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的学习
为解决语言问题，中国为留日学生开办了预备教育。1979年，东北师范大学留学预备是我国唯一一所由中、日两国政府合办，面向各级各类赴日留学预备人员进行短期日语强化培训的培训机构。该学校由日本方面提供日语以及数理化教师，配合中方开展日语培训。从1979年到1983年间，先后对五批赴日留学本科生进行了预备教育，每批人数在一百人左右。研究生预备教育结业时，由日本文部省进行成绩测验，根据成绩分配到日本大学学习。留日预备学校要求十分严格。留日学生杨建顺后来说，当年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学期后，以全优成绩被选送去日本留学。他对留学生预备学校有这样的回忆：
来到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我发现自己又一次陷于艰难和困苦之中。预备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只能讲日语或英语，我是第一次接触日语，英语也不能运用自如，那种压力真有点难以承受。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压力有助于人的成长，日后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几乎都不能与这段经历割裂开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日语老师，班主任小林幸江女士的指导和关怀。[57]
早期公派的留学生大都能刻苦学习，如80年代作为交流学者两度赴日研修的俞辛焯，为查阅资料，每天备好中餐，在档案馆连续工作7个小时，下午5点从档案馆步行近两小时返回住处，晚餐后再工作到11点，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期间完成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以及在国内完成撰写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1986年、1989年分别在日本出版，获得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并在早稻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日本研修，因时间有限，任务繁重，总有一种紧迫感。我一般每天工作十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查阅档案。档案馆的史料浩如烟海，查找一篇史料，犹如大海捞针，其艰辛一言难尽。我每天备好中餐，在档案馆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出馆后只觉得头昏眼花，接着昏昏沉沉坐一个多小时地铁才回到住所。用过晚餐后有时甚至不想再工作了。不久，我发现活动不足影响工作，于是放弃乘坐地铁。每天下午五时从档案馆出来后，换上运动鞋，抄近路自六本木经乃木坂、青山一町目、神宫前等街道，步行近两小时返回住地。冬天，东京的白日短，走着走着就天黑了。一路望着满天的星辰，边走边想念亲人和同事。[58]
中国留学生的勤奋与学业成绩，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好感。曾经担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日本国立著名整形外科专家、残疾人康复中心总长津山直一，先后接受和资助了不少中国医学界人士到日本学习和交流，对中日医学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指导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王福权回忆最初的情形说：
我记得很清楚在10月7日下午，在东大整形外科办公室的会客室，津山先生面带笑容很亲切地接见我。他用汉语说“您好”“我正在学中文，讲得不好”，我很钦佩他将近花甲之年，还在学汉语，真不简单，我当时的紧张情绪，平静下来了。他接着用英语介绍他科里的情况，每周有哪几天是手术日，哪天查病房，看特别门诊与普通门诊及学术会议，讲得很全面和详细，使我对东大整形外科学习有一个计划。第二天早晨在全科读书会上，他向全科同事介绍我，并说这位是从中国首都北京医院来的医师。[59]
其他领域的访日学者，有类似感受的也不少。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者，日本学者往往在学业上十分关照。1981年到日本创价大学留学的宁新忆起了新井直之教授对他的帮助：(https://www.daowen.com)
除去安排我每周听讲1—2次大课外，先生还要我同他的几名研究生一道，每周进行一次讨论式授课学习。这种场合，一方面可以同其他研究生共同进行讨论，同时也可听到先生更精辟的讲解，我受益匪浅。更使我感动的是，先生还打破惯例，专为我开“小灶”，每周在他摆满书架的研究室内，单独为我一个人开一次“促膝授课”。这对先生来说是额外的负担，但对我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最佳学习机会。[60]
自80年代中期开始，自费留学日本开始兴起，留日生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日本为此开设了大量的日语学校，绝大部分出于经济利益。在两年的日语学习期间，除了住房、饮食、交通等费用外，还要交纳130万日元左右的学费。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难令人满意。曾有人这样描述在日本语言学校的学习状况：
大部分留学生毕竟是为学点真才实学而来的——至少把日语学好。但恕我直言，东京的好多语言学校的质量很差。有些学校为节省开支竟让家庭妇女来执教。她们用日语教语法，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无异对牛弹琴。碰到好一点的老师，你想竖起耳朵认真听，可课堂里常有人在高声聊天——一些去日本定居者学不学无所谓，趁此机会海阔天空地闲扯。好多留学生感叹道：原以为来日本留学日语进步快，岂不知在日本学初级日语反而难上难，因为社会上每个人都来去匆匆，没有人用最慢的速度对你重复最简单的词语。早知如此，何不在国内认真读完《初级日语》再来。事实上，许多去日本读了两年语言学校回国的留学生，其日语长进并不快。来日本后连日语也没学会，究竟为什么来日本？[61]
管秀兰长期从事日本留学问题研究，他曾这样记录一名留日学生：
年龄47岁，出国时面临单位裁员，被列为裁减对象，为了面子一气之下花了20多万元人民币到了日本的一个语言学校学习。他本来认为，到日本学两年日语，回国时日语肯定呱呱叫，不愁单位不请他回去。然而，到日本才知道，语言学校的教学内容从零开始，且是半天授课，半天打工。他虽然年近五十，然而出国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为了下一笔学费和生活费、住宿费，他必须和年轻人一样拼命打工。日本人雇外国人打工，大都是几乎不需要任何语言交流的体力活。打完工回到住处，身体累得跟散了架一样，倒头便睡，哪里还有精力学习？本来就没有什么语言基础，因年龄的原因，记忆力也不很好，两年下来，不得不空手而归。至于日语，和出国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