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均势到协调：国际安全合作研究
罗伯特·杰维斯(1)
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使主权国家之间难以达成合作。实际上，当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时，核心问题并非“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而是“为什么战争没有更经常地发生”。1因此，我们应该探索大国在什么条件下试图通过共同的努力来获得安全。在此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可从安全困境下合作的理论中导出。2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世界政府、世界联邦或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安全共同体都不存在。最接近这些情形的协调体系，也仅仅在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1815年到1854年（最强的形式仅仅持续到1822年）、1919年到1920年、1945年到1946年。“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概念经常被运用于19世纪晚期的国际政治，但这一标签的正当性并没有充分改变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20世纪的两次协调都非常短暂，甚至有人认为它们就根本未曾存在过。但在最低程度上确实存在扩展合作的短暂时期，许多政治家和观察者对协调的延续至少具有某些希望。
最好的例子还是1815年后的几年。从本质上说，协调的特点在于欧洲大国之间不同寻常的和自觉的高水平合作。这些国家并没有尽其所能地来尔虞我诈，它们也没有乘人之危。这样，在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中，各国基于对其他国家合作的预期而进行合作。当这些国家处理彼此问题时，它们认为多边和自制的方式比更普遍的单边和放纵方式更可取。3
其他国家的行为，或者当自身行为侵犯了他国利益时，关于他国行为的预期这些外部因素频繁地限制了国家的行为。这一模式展现了均势的特点。在均势下，大量的限制如下所示：没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战争并非总体性战争，无条件投降很少出现，战败国的领土并没有在战胜国之间分割，战败国通常很快又被纳入体系中。这些限制产生于单个国家相互冲突的自我利益，它们会采取联合行动以阻止任何国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因为今天的敌人可能会成为明天的盟友，或者今天的盟友可能会成为明天的敌人，所以对战败国过于严厉的处罚将毫无意义。实际上，由于获胜联盟的每个成员担心其伙伴在权力上的超速增长，并害怕它们计划和敌人单独媾和，盟国间在最合理地处罚战败国的问题上可能存在竞争。当某些国家阻挠其他国家的野心以保持自己的权力时，这些竞争动态的结果受到了限制，但是很难将这种情势看作相互合作，更不用说是对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逃脱了。实际上，后者正是驱动体系的力量。
一、均势的假定与协调
均势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自我维持。单个国家可以崛起和衰落，但体系往往是持续的。为什么这种体系有时会难以为继？为什么协调体系会产生？协调的时机可以提供最明显的线索。只有在一场遏制潜在霸权的大战之后，协调才会发生。这并非偶然；这样的战争削弱了均势体系的假定并改变了预期报偿，从而便于合作。
虽然学者们在均势的很多方面存有分歧，但多数学者都同意以下四个假定对其运作至关重要。4第一，几个行为体的权力相对平等。行为体的最小数目是2（虽然也许一个大国为若干更小的国家所制衡）。第二，所有国家都希望生存。它们可能寻求扩张，通常有一些国家这样去做。但是必要条件在于，它们并不渴望彼此形成邦联5（这两个假定并没有纳入分析的其他部分，因此可以忽略）。第三，国家能够在短期利益的基础上相互结盟，使用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术语，并不存在许多强大的“联盟障碍”（alliance handicap）。6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的敌对和国家仇恨并不会限制国家在维持必要安全的基础上来结盟和重新结盟。第四，战争是治国术的一种合法手段。这并不是说战争值得欢迎，而是国家相信它们可以诉诸武力的使用，只要它们认为这样做有益。
协调体系只有在反对潜在霸权的大战后才能出现，因为这种冲突改变了后两个假定，增加了合作的动机。战争以两种方式削弱了缺少联盟障碍的假定。首先，即使联盟内的争端和敌意从未消失，战争导致了反霸联盟国家之间不同寻常的紧密联合。起初很难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即使在战争中取胜的共同经历也并不会消除冲突的所有来源。但是它的确为盟国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也许，削弱无联盟障碍这一假定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国家间联合的一个因素——关于战败的霸权国并非一个正常国家的信念。在均势下，所有国家都适合成为潜在的联盟伙伴，没有一个国家被看作比其他国家更为邪恶。但是反对一个潜在霸权的战争改变了这种信念。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并没有被视为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国家。反之，它们的侵略性被看作是不能根除的。这种异常行为的可能原因有所不同，包括在国家特点、气候、权威家庭结构的重要性和地理上的原因。但是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将战败国看作是未来的潜在危险。这样，即使战胜国可能将战败国重新纳入国际体系——正如拿破仑战争后大国所做的那样——这样做的主要目标在于继续限制战败国。
与霸权的冲突也削弱了关于战争在均势体系中作为正常政策工具的假定。因为战争针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和雄心勃勃的国家，这样的战争将是长期的和毁灭性的，并且要求某种总体性胜利。在这样的经验下，战胜国对战争的成本高度敏感，并因此在诉诸武力上更加踌躇，除非它们最核心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一点尤为真实，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霸权的战争会伴随或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协调体系会衰落，实际上只有第一次协调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每一次协调都有不同的因素起作用，但在总体上看，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不同寻常的战后情势并重新确立了均势的假定。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退，有助于保持联盟团结的纽带日益削弱。随着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为联合牺牲更多时，摩擦往往会产生。由于知觉上的变化，每一个国家都记住了它被限制的情况，而忽视了或以不同方式解读了其他国家所认识的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情况。对早期寻求霸权国家的忧虑也可能随着时间减少。除非取得了连续不合理行为的证据，或者其他国家不再把这个国家看作特别邪恶或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国家。随着没有在战争中亲身体验的新一代掌握了政权,对战争高昂成本的痛苦回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起来。
二、协调体系和安全困境
根据加剧或减轻安全困境的变量，可以解释从均势体系到协调和从协调到均势体系的转变。四种因素至关重要：进攻和防御战略关系的变化、报偿的变化、决定其他国家如何行动以及采取适当反应的能力的变化（透明度和适时警告）、关于其他国家如何行动的评估和预测的变化。
1．攻防平衡
进攻性武器和战略与防御性武器和战略能否区分、进攻是否比防御更有效都会影响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7甚至当国家想要合作时，如果防御和进攻动机导致了相同的威胁行为，如果行为体相信采取进攻和先发制人比后发制人更好，它们仍然不会合作。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没有办法在增加自己安全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但当这些条件相反时，共同安全是可能的。
这一观点通常被运用到军事体系中，8但是这一逻辑在政治领域中也成立。在均势下，进攻和防御战略可能相似。因为国家能够估价其他国家的暂时弱点，进攻往往具有优势。因为很多战争是短暂的和一锤定音的，这就需要强调获得瞬时收益和避免瞬时损失。国家显然担心瞬时损失的增加，显然期望瞬时的收益会产生正反馈。在战术层次上，进攻性战略往往适当。突袭他国完全合法，而且可能有效。
在协调下，情势非常不同。相互限制体系将会持续这一预期，意味着较少强调短期收益和较少担心短期损失。因为国家很少可能利用暂时的失衡，它们不需要根据如下预期来快速行动：如果它们不行动其他国家将会利用。实际上，利用其他国家（当其他国家与你合作时，不和它们合作）可能是自我拆台。这种做法威胁了体系，并且会遇到其他成员的消极制裁。在均势体系中，其他国家仅仅当它们相信这样做符合其瞬时的自我利益时，才会反对这种类型的行为。但在协调下，国家在保持高水平合作上的利益削弱了此类计算。这样，雄心勃勃和寻求超额收益的国家可能会为保持协调的广泛联盟所反对。在这种情势下，防御性政治战略可能与进攻性战略相互区分，并且更具有吸引力。(https://www.daowen.com)
因为大规模反霸战争削弱了将战争看作正常的治国术这一均势假定，防御性战略获得了更大的优势。如果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正如在均势体系中经常发生那样），发起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的动机就可能很强。诉诸战争的替代方式现在不是和平和现状的保持，而是被人攻击。如果条件合适，国家的联盟结构是完整的，并且当时的权力分配是有利的，那么，战争在均势体系中就是可能的，而不管国家的总体意图是什么。国家不需要为了发动一场战争而寻求扩张。相比之下，当国家认为战争在很长时期内可以避免时，即使导致战争的条件具备也不大可能发生战争，因为不发起冲突的报偿要比运用战争作为正常政策工具的报偿更高。因此，如果国家愿意维持现状，那么它们可以更随意地采取防御性政策。
当防御性政策比进攻性政策更有效时，维持现状的国家并不需要通过扩张以寻求保护。当防御性政策目标和进攻性政策目标可以相互区分时，维持现状的国家更容易彼此相互识别。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之间的国际政治大体上证实了这些预期。在那个时期，阻碍维持现状的国家之间合作的两个普遍性问题，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国家很少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来获取自己的安全。辨别的错误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可以区分进攻和防御态势。通过减少维持现状的国家彼此误会为侵略者的情况，并使国家不再那么担心相互合作被视为绥靖的危险，这些条件促进了合作。
2．报偿的变化
报偿的变化支持了协调体系的发展。根据各种结果效用基本价值的大小，囚徒困境博弈在导致相互合作的概率上将会改变。当囚徒困境中CC的报偿相对高,而CD、DC、DD的报偿相对低时，更容易产生合作性的结果。9换言之，当相互合作只比不当利用他人略差时，当被不当利用只比相互竞争略差时，以及当相互竞争的结果比相互合作坏得多时，合作将更可能出现。协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报偿适合其结构。
（1） 非合作成本的增加。
在对1815年以来一段时期的讨论中，梅德利科特（Medlicott）认为，“是和平维持了协调，而不是协调维持了和平”。10与此相关，战争的高预期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这一点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政治家希望保持和平这一点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怎样达到这个目标或者他们是否取得成功。实际上，安全困境中的标准问题在于，虽然所有行为体都想要安全，但是它们努力的互动却产生了普遍的不安全。然而，它们避免战争的强烈愿望也许是保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样，至关重要的是反霸战争增加了相互不合作的成本。从前的盟友知道如果他们陷入彼此激烈的争斗之中，被打败了的敌人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空隙。尽管它们并不愿意利用从前的敌人来反对从前的盟友（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却这样做了，即利用法国），但是由于担心如果它们争斗得厉害，反霸战争会再次发生，彼此间的分歧得以弱化。然而，这样做不可能完全消除冲突。11各国都知道其他国家知道战争成本太高而不会成为可行的选择，这就使各国都会运用避免灾难这一共同利益作为杠杆来获取竞争性的收益。但是由于战争的成本高，国家具有减少冲突的动机。为了减少其政策导致不必要的竞争，国家愿意承担被不当利用的实际风险。
无政府状态与革命的成本 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先前战争的部分原因在于总体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具体上的经济敌对，这样合作就会有额外的动力。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观点就符合第一类。威尔逊认为，均势体系是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他据此认为，为了避免未来的战争，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采取国际联盟形式——是必要的。类似的，许多美国人相信，大萧条和两战之间的经济敌对要对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决策者因此认为，经济合作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会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会减少未来战争的发生率。
拿破仑战争以后，关于战争与革命之间联系的认识加强了联合的动力。两者中的任一个都会导致另一个，而两者都是危险的。大国在这点上的选择和兴趣并不相同。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较少受到动乱的威胁，较不担心自动传播的革命。它们（主要是英国）反对将协调用于制裁而进行反革命干预，因为它们认为这样的行动仅仅涉及了狭窄的国家利益，并且因为他们认为许多革命是好的，或者至少不是恶的。然而，即使它们也担心以最极端形式出现的激进主义。这种担心产生了比寻常的国际政治更多的共同的理解基础。
国家往往欢迎其对手和邻国领土范围内的动乱，因为动乱会削弱它们。12但如果革命可能传播，革命就会威胁所有国家。1854年普鲁士国王写道：“我不会让奥地利这个引人兴趣的国家被革命所攻击，而不管她自己的剑是否出鞘。这一点纯粹来自对普鲁士的热爱，来自自我保存。”13那时，国家在内部安全上相互依赖，从而限制了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其原因在于如果它们彻底击败了另一个政权，凌辱它或者否定它的国际地位，鉴于其国内合法性部分取决于其国际地位，革命的机会就会增加。过于狭窄的自我利益概念因此将自我拆台，并非因为其他国家将会报复，而是因为其他国家会发生革命。这种对动乱的共同忧虑也限制了治国术的手段，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煽动革命,以削弱不友好的国外政权这一手段。在均势中这一常用的战术在协调中却被令人惊讶地放弃了，从而有助于相互合作。实际上，政治家如果相信引发动乱的威胁将会遇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他们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既是危险的，又违背了大国的行动誓言。14
反对革命也为将法国重新纳入体系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基础，从而便于合作。第一，曾是这样一种威胁的霸权并非法国自身，而是革命的法国。反对后者和与前者建立友好的关系并非不协调。实际上，新的法国政权和大联盟成员在同样的程度上都是革命法国的敌人（这一逻辑同样也适用于两次大战后的德国。将1918年失败的旧政权定义为敌人的最初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的压力——位于此处所提供的结构性解释之外的一个因素。1945年以后他们在两个大国竞争的情境下取得了成功。这一点我们将会再讨论）。第二，只有参加一场大战，法国才有希望推翻维也纳体系。这种努力要求大量国内资源的动员，进而产生一个革命的政权，但是这种革命对法国统治者的威胁与它对邻国的威胁一样多。这样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威慑的，因此可以加以信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第三，如果法国在国际体系中得到公平的对待，法国革命较少可能再次发生。因此，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法国人民中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2） 合作收益的增加。
作为问题的另外一面，反霸权战争导致的前盟国之间合作会带来更高的战后报偿。首先，确保过去的敌人不会重新寻求主导地位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只有通过保持合作才能达到。这种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盟国在其他利益上的合作——例如贸易、科学和文化交流、应对公共问题的共同努力——国家可能提高在广泛的范围内集体共事的预期收益。共同的目标使每一个国家关注彼此的福利：他们期望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就期望所有国家都强大起来，特别当他们认为可能不得不再次遏制从前的敌人时。与国家的价值彼此消极的相互依赖（这是世界政治中的常态）不同，他们之间是积极联系的：如果其他国家满意，各国都会获得收益，并且愿意和能够执行其国际义务。
进而，反霸的经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在战争中，各盟国会估价其伙伴的福利——不仅是为共同的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以其自身作为目的。如果这种利他主义延续到战后，各国基于所有国家都会受益的预期而看重合作所带来的递增收益。在精英层面上，具有相似的效应：各国的决策者可能与它们的同行发展密切的联系，以便他们都会继续掌权——和其他国家合作可能有助于这一目标。
合作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持续的协调会在拿破仑战争后形成，而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因为德国在1945年以后分裂了，联盟的保持并非是确保德国不再寻求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减少德国的威胁是摩根索计划的目标，这一计划起初曾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同意。这就可以部分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通常只是在口头上支持德国统一的目标。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德国的分裂产生于美国和苏联的总体对抗所造成的分区占领。如果盟国能够在其他问题上更放心地合作，德国就有可能再次聚合起来。而且，德国的分裂是管理超级大国间冲突的一种方式。联合决策的努力比允许每一方控制其相应部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紧张和争端。使德国分裂因此较少具有威胁性，盟国也消除了战后合作的主要动机。15德国继续造成的主要危险——例如部分获得核武器或试图统一——能够被每个超级大国独立的行动来加以管理。
两极结构和核武器的发展使超级大国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限制了战争的危险。单边的和竞争的（而非联合的和合作的）政策可有效捍卫美国和苏联的核心价值。相比之下，1815年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通过独自行动来维持其安全，除了英国可能是个例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保持完整，既没有两极结构，也没有核武器的存在来使战胜国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获得安全。而且，一个稳定的协调并不存在。这一点看上去和我们的理论相矛盾。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主要大国（出于特殊的国内原因）的退出意味着剩下的两个大国不能确保维持和平，即使它们之间进行合作。如果美国和俄国留在这一联盟中，对英国和法国合作的压力就会增加。实际上，很多战后的争端来自英国不愿保障法国的安全，这样就迫使法国采取了针对德国的强力单边措施。英国提供这种协定的条件是美国的参与，而这并没有实现。国内政治的因素因此阻碍了合作，而它们已超出此处阐述的结构性理论的范围。16
（3） 对不当利用忧虑的减少。
在很多情况下，造成合作缺乏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各国担心如果选择合作就可能受到不当利用。在反霸战争后，体系的转换减少了这种忧虑。因为联盟的所有成员都珍视协调的维持，为他们捍卫合作提供了好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它们至少会对被欺骗的国家提供某些支持和援助。例如，如果国家A选择合作，而国家B却以此不当利用A，那么，国家D、E、F可能帮助A，至少不会加重它的危难。这样，国家间就会形成一个安全网。虽然不当利用是可能的，但是它的结果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应而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然而，如果这种类型的合作发生，体系中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不符合这种情况的事实有助于解释合作的迅速崩溃。即使华尔兹关于两极体系更稳定的观点是正确的，17当一个体系中只有两个主要行为体时，很难保持高水平的合作。虽然每一个国家可以运用全面战争的威胁来保护其至关重要的利益，但是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超级大国背叛的成本，这一点增加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不当利用的忧虑，从而使合作更难建立和维持。
脆弱性的变化 不当利用的成本随着国家脆弱性的降低而减少。如果一个国家的背叛会毁灭另一个国家（例如突袭），安全困境是特别严重的。如果国家足够强大，以至于一些背叛不能削弱它们，它们就会更愿意利用合作的机会。大战对战后背叛的成本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这种战争可能使参与者耗尽资源，并产生巨大的国内压力。当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如果在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卷入一场冲突，它们将过于虚弱而无法生存时，对背叛的忧虑和对预防性战争的压力将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反霸战争的成功经历使国家确立了可以迎接挑战的自信，它们对背叛的危险将轻松以待。持续的协调在1815年以后得以形成，而在1945年以后没有形成的一个原因在于1945年以后诸多重要参与者的衰落。大多数欧洲国家——它们在博弈中的风险更大——被战争拖垮了。美国担心这些国家很容易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苏联也受到了严重削弱，以至于它不能承受向西方势力开放的合作性安排，因为这样会使其陷入背叛所带来的严重危险之中。
在很多情况下，战后安排通过减少国家的脆弱性来促进合作。边界往往根据稳定的民族和地理界限来加以改变。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更多的民族同质性，并沿着河流和山脉这样的自然障碍划定边界线，国家就更容易保卫它们自己，因而减少了背叛的成本。
（4） 不当利用收益的减少。
国家有时因为担心其他国家以背叛对应其合作所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走向背叛，它们也可能为背叛政策带来的积极收益所吸引而走向背叛。战后世界的结构减少了一国因其他国家背叛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它也以同样的方式减少了国家背叛自身所获得的收益。国家要预期它的背叛不仅会受到它所伤害的特定国家的反对，而且还会受到过去联盟中其他国家的反对。即使威胁和武力的使用产生了短期的收益，但是长期和中期的效应可能比在均势体系中更为不利。基于对保持协调的一般承诺，追随（bandwagoning）在此环境下比在均势下更少发生。18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背叛增加其安全。而协调提供了达到目标的替代路线，从而使向协调的转变减少了对背叛的需要。如果成员相信联盟将继续保持，并且使它们的安全得到保证，它们就不需要以牺牲他国为代价追求单边的和竞争的手段以改善它们自己的安全。实际上，如果国家有理由相信安全取决于协调的正常运作，通过支持协调体系而增加的安全并没有使其他国家更不安全，而是具有相反的效应。这种动机在1815年以后显著地发挥了作用。虽然国家没有完全将协调看作是提供其安全的可靠保证，但是它们的确在下面的假定上采取了行动，即实现单个国家利益的最好保证在于发挥既有合作安排的效用。
背叛所获得的另一个价值是现状的改变。与平常相比，这一点在反霸战争后所具有的吸引力下降了。战胜国可能相对满意，因为它们能够确定和约条款。当然对战败国来说，情势则不尽相同。1815年以后，法国并没有极端不满意，因为和约的解决方案是比较温和的。但这并不符合1918年以后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民意在盟国所起的作用增加，而民意要求严厉的和约。对德国来说，由此导致的背叛动机不仅使其不愿参加协调，而且导致了盟国间关系的紧张，因为它们在如何处理情势上彼此存在分歧。19
1815年以后国家非常满意现状的事实赋予了协调在政治家眼中更大的合法性。他们将其视为便于实现他们最主要价值的手段。这种合作行为不仅为工具价值所影响，而且协调及其规范发挥了道德价值，这反而会进一步增强遵守和自我限制。
控制不当利用的机制 由于三种程序性规范，国家发现它比往常更难在1815年的协调下不当利用其他国家。第一是频繁的会议具有进一步增加透明度的功能。在击败拿破仑后缔结的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要求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会议,“以便磋商其共同利益，并考虑……可被认为最为有益的措施，以利于各国的安宁和繁荣以及欧洲和平之维护”。20因为这种会议可以用来强制某些成员并为狭窄的国家活动提供合法性的外衣，英国经常拒绝参加（记住坎宁的名言：“会议无用且危险；除非我们达成一致,否则就是危险的。”21）。但即使从英国的视角看，会议作为象征确认了欧洲利益和欧洲统一的重要性，并且构成了背叛的障碍。国家承诺联合讨论所有重大议题的事实,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寻求其他国家不可接受的结果。均势上的变化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除非大国一致同意，而这一点需要举行会议。形式和实质并非没有关系：如果国家承诺在主要的行动上需要获得广泛的同意，它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对其获得竞争性收益的限制。22
与会议体系相联系的是大国联合起来与第三方（特别是土耳其）谈判的习惯。其目标在于向它们应对的国家增加压力。这一点对于顽抗的和有经验的目标国，比如土耳其特别有用。但是，各大国观察其他国家没有利用自己的能力的增长和它们限制自己潜在收益的相应意愿，至少同等重要。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已经表明，联盟可以成为控制的工具。23这种限制并不必定是单方面的：国家一起行动的正式联盟和非正式谅解能限制所有各方的行动自由。通过联合行动，大国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借机占便宜。24
第三种方式在于，大国通过正式的和相互自我否定的条令来限制相互不当利用的潜在可能性。1815年到1854年之间签署了很多条约——特别是涉及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条约——包含了各方放弃谋求任何单边优势的条款。英国、法国和俄国相互协调,迫使土耳其赋予希腊独立的条约第五款典型反映了这一点：“缔约方在这些安排下不会寻求其他国家不能同等获得的领土扩张、排他性影响或其国民的商业优势”25。类似的，当大国保证比利时的独立时，所签署的条约写道：
它们一致认为五强欲实现其充分理解的利益，乃需要保持它们之间的联盟，保证欧洲的安宁，实现比利时的独立并为之发布庄严的声明，并以显著的证据表明其坚定的决心，即无论面对何种可能的环境，它们都不会在与比利时相关的安排中寻求任何领土的扩张、任何排他性影响和任何单方面优势。26
这种语句并不总能阻止无规则的竞争，它们重复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它们可能成为一种修饰辞藻。但是它们构成了不能轻易违反的承诺，并且集中体现了协调的精神。
3．透明度和适时警告的增加
合作之所以更经常地发生，不仅在于报偿的变化，而且在于国家辨别其他国家如何行动的能力的增强。在国际机制文献中，这一能力被称为“透明度”。与根据信息而采取行动的能力相适应，透明度产生了一种情势，即CD和DC的选择被有效排除了。短期的背叛或不当利用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它们被发现和被对付，那么，唯一的现实选择就是CC和DD。这种监督和核查因此是重要的，即使在缺少正式协议的情况下。
协调体系相对透明，部分原因在于行为体之间较高水平的沟通。这些沟通比起国际政治中通常的沟通更加充分、坦率和较少欺骗性。实际上，由于信息交换总量和多样性的增加，欺骗变得更加困难。27沟通的扩展使国家更容易解释它们如何和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从而使国家更容易理解其他国家的行动。这就减少了引起关系破裂的误解，虽然并不能够消除它。因此，国家会更多地相信，其他国家并没有不当利用自己的计划。例如许多分析家相信，常设协商委员会的建立是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有用的成果之一。28虽然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利用这一论坛助长了其欺骗行为，但多数分析家相信，通过可靠的和相对坦率的技术信息交换，论坛成功地对付了大量潜在的欺骗问题。在一些情况下，一方停止或修正了构成或可能被视为构成违反协议的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通过对美国或苏联的劝说，看起来可疑的行动实际上得以许可。
在一些情况下，所有各方都获得了关于其他国家总体利益和视角的有用理解。这一点可能适合1815年的情况，但显然不适合常设协商委员会。由于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背叛较少可能发生。第一，如果决策者能够确定其他国家是否和何时不当利用，他们不会由于误解其他国家背叛而选择以背叛来回应。第二，如果他们不仅能确定其他国家所做的，而且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对预测其他国家未来行为能力的信心就会增加。第三，因为他们意识到其他国家具有相似的能力来发现和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不会担心其他国家由于误解他们已经采取的行为而背叛。同样，他们不会寄希望于逃脱发现而采取背叛。
1815年以后，政治家意识到，较高水平的、充分的和诚实的沟通能够增加维持和平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往往愿意放弃突袭的优势，通知其他国家自己的计划，即使他们知道其他国家不会同意其行动。这是大国间频繁召开会议的一个功能。如果各国对其他国家的计划充分了解，所有国家都能够避免夸大其他国家威胁这一共同的陷阱。而且，如果基于其意图而行动，那么给予警告并从其他国家的回应中学习，就符合国家的利益。这样，参与者可以提前看清博弈的几个回合；如果结果比相互合作更坏，第一个国家就会决定避免采取欺骗性行动。当然，这种安排并非坚不可摧。国家不仅失去了突击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而且承担了其他国家通过诈骗或采用非可取承诺的方式来不当利用它的风险。29
在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合作的便利将会超过这些成本。实际上，这种警告体系即使在对手之间也是有优势的。正如范·埃弗拉所注意到的，一战之前德国的既成事实战略造成了不为其他国家所知的态势。动员意味着战争，这就剥夺了德国和协约国本来可以避免战争、作出适时威胁的能力。30当德国和奥地利政治家为先发制人的思想所主导时，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种策略也意味着他们将会过迟地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否会导致世界大战。
在一些情况下，透明度仅仅意味着确定其他国家在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正如苏联是否违反《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相关讨论所提示的那样，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比起确定其他国家是否构成合作或背叛而言，做到这一点又是相对容易的。唐斯及其合作者所发展的模型表明了误读对严格回报战略所造成的问题。许多案例的检验表明，国家往往低估了其他国家合作的程度、对手察觉自己采取背叛行为的程度以及利益无涉的观察者分享这一判断的程度。31在协调之下，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是合作破裂的一个原因。但是通过高水平的沟通，政治家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变得更容易。这有助于他们解读其他国家的行为和规划他们自己的某些行为，以便减少被误解为背叛的可能。
只有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用来避免或缓和其他国家背叛的结果时，透明度才能有利于合作。这就涉及“适时警告”（timely warning）的概念。在像《核不扩散条约》这样的军备控制安排中，就发展了“适时警告”。这种安排的核查条款不能阻止国家采取被禁止的行动，但会使其他国家知道违反行为正在发生，以便能够采取有效的反措施。
协调的安排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但是通过提供行为的指南，它们有助于政治家判定其他国家是否合作。虽然遵守协议是对合作的某种人为定义，但它是有用的标准。如果试图确定其他国家的行动是否产生有害的影响，或者试图确定其他国家的行动为其有害的意图所激发，并且以此作为替代遵守协议这一判定合作的标准，那么对合作的判定将更加模糊。而且，协议至少提供了共同理解的基础，即使在其含义是什么和哪些行为与其相符的问题上仍然会争论不休。这样，国家就会更相信他们能够很快地确定其他国家是否背叛，从而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来作出反应。如果国家能够以保护自己免遭背叛而不同时威胁其他国家的方式作出反应，合作就会得到推动。换言之，如果严格的防御性反应是有效的，合作就会得到推动。虽然我认为防御性战略在协调下是可能的，但是与协调的存在或缺失不相关的许多情景因素也是重要的。
4．对其他国家行为评估的变化
政治家是否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关于其他国家是否合作的信念的影响。如果他渴望保持良好关系，并且认为没有触发报复就不会背叛，他将会做他认为其他国家将会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其他国家背叛，他就背叛，他认为其他国家合作，他就会合作。如果决策者加强了对其他国家合作概率的评估，我们所讨论的变化就可扩展合作的机会。反对潜在霸权的战争经历影响了国家自己的偏好，并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报偿。每个决策者知道他的国家可能寻求合作的原因,也会适用于这一体系的其他国家。而且，他知道其他国家知道他的偏好合作，这样就减少了各方因为担心其他国家背叛而采取背叛的危险，从而会出现良性循环的可能以及合作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其他国家行为的预期也以另外的方式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当一个国家认为其他国家合作时，它才会合作，但如果它认为其他国家除了合作之外别无他途，它也会背叛。由于其他国家威胁报复所施加的限制不复存在，国家将会受到欺骗的强烈诱惑并不当利用其他国家。例如，当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减少战略武器上的开支时，也许并没有鼓励苏联的自我限制。不仅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年份在战略力量的大部分方面都走在了苏联的前面，而且苏联可能认为华盛顿除了减少它的战略部署之外别无选择——首先因为越南战争的成本，其次因为公众的反对。这样，苏联人认为没有理由将美国人的行为归因于相互限制的承诺，即认为美国人的行为并非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原因。
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转变在这一维度上具有系统效应，它会使合作的可能性更小。协调体系中的国家可能相信，它们的伙伴不得不合作。理由在于，对其行为的限制如此之强，以至于即使该国偶然采用不当利用，其他国家也不会以同样方式来回应。19世纪40年代晚期的西班牙问题造成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并没有经受住紧张的考验。究其主要原因，正如法国首相所认为的，英国的精英“并不准备真正考虑（两国关系）的永久破裂……如果他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了独立的行动，他最多会遭到抗议而使关系暂时冷淡”。而许多英国人则和英国驻西班牙大使持有相同的观点：“协约坚如磐石，足以平息一场暂时的风暴……法国人将很快会作出妥协，以免丧失在西班牙的影响。”32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同样发现，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和约仅仅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了暂时的休战：“斯巴达继续忽略和平条约中的义务”，因为它认为雅典将会无条件地保持对和平的承诺。33之所以认为其他国家会合作，并非因为该国认为其他国家将会合作，而是因为其他国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知道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合作动机，这一信念会进一步加强。为了向其他国家显示背叛是可能的，该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使其他国家不管自己如何做而决心背叛。建立有条件的关系，并使其他各方确信它们将坚持如此行事，这确实很困难但很必要。
三、结论
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并没有阻止协调体系中产生较高水平的合作。然而，这种体系很少，均势体系通常占优势。均势操作的范例是反对潜在霸权的战争。不无嘲讽的是，这种冲突削弱了维持均势体系的两个关键假定：联盟障碍的缺乏和战争作为正常政策工具的可获得性。均势向协调的转换证实了关于无政府状态下促进与阻碍合作之条件的理论观点。在反对潜在霸权的战争后，从前盟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动机不同寻常地高涨。即使相互合作是国家的次优选择，即使它们都偏好其他国家合作而自己背叛的情势，它们第一选择和第二选择之间的价值差仍相对很小。如果体系破裂变成相互背叛和竞争，它们的损失将非常大。因为这种结果会导致潜在霸权复兴的威胁，或者导致成本高昂的战争。由于这些结果极其糟糕，国家即使冒着被不当利用的某些风险，也愿意理性地避免它们。
在协调下，不仅两个对称结果（相互背叛和相互合作）的报偿鼓励了合作，而且两种非对称的结果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一个国家会背叛既可能因为自己背叛而其他国家仍合作的可能性吸引了它，也可能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合作会遭遇其他国家的背叛。通过观察其他国家所作所为的国家能力和处于雏形中的集体安全体系——后者提供了来自第三方支持的某些预期，并减少了国家面对背叛的脆弱性——减少了国家的危险。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国家预期通过背叛获得的收益在协调条件下比在均势条件下要小一些。如果是协调的话，其他国家会很快反对背叛的国家，即使其背叛的努力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如果导致了合作体系的破裂，那么它将会自我拆台。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意识到其他国家和自己具有相同的动机，从而导致了可持续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国家间高水平的沟通，各国确定其他国家过去行动和未来可能行动的能力相应提高，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现的机会就会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是容易的或自动的，但它的确表明，均势假定并不总能成立。由于动机的转换，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将不再强烈地激发本欲避免的冲突。
注释
1．关于安全困境的概念参见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January 1950）, pp.157—180；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 Collins, 1951）；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83—90。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到，以无政府状态为起点意味着这一状态是和平的而非战争的，需要加以解释。参见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2．关于缺乏超国家政府条件下合作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January 1978）, pp.167—214；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关于国际法视角下该问题的应对，参见Gerhard Niemeyer, Law without For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Michael Barkun, Law without Sanction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Terry Nardin, Law, Morality, and the Relations of Stat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Friedrich Kratochwil, “Following Rules，” unpub,（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3．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Spring 1982）, pp.362—368；Richard B.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28（January 1976）, pp.159—174；Paul Gordon Lauren, “Crisis Pre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Diplomacy,” in Alexander George, with others, Managing U.S.-Soviet Rivalry（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83）, pp.31—64.保罗·施罗德提出了与人们普遍持有观点的不同见解，即梅特涅并不符合关于协调政治家的描述，参见Paul Schroeder, Metternich's Diplomacy at its Zenith（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pp.251—266。马修·安德森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最符合协调政治家的描述，他“具有欧洲责任的真正意识，为实现这些责任愿意作出牺牲”。参见Matthew Anderson,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1821—1841，” in Alan Sked, ed.,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London: Macmillan, 1979）, p.82。
4．关于略微不同的标准系列，参见Inis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90—91。
5．国家在均势体系中寻求权力最大化这一假定不仅是不必要的，还会导致混淆。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118, 126； and Robert O.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Ada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 1983）, pp.514—515。
6．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7．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186—214；George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 Wiley, 1977）．
8．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 pp.58—107；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 pp.108—146；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Jack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June 1984）, pp.219—238；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9．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167—186.注意，这并不是说随着合作报偿的增加和背叛报偿的减少，合作的机会将增加。同样重要的是，一方背叛和另一方合作这一结果的报偿是适中的，即背叛一方的收益不算太多，而合作一方的损失也不算太大。
10．W.N.Medlicott, Bismarck, Gladstone,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p.18.
11．由于若干原因导致了战争的严重威胁。关于概率和态势的讨论，参见Roger Bullen, Palmerston, Guizo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ntente Cordiale（London: Athlone, 1974）, p.54；Harold Temperley,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London: Cass, 1966）, pp.81—83, 371；Gordon Craig, “The System of Allianc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T.P.Bury, ed.,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 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187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254—257。
12．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13．引自F.H.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21。
14．Harold Temperley,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 pp.383—384.
15．早在1946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厄恩斯特·贝文就已理解这一点。他提到，令德国分裂的代价在于“我们会失去将我们和俄国人联合在一起的一种因素，即统一的德国的存在使双方形成抑制德国这一共同利益”。引自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而1815年以后法国的力量成为协调凝聚性的一个原因。参见Roy Bridge, “Allied Diplomacy in Peacetime: 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 ‘system’, 1815—1823,” in Alan Sked, ed.,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London: Macmillan, 1979）, pp.34—53。
16．有关美国国内限制因素如何影响二战后美苏合作，参见Rober Dallek,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John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Alexander George,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Regime Change in U.S．Foreign Policy: The Need for Policy Legitimacy,”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p.233—262。
17．Kenneth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93（Summer 1964）；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8．Ibid., pp.125—126；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pring 1985）, pp.3—43；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9．关于超出我们结构模型之外的因素，可以参考对英国和法国立场差异的完整解释。关于这一问题最早但仍难以超越的讨论，参见 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关于法国在1815年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参见Roger Bullen, “France and Europe, 1815—1848: The Problem of Defeat and Recovery,” in Alan Sked, ed.,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 pp.112—144。
20．引自 René Albrecht-Carrié, ed., The Concert of Europe（New York: Walker, 1968）, p.32。
21．引自 Harold Temperley,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1822—1827, p.135。
22．因此，1914年7月下旬，法国政治家为这一消息所困扰，即奥地利和德国反对其他欧洲大国在奥地利—塞尔维亚争端中发挥作用；这表明一种非合作路径，并希望一种其他国家必然反对的解决方案。参见John Keiger, 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Macmillan, 1984）, p.153。关于合作过程与合作结果关系的讨论，参见Morton Deutsch, “Fifty Years of Conflict,” in Leon Festinger, ed., Retrospection on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Paul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14: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p.227—262.
24．我无意否定亨斯利（Hinsley）的观点，即英国意识到欧陆盟国要求的协作过于广泛，以致协调难以实现。英国认为，只有更松散的安排才能使协调得以实现。参见F.H.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pp.202—212。
25．引自René Albrecht-Carrié, ed., The Concert of Europe, p.109。
26．引自René Albrecht-Carrié, ed., The Concert of Europe, p.69。
27．R.V.Jones, Most Secret War（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8）, pp.23—26.
28．Robert Buchheim and Dan Caldwell, The US-USSR Standing Consultative Commission: Description and Appraisal（Providence, RI: Center for Foreign Policy Development, Brown University, May 1983）, Working Paper, No.2.
29．关于欺骗的例子，特别是梅特涅的欺骗，参见Paul Schroeder, Metternich's Diplomacy at its Zenith, pp.46, 82—83, 207, 212, 219。
30．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31．参见本论文集中Downs and others, “Arms Races and Cooperation, ” pp.118—146；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67—83, 354—355。
32．Roger Bullen, Palmerston, Guizo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ntente Cordiale, pp.81, 93；另参见Gordon Craig, “The System of Allianc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257。
33．Donald Kagan,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1.
(1) 我在此感谢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乔安娜·戈瓦（Joanne Gowa）、德博拉·拉尔森（Deborah Larson）、保罗·劳伦（Paul Lauren）、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及本书其他撰稿人提供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