顾学生身心特点，束缚和压抑学生发展的教师：“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他主张教师应采用诱导、培养、有趣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愉悦的学习情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他还要求教师注意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认为教师教人如同医生治病一样，要辨症施治。教师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关心和了解学生，“因人症候”而“对症下药”，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不问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王文成公全书》卷五）教师应考察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教法去对待所有的学生。他还主张“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教学如同给树浇水一样，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他说：“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他所说的“分限”，便是学生接受能力的限度，若不考虑这个限度，就如同将一桶水倾注在幼苗上将其浸坏一样。“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
（5）王守仁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他发展了前人社会教育的经验，把创立新学和订立乡约的教育形式结合起来，并加以理论化和制度化。对于兴立新学和订立乡约，王守仁认为政府要慎选良师，教师不但要受到社会的“礼待”，而且官府要“支给薪水”，鼓励“务在隆师重道，教训子弟”。王守仁还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师德思想，如他反对束缚儿童身心的教育方法，反对教师体罚学生，认为教师教育儿童要适应其生理、心理特点，晓之以理，寓教于乐，如“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主张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与特点，对他们进行“歌诗”“习礼”“读书”三个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在无形中受到礼义、性情、道德方面的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