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战略与制度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罗伯特·基欧汉(1)
世界政治中难以达成合作。没有共同政府来实施规则，而且按照国内社会的标准，国际制度也很软弱。欺骗和背叛是普遍的现象。然而，正如本专题论文集中的文章所表明的，合作有时可以达成。世界政治并非单一的战争状态：合作随着议题和时间的不同而变化。
在试图总结无政府状态下促进合作的因素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关键术语的定义。合作并不等同于和谐。和谐要求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合作仅仅在包含冲突利益和互补利益相混合的情势中才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势中，当行为体将其行为调整到其他行为体实际的或预期的偏好上时，就发生了合作。如此定义的合作从道德观点上看并非必定是善的。
无政府状态也需要清晰界定。本章所运用的这一术语指的是在世界政治中缺少共同政府，但不否认国际社会的存在，虽然其存在是碎片化的。显然，很多国际关系随着时间而持续，产生了关于行为的稳定预期。说世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并非意味着其完全缺少组织。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一些议题领域中谨慎建构，即使它们在其他一些议题领域中仍然松散。同样，一些议题通过制度的运作彼此紧密联系，而其他议题之间的边界以及相应的规范和原则仍然陷于争议。缺少共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被定义成为常量；但是，互动建构的程度和方式属于变量。
人们经常注意到军事安全议题比政治经济议题展现出了更多的与无政府状态相联系的特点。例如，查尔斯·利普森近来观察到政治经济关系比军事安全关系具有更高的制度化特征。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两类议题的分析要求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展现能够说明两者的单一框架。
本书的案例研究显示了导论中所讨论的三个维度，即利益的相关性、未来的影响和行为体数目，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军事安全和政治经济关系中合作努力的成功与失败。本章第一部分综合了这些案例研究的某些发现，从而有助于具体说明这三个因素对世界政治施加影响的最主要方式。为了澄清某些关键的分析点，本部分将不同的议题彼此分离，将其视为单个博弈或者一组博弈。在这一部分，我们依据博弈理论家的引导，试图避免将其模型湮没在众多不重要的资料之中，以便得出有意思的结论。如果问题是一个小事件，比如两架飞机之间的竞赛，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就不取决于关于情境的知识（例如战争的目标）。如果议题对参与者极其重要，例如1914年的危机或古巴导弹危机，局外的问题（例如关税或者加勒比海的污染）就可能无关紧要，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哪种方式，聚焦于中心互动的战略显然正确。
然而，如果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排他的，议题发生的情境对政治及其结果就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案例研究所说明的，世界政治包括了各种丰富的情境。议题产生于过去经历的不同背景；它们由于相同行为体同时加以应对而和其他议题联系起来；参与者通过未来预期的棱镜来观察议题。忽视情境的效应将会遗漏博弈论视角在合作问题上提出的许多有趣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我们考虑议题的情境。这样，我们从本书所强调的三个维度转向更多的因素，包括议题联系、多层次博弈、回报战略在复杂情势中所面对的复杂性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博弈的情境分析使我们将情境视为可延展的：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不仅在互动的既有情境中实施不同的战略，它们也通过建立制度来寻求改变其情境，这些制度体现了引导国际关系的特定原则、规范、规则或程序。在结论中，我们认为战略的情境路径将引导我们观察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博弈论和国际机制理论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
一、结构对合作的影响
三种情势性的维度会影响行为体的合作倾向：利益的相关性、未来的影响和行为体的数目。
1．报偿结构：共有偏好和冲突偏好
前面已经很好地阐述了博弈的报偿结构会影响合作的水平。对于某种博弈中的比较而言，阿克塞尔罗德首先将这一思想形式化。他测度了具体博弈的利益冲突，包括囚徒困境。2实验证据表明，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性越大，参与者实际上选择背叛的概率就越高。杰维斯已经阐述了这些理论，并且表明不同类型的博弈，比如猎鹿和胆小鬼博弈对合作而言具有不同的潜在含义。3他也将战略分析运用于安全困境相关的历史和当代问题。他的著述清晰表明，国际合作在一些博弈背景下比在另一些博弈背景下更加容易。
报偿结构往往取决于超出行为体控制之外而发生的事件。1873—1896年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激发了那些不幸的公司和个人对保护的需求，因此也减少了政府彼此合作的动机。1939年以前英国和法国政府的虚弱和摇摆减少了苏联和英法建立反德同盟的潜在价值，从而使苏德协定看上去更具吸引力。
这一点显而易见。关于利益相关性的另一点则不那么显见：决定利益相关性的报偿结构不仅基于客观的因素，而且基于行为体对其自身利益的知觉。知觉确定了利益，因此为了理解利益相关性的程度（或者提升这种相关性），我们必须理解利益被认知、偏好被决定的过程。
理解这一过程的方式之一是观察是否涉及报偿的变化，从而使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变得具有更多或更少的冲突性。作为起点，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无论其他参与者合作还是背叛，每个参与者都具有背叛的动机。如果其他参与者合作，那么，第一个参与者偏好背叛：DC＞CC。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参与者背叛，第一个参与者仍然偏好背叛：DD＞CD。困境在于，如果双方背叛，两个参与者的境况都会比如果双方合作变得更坏：CC＞DD。这样，每个参与者在囚徒困境中的偏好顺序就是：DC＞CC＞DD＞CD。4
现在考虑两个参与者偏好的转变，以至于相互合作比单边背叛更可取。这就使偏好的顺序成为具有较少冲突性质的博弈，即所谓的猎鹿博弈。
杰维斯对均势体系转变为协调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大战以后，胜利者的博弈矩阵可能暂时成为某种猎鹿博弈：共同战斗导致了彼此共存的短期偏好。在反霸战争之后，其他的大国往往将继续共事以确保战败国不会东山再起看作共同利益。它们彼此甚至可能相互移情，并且关注彼此的福利。无论是在大众还是官僚机构之中，这些知觉看上去都极其重要。然而，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合作非常容易破裂。在从战争中复原之后，一方或双方可能更看轻合作的价值，更看重相对收益。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更喜欢背叛，它自己的偏好也会转向背叛，以避免最坏的报偿。
行为体也可以从囚徒困境转向更具冲突性的博弈。如果两个参与者开始认为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更坏，博弈就变成了僵局。双方所具有的偏好顺序是DC＞DD＞CC＞CD。不管其他行为体怎样做，每个参与者的占优战略都是背叛，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DD。既然相互合作并不比相互背叛更可取，僵局中的参与者不像囚徒困境中的参与者，不会从重复的博弈中获益。
肯尼思·奥耶在关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外交的论文中，为从囚徒困境向僵局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不仅关于国际机制的信仰发生了转变，而且关于合意的经济政策的信仰也发生了转变，从而使像罗斯福这样的领导人认为单边的未协调的行动优于看上去可行的国际合作偏好。奥耶指出，30年代早期的事实并非反映了共同利益存在情况下（如囚徒困境）协调的失败，而是参与者所认知的共同利益的衰减。在另一篇文章中，唐斯、罗克和西韦森认为军备竞赛经常属于僵局博弈而非囚徒困境，从而使其更难缓解。
信仰在军事领域中和经济领域中一样重要。考虑一下范·埃弗拉关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仰的研究。在1914年以前，范·埃弗拉所说的“进攻崇拜”为欧洲大国普遍接受。进攻崇拜加强了军事的作用，削减了外交的作用，因而成为所有军事精英所具有的相同信条。这一信条大错特错，因为它没有意识到近期技术变革赋予防御的压倒性优势（防御很快就变成堑壕战），并且忽视了美国南北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
由于深陷于这种进攻崇拜，欧洲领导人寻求通过扩张国家领土来获取安全边界，并严肃应对成功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德国和（在较轻程度上）其他欧洲强国采用了扩张主义政策，将其带入了彼此的冲撞之中。欧洲领导人也感到在危机中动员和先发制人的更大压力，既然在一个进攻主导型的世界中后发会遭致更大的惩罚；这种紧迫性促发了动员和反动员的螺旋式上升，驱动了1914年的七月危机脱离控制。如果欧洲人意识到防御的真正力量，扩张主义将会失去其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动员和反动员的紧迫性也会减少。欧洲的报偿结构本来是奖励合作的，但是欧洲人所认知的报偿结构却奖励非合作，他们据此采取了回应。信念而非现实决定了行为。
1914年的案例也说明了下面一点：一方的主观解读变成了另一方的客观现实。当一个欧洲国家采取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其邻国发现自身与一个扩张主义国家相邻，就不得不进行相应调整。例如德国的扩张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幻想的，却导致了俄国环境的真正改变。俄国采用了僵硬的战争计划（针对奥地利的动员也要求针对德国的动员），部分原因在于俄国担心一旦俄国军队为奥地利所纠缠，德国将会攻击俄国的北部领土。这样，俄国对德国意图的影像显著影响了俄国的计算，而且俄国由于担心德国的好斗而被迫采取好斗的措施。德国的扩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幻想，但对俄国来说，这种扩张主义却是真正的危险，它不得不作出回应。
在此关于报偿结构的讨论应该澄清，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假定囚徒困境是世界政治的典型特征。更强大行为体往往面对更弱小的行为体，产生了非对称的报偿矩阵。而且，即使是对称的博弈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正如猎鹿、胆小鬼和僵局博弈所说明的。对我们目标来说，重要的并非在于强调囚徒困境本身，而是强调它（和猎鹿、胆小鬼）所说明的基本问题。在这些博弈中，短视的自利追求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如果能够达成合作，双方都能从合作中获得潜在收益。这样，战略的选择和制度的选择特别重要，情报运用的范围也值得考虑。
我们对报偿结构的回顾也说明本书的一个主题：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议题可以运用同一种分析框架来分析。可以说，经济议题通常比军事议题展现出了具有更少冲突性的报偿结构。利普森所描述的银行家之间的协调比唐斯等学者所分析的大多数军备控制谈判更加广泛和成功；科尼贝尔描述的贸易冲突和合作的模式不像范·埃弗拉关于一战的故事那样具有冲突性。在另一方面，杰维斯所讨论的大国协调和若干军备控制谈判比奥耶所刻画的1930—1933年的贸易和货币关系更具合作性。美国和日本的战后经济关系比其军事安全关系具有了更多的冲突性。作为一种经验现象，军事议题经常具有涉及大量冲突利益的报偿结构，但没有理论上的理由确信总是如此。5
2．未来的影响
在囚徒困境中，对未来的关切有助于促进合作。既然其他行为体未来可能报复，未来报偿相对于当下报偿的价值越高，当下背叛的动机就越少。6本论文集所讨论的案例支持了这一观点，并确定了有助于使未来影响有效促进合作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1） 长时间范围（long time horizons）；
（2） 利害的规则性（regularity of stakes）；
（3） 关于其他行为体行动信息的可靠性；
（4） 依据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变化而作出的快速反馈。
未来的影响这一维度看上去可以比报偿结构的维度更鲜明地区分军事议题和经济议题。实际上，这四个因素可以用来分析为何国际政治经济议题比国际安全议题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即使当潜在的报偿矩阵是相似的，例如当囚徒困境适用时。最重要的在于以下两个因素的混合：长时间范围和利害的规则性。在经济关系中，行为体不得不预期他们的关系将会无限期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他们彼此进行的博弈是重复的。一般而言，经济互动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消灭，或者在一个单独的回合中决定性地改变博弈的性质。与其相比，在安全事务中，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其成功的可能性有时会诱发在理性时机的突袭。7换言之，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对背叛的报复几乎总是可能的。因此，一个理性的参与者如果打算背叛，将不得不考虑其可能性和潜在的后果。在安全事务中，则可能限制或摧毁对手采取有效报复的能力。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比较一下1914年的案例和当下国际债务谈判的案例。在1914年，一些德国人沉浸于进攻崇拜之中，认为一场大陆战争将会通过重构欧洲的权力和领土关系来永久解决德国的安全问题。对于这些德国领导人来说，背叛的诱惑极其巨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未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小。实际上，德国的决定性行动看起来可以阻止未来的报复，或使其无效。而且，因为在对方充分动员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价值巨大，战争开始阶段的利害要远远大于一般阶段的利害。这种知觉上利害的不规则性进一步地减少了在回报基础上持续合作的潜在可能。
与其相比，当下银行之间的谈判和银行与债务国之间的谈判深受未来影响的制约。这并不是说每一场博弈的利害是相同的。实际上，既然重新安排债务的截止时间对管理者和银行以及借款者的声誉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会有很大的非连续性。但是银行知道，它们将和债务国反复地打交道，彼此之间也将反复地打交道。正如利普森所指出的，这种可持续的银行间关系意味着小银行会在拒绝参与重新安排而得罪大银行之前三思而后行。如果小银行和大银行以各种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点就特别重要。银行和债务国之间的持续关系使银行产生了和债务国合作的动机，银行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便于为既有贷款提供债务服务，还为了展现其对更繁荣未来的善意期待。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看作是具有财富潜力的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增加了银行未来贷款的预期利润，并扩大了未来的影响，从而成为这些国家现在重要的讨价还价资产。实际上，如果这些政府能够作出可信的承诺，在未来感谢现在帮助它们的那些银行，并惩罚或忽视那些在关键时刻背叛的银行，它们就能进一步提高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但是，如果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未来会更替，它们就不能有效地这样做。
其他行为体行动的信息的可信性和反馈的快捷性对未来的影响也是重要的，虽然它们看起来并不能明显区分军事安全议题和政治经济议题。由于难以掌握军事上的机密，行为体有时在政治经济议题上比在军事安全议题上具有更可靠的信息。银行努力获取多种渠道的信息，并将其紧密控制起来。而且，政治经济行动的体系效应往往难以判断，“擦边球式的欺骗”往往容易实现。政策和结果之间的反馈很慢。例如东京回合贸易谈判所带来的收益分配仍属于猜想和政治争论范畴，而非经济知识。与之相比，超级大国在彼此的清单上公布了精确的导弹数目，我们可认为双方军事行动效应的信息可由国家领导人直接沟通，当然这些信息不会包括摧毁指挥和控制设施的毁灭性突袭。
未来的影响的大小像报偿结构的特点一样，并不必然由情势的客观特点所规定。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预期至关重要。既然制度体现和影响行为体的预期，国际制度也因此至关重要。8这样，制度可以改变政府关于其当下行为影响未来议题上其他行为体行为的期望程度。国际机制的原则和规则使政府关切先例，增加了它们试图惩罚背叛者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国际机制有助于将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就军事控制协议来说，作出未来协议的意愿取决于其他行为体对先前安排的遵守。关贸总协定则体现了判断成员国行为的规范和规则。通过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报复，机制产生了这样的预期，即某种违反规则的行为不是作为孤例来对待，而是作为一系列相关行动中的一例来对待。
3．行为体数目：制裁问题
在混合动机博弈中，政府的合作能力不仅受到报偿结构和未来影响的制约，也受到博弈中行为体的数目和行为体关系建构方式的影响。阿克塞尔罗德表明，回报是在重复的双边囚徒困境博弈中促进自利行为体彼此合作的有效战略，在此每个行为体选择的价值可以明确规定。9然而，有效的回报取决于三个条件：（1）行为体能够确定背叛者；（2）他们能够将报复集中于背叛者；（3）他们具有充分的长期动机来惩罚背叛者。当行为体数目众多时，这些条件往往更难得到满足。在这样的情势中，几乎不可能确定背叛，更不用说惩罚背叛了。即使是可能的，也没有合作者具有动机来扮演警察的角色。每个合作者都可能寻求成为一个搭便车者，希望其他行为体来实施规则。
我们将通过非集中化报复来阻止背叛的困难称为“制裁问题”。这一问题的第一种形式是确定背叛者的无能。1983年，针对美国在黎巴嫩的设施而进行的恐怖主义爆炸可以说明这种形式。爆炸发生时美国并不知道谁该负责。唯一可能对此承担责任的国家是叙利亚。但是叙利亚人否认了，对大马士革的报复就可能扩大和加剧了冲突，而没有惩罚恐怖团体自身。能否及时获取足够多的高质量信息属于世界政治中阻碍合作的基本问题，确定背叛者的议题乃是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为了在奖励背叛的博弈（比如囚徒困境）中保持合作，政府必须相信它们具有充分监督其伙伴行动的能力，以使它们能够对背叛者作出有效的回应。正如利普森所指出的，既然背叛在军事安全关系中比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具有更大的风险（对被背叛的一方来说），在军事安全关系中搜集信息就比在政治经济关系中搜集信息面临更迫切的需求。10
制裁问题发生的第二种形式是行为体不能将报复集中在背叛者身上。科尼贝尔对英国与汉萨同盟贸易战的分析说明了这一困难。汉萨同盟不能惩罚英国私掠船的抢劫，而代之以对汉萨城镇的英国商人进行报复。这就导致了冲突的升级而非合作。
制裁问题发生的第三种形式是一些集团成员缺乏动机惩罚背叛者。当行为体众多时，合作的障碍经常出现。一些行为体没有在生产某些集体物品的共同努力中实现合作。奥耶观察到，虽然英国1931年的货币贬值损害了其他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来改变英国的政策。这种形式的制裁问题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谈判中。为了阻止违约，有必要达成涉及额外银行贷款的重新安排协议。小银行倾向于拒绝提供新资金。只是由于大银行具有强烈动机向小银行施加压力以令其分担成本，重新安排协议才免于像 “一件便宜的毛衣”一样容易拆开。
当制裁问题严重时，合作就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减轻制裁问题的一种方式是重构情势，以使制裁变得更可行。有时可以通过单边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奥耶指出，外部收益或成本可以“私有化”；也就是说，改变情势使一方行动的收益与成本直接和参与谈判的行为体相挂钩。奥耶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通过采用汇率控制、为新贷款施加条件和双边谈判来成功地将国际货币关系私有化。博弈的这种转变使得国际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其基础并不在于英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而是在于双边的相互回报。
正如我们的例子所表明的，制裁问题既可以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也可以发生在军事安全议题中。当成功的背叛能够显著地减少未来的影响时，由于惩罚背叛的成本更高，监督行为的难度更大，对信息的要求更强，在军事安全议题中的制裁问题往往比政治经济议题中的制裁问题更加严重。但是，既然制裁问题在两类议题中都会发生，议题领域自身不能解释它们的概率或严重程度。为了解释制裁问题的概率和严重程度，我们需要强调决定背叛能否通过非集中化的报复得以阻止的条件：确定行动来源的难易程度、政府将报复或奖励集中于特定目标的能力、集团成员惩罚背叛者的动机。
随着涉入行为体数目的增加，这些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那些极其明显具有严格的双边性质的议题上，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我们考虑一下1914年的例子。在巴尔干危机中，奥地利寻求向塞尔维亚施加制裁，因为塞尔维亚支持试图摧毁多民族奥匈帝国的革命分子。但是，鉴于俄国领导人不会再次接受在巴尔干的挫折，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就意味着对塞尔维亚的盟友——俄国的惩罚。然而，因为俄国只有总体动员的计划，俄国的动员并非只针对奥地利。11这样，无论奥地利还是俄国都不能将报复集中在背叛者身上；双方的行动都助长了危机的扩大，而没有遏止危机。如果领导层更加明智和温和，奥地利本该找到一种惩罚塞尔维亚而不威胁俄国的方式，俄国也应当制定更具体地只针对奥地利的动员计划，以便在报复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时具有更精确的针对性。
私有化并不是保持合作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们的某些案例所表明的，私有化很难达成。另外一种解决制裁问题的方式是建构国际机制，为衡量行动提供标准，为施加制裁分派责任。机制提供了关于行为体遵守的信息，以便于声誉的发展和维持；机制可以纳入行为体回应其他行为体行动的概算规则之中；机制甚至可以为规则的非集中化实施分派责任。12
查尔斯·利普森关于国际信贷机制如何为银行家所建构的讨论揭示了机制如何促进合作，即使当行为体数目众多，没有支配性大国，没有世界中央银行也如此。在大的货币中心银行的领导下建立了贷款委员会。每个货币中心银行对大量相对小的地区银行承担责任，这些地区银行进而对更小的银行承担类似的责任。13作为其结果，银行的等级制得以建立，小银行彼此孤立，实施制裁的责任业已确立。具有背叛倾向的小银行受到了被排除于未来信息流之外的威胁，也就是说，不会被安排参与未来诱人的贷款行动。当然，这种非正式的等级制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存在这一隐现的背景所强化：无论故事是否可信，美联储高官告知小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银行周期中放弃流动性。小银行鲁莽的总裁也可能仍不参与重新安排，无视银行等级制和美联储的警告所带来的风险。
制度在多人博弈转变为一系列双人博弈中的作用再次表明了博弈所发生的情境的重要性。在孤立状态下，已在导论中讨论的基本概念——报偿结构、重复和行为体数目——仅仅为分析提供了一种框架。当在其他议题、其他博弈和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制度所构成的更广阔情境中观察它们时，这些因素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现在转向互动的情境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和结果的问题。
二、互动的情境
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合作能否发生，不仅取决于我们已经强调的三个博弈论维度，也取决于互动发生的情境。当然，情境可能具有多种含义，任何互动都会在参与者共享的（往往是隐含的）规范情境中发生。约翰·鲁杰（John Ruggie）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主权的“深层结构”。14他也描述了国家干预社会的价值与规范的转变，即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合法化影响了1914—1945年的世界政治经济。这一时期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到约翰·鲁杰所说的“内嵌的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讨价还价。15
互动也发生在制度的情境之中。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即使我们采用了国家作为理性和自利行为体的假定，制度也对世界政治至关重要。16制度改变了行为体所面对的报偿结构，增大了未来的影响，并且使多人博弈分解为小数目行为体的博弈。
运用本书的博弈论分析视角，另一种检视情境的路径需要特别展示。这一方面涉及我们所说的多层博弈。在这样的情势中，不同的博弈彼此影响，以至于其结果相互决定。以下三种情势对世界政治至关重要：议题联系、国内国际联系和不同系列行为体博弈之间的非相容性。在考虑这些情势以后，我们转向探讨这些多层博弈对回报战略促进合作的功效有何意义。
1．多层博弈
议题联系 大多数议题和其他议题相互联系，这就意味着在不同议题上进行的博弈——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话说，不同的“棋盘”17——相互影响。当议题联系时，博弈之间的联系变得重要。
议题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是指：使自己在某个议题上的行为取决于其他行为体在其他议题上的行为从而获取额外的议价杠杆的努力。18强国通过议题联系寻求用一个议题领域的资源来影响其他行为体在其他领域的行为；或者外部行为体运用议题联系来试图打破本已封闭的博弈。联系对谈判中的双方都有益，便于达成本来无法达成的协议。19行为体的资源不尽相同，所以彼此交易具有意义。例如，美国向埃及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埃及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而且，不同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偏好强度，因此，在相互捧场的博弈中，每一方都交换其“选票”或政策立场，以自己在价值相对较小的议题上的选票交换其他行为体在自己价值较大的议题上的选票。
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是成功议价联系的突出例子。正如唐斯、罗克和西韦森所表明的，这些军备控制谈判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将军备议价和其他议题上的议价相互联系。作为限制造舰协议的一个部分，日本向英国和美国作出了关于在华贸易和某些太平洋岛屿要塞限制的保证，日本则得到了在一战以后所接收的德国领土相应权利的合法承认。将这些议题带入限制造舰谈判有助于使合作成为可能，不仅在这些议题上实现了合作而且达成了一揽子协议。
当然，并非所有的议题联系都促进协议的达成。权力的运用也可能导致合作。奥耶区分了“相互利用”（backscratching）和“勒索”（blackmailing）。20前者指的是福利增加，后者指的是福利减少。“相互利用”仅仅是限制其本来符合其最大利益的行为以回报补偿。例如，债务国如不能及时偿付但不面临严重的困难或政治革命，可能提议只有当补偿以新的贷款和更宽松的偿付日程表时才继续履行债务。如果这一提议被拒绝，债务国将作出没有提议时它不得不做的事情：违约。
相互利用包含了承诺。与之相比，勒索则意味着威胁。正如谢林指出的：“区别在于承诺在当其成功时需付出成本，而威胁则在失败时才需付出成本”。21勒索者威胁采取行动反对其自身利益，除非得到补偿。这样，本会受到违约伤害的债务国将会威胁违约，除非提供补偿。这种威胁如果实施的话，将会使债务国（此例中的勒索者）和债权人的境况比他们仅仅按着自身利益采取行动而不进行讨价还价时变得更糟。如果勒索战略奏效，其效应将是把权力资源从债权人转向债务人，这种行动并不必然增进总体福利。
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区分相互利用和勒索，但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议题联系既可成为危险，也可成为机遇。一方如对另一方在其他领域要求过多，合作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在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这种指控经常用来批评基辛格对联系的观点。基辛格坚持苏联必须在第三世界更多地约束自己，以换取美国在军备控制上的合作。22根据奥耶的术语，基辛格试图以违反美国自身利益（推迟军备控制）的威胁来“勒索”苏联，除非苏联通过单边约束来补偿美国。23
这些案例研究说明，议题联系最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情境性”议题联系的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势中，某个给定的议价被置于更重要的长期关系的情境之中，长期关系以这种方式影响了特定议价进程的结果。情境性议题联系的两个案例表明，这种形式往往可以减少冲突，即使没有影响参与者在所讨论的具体议题上的偏好。奥耶注意到，美国、英国和法国在1936年能够达成一项关于国际货币改革的协议，原因在于三国对纳粹德国崛起的共同安全关切。正如唐斯和他的合作者所指出的，军备竞赛和平结束、合作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个大国的活动。例如，当英国和法国形成联盟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作战时，1852—1853年英法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才得到缓解。
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 在考虑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联系时产生了类似的分析问题。军备控制谈判不仅是政府间谈判，而且也涉及社会内部。卡特政府可以和苏联达成《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不能让美国参议院通过该条约。贸易议题也在特点上既涉及国际的博弈，也涉及国内的博弈。在东京回合中，卡特政府能够混合国际和国内博弈并使其同时进行，而不是像十年前肯尼迪回合中的某些议题那样先后进行（国际在先）。在这种情况下的结果是，东京回合中和其他国家达成的全部贸易协议在国会中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而肯尼迪回合的某些国际协议遭到了反对。24
这样的国际国内联系是普遍的。国内博弈所提供的动机经常阻碍有效的外交政策和加剧国际冲突。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早期阶段的决策。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物，以至于他的军事上司不情愿挑战他的判断，即在1950年秋天逼近鸭绿江。然而这一指令是可疑的，如果没有国内政治博弈发生，五角大楼和白宫会表达严肃的保留。25
本书中科尼贝尔讨论了另一种类型的国际国内联系。在15世纪，汉萨同盟鉴于海战的挫折，向爱德华四世提供金钱和武器，使后者在玫瑰战争中打败了兰开斯特家族，签署了对汉萨同盟贸易利益有利的条约。通过干预英国国内政治，汉萨同盟取得了胜利，虽然它在军事上具有弱点。这种技巧——干预国内政治博弈以补偿国际层次的弱点——近来以更微妙的方式为一些小国所运用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26
博弈的相容性和非相容性 许多不同的博弈在世界政治中发生，涉及不同的但是交叠的系列行为体。有时，一个以上博弈的存在使合作更容易达成，但是，相关的博弈也可能为彼此造成困难。也就是说，世界政治中的博弈可能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
一组相容博弈的例子是主要工业国在国际经济谈判中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结盟的事实便于这种合作。与英国19世纪的情势相比，美国说服主要贸易伙伴接受其青睐的规则的能力由于这一事实而得到了很大提高，即在军事政治博弈中，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其他主要行为体的高级伙伴而非对手。再看一个例子。利普森对债务谈判的分析表明，通过建构小银行不能彼此协调的情势，大银行之间的谈判和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的博弈可以相容。这就是说，通过排除第三个博弈使两组谈判彼此相容。
1914年的案例说明了博弈的不相容问题。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期，联盟内的忠诚与联盟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相容的。但是当1914年的危机发生以后，联盟内的忠诚——诸如德国对奥地利的支持、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和法国对俄国的支持——意味着联盟之间的背叛。联盟内博弈的合作性增强，摧毁了更宽泛的合作模式。
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非相容的问题也会产生。例如，当且仅当少数行为体涉入初始的谈判中时，关税或能源政策问题上的谈判更可能对工业发达国家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和其他行为体的摩擦，特别是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冲突。另外一个例子是国际债务政治。某些人担心债务国之间紧密的、公开的协作会破坏债务国政府与富国银行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苏美军备控制的结局与东京回合贸易谈判的结局之间的比较说明了多层次博弈的重要性。面对着和其他争议问题的联系，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以及政治经济博弈与军事安全博弈之间强化的缺乏，即使具有共享的利益、较大的未来影响和双边主义，也不足以促进合作。如果互动碰巧是胆小鬼重复博弈，问题将更加恶化，因为每个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动机避免短期合作，以形成长期坚定不屈的声誉。相反，当利益之间存在相当严重的冲突时，更重要的共同利益如果在北约这样的组织中得以制度化，就可能会压倒利益之间的冲突。再次强调，分析与政治情境中相隔离的特定情势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分析预期的模式和人类创造的制度，因为特定谈判发生于这些制度之中，参与者也根据这些制度来理解谈判。
2．多层博弈中的回报战略
阿克塞尔罗德运用计算机模拟和对重复双人囚徒困境的理论分析说明，基于回报战略——如“一报还一报”——可以有效地促进合作。27即使在纯粹的自利者之间，如果存在一小群潜在的原始合作者，合作就能出现。
这种观点表明，政府在各种冲突和互补利益相混合的情势下（即某种非零和博弈）具有动机来实践回报战略。这一命题的证据最有效地适合于囚徒困境的特定案例。阿克塞尔罗德的理论表明，基于回报的战略能够比其他各种战略产生更高的报偿。而且，通过惩罚那些运用非合作战略的参与者，基于回报的战略有益于整个共同体。因此，当报偿结构符合囚徒困境时，我们预期回报战略的实践者试图将其制度化为普遍的实践，以至于他们能够从其他行为体与自己一样使用这种战略中受益。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并非每一种情势中冲突和合作的特点都符合囚徒困境。像胆小鬼和猎鹿博弈也至关重要。这些情况下的证据并不能像囚徒困境那样扩展。然而，正如奥耶在导论中所指出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回报在各种非零和情势下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战略。回报成功运作的关键条件在于，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产生更好的结果，但是背叛的诱惑也存在。在这种情势下，回报一方面使广泛的合作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则使合作性的参与者不会过于脆弱地受到其他行为体的不当利用。而且，回报可以威慑非合作行动。28
因此，回报无论对实践中的谈判者还是对实验室中的分析家来说，都毫不惊奇地成为普遍的战略。奥耶对20世纪30年代货币政治的分析表明，英国在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关系中运用了这种战略。当下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适当的案例。美国官员经常在贸易关系中捍卫回报。其理由在于，追求这种战略可以威慑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的歧视，而回报的放松将会遭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观察家甚至怀疑，回报能否取得一致。在一篇具有政策导向的论文中，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批判了美国应当在贸易谈判中实施“进攻型回报”（aggressive reciprocity）的倡议。克莱茵认为，由于遭致外国反报复的可能性很高，这种行动往往是无效的。29运用阿克塞尔罗德的术语，“一报还一报”（即从合作开始，一旦其他行为体背叛就报复）抑制了不当利用战略，即进攻性回报。(https://www.daowen.com)
这样，“一报还一报”的适用看起来并非限于囚徒困境。然而，它并非是一种完美战略。首先，它通过“回声效应”（echo effect）将冲突永久化：“如果其他参与者背叛一次，“一报还一报”将要求以背叛来作出反应；如果其他参与者同样以背叛来作出反应，结果就是交替背叛的无休止反射。”30在现实的世界政治中和在实验中一样，回报既会导致仇恨，也会导致合作，特别当参与者对过去的结果有不同的知觉时。31苏美缓和的崩溃，部分原因是每一方都断定对方没有实施回报，而是单方面利用了自己的约束。32其次，即使当共同利益存在，均衡的判断没有遭到歪曲时，回报也会导致僵局。约翰·埃文斯（John W.Evans）指出，在根据回报原则所进行的关税谈判中，潜在的让步可能会成为所聚积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一个国家来说，保持关税本来没有内在的经济价值，但是为了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坚持对方国家的回报而获得了价值。因此，“关税水平得以保持，虽然降低关税将会提高一国的实际收入。”33再次，当几个行为体在本质上相互依赖的议题上分别谈判和依次谈判时，后面的讨价还价可能会使先前的讨价还价出现问题，即改变了先前作出让步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边贸易谈判制度建立之前，这种“议题相互依赖问题”使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下的贸易谈判陷于困境。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允许对不同供给者的区别对待。进口者和其他的供给者之间较晚的协议因此会减少先前让步的价值。这就导致了复杂的、尖刻的和令人沮丧的讨价还价模式。34
即使具有以上困难，回报对合作协议的非集中化实施而言仍是一个有价值的战略。意识到回声效应、议价僵局和议题相互依赖问题的参与者能够弥补这些缺陷。阿克塞尔罗德观察到，比“一报还一报”更好的战略是“一报还十分之九报”（nine-tenths of a tit for a tat）。35东京回合通过以下方法应对僵局问题，即谈判的起点并非基于当前的关税，而是基于假设的平均关税减让公式，并且规定在敏感产品和没有得到充分补偿这两种情况下可以退出。议题相互依赖问题可以在贸易领域中通过关税谈判的多边化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采用而得到应对。
运用回报战略的这些困难，以及参与者对这些困难的应对说明了回报实施时制度的重要性。上面提到多边贸易谈判是一个恰当的案例。在军事安全领域中，回报也可以制度化。例如，美国在欧洲的军队部署和欧洲政府购买美国军事装备相联系。北约作为一种制度有助于成员国政府达成各种这样的回报安排。
利普森所讨论的债务谈判也说明了回报如何在多人博弈中制度化。首先，主要的行为体得以确定，它们之间或它们的代理人之间进行双边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行委员会与债务国谈判。在第二阶段，小银行得到遵守这些议价的机会，但是不能影响议价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可以强调回报的不同层次：虽然小的行为体具有搭便车的潜在可能，但可以作出努力确保它们不会具有搭便车的动机，因为它们担心这样做会受到更大的博弈之苦。如果小银行不向重新安排贷款提供基金，它们会面对将被从大银行关键性联系和未来银行团贷款中排除出去的威胁。正如其他案例所描述的，为了避免行为体众多时产生的议题相互依赖问题，回报战略在债务重新安排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
三、结论
1．知觉的重要性
本书的作者并没有打算专门探索知觉在决策中的作用，但是知觉的重要性依然如故。知觉（包括信仰和认知）的重要性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36然而，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在模糊背景下的决策深刻受到了行为体思考其问题的方式的影响。
虽然这一点已经在实验室中做过多次研究了，37但是那些在实验室中研究决策的心理学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国际政治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生活在远离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环境中。他们不仅在空间上距离遥远，而且在他们的认知框架上也如此：他们在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需要做和谁应当承担变革的责任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的习惯性假定。简单地说，这些领导人代表其国家进行的行动，往往不能正确评估自身的行动如何影响其他行为体，以及这些行动如何被其他行为体解读。正如范·埃弗拉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断言，如果驱散了1914年以前在欧洲流传甚广的错误知觉，战争本可以避免。
另一个知觉重要性的例子也来自安全领域。例如唐斯、罗克和西韦森发现，即使当军备竞赛中的国家发展防御性武器而非进攻性武器，通常也很难停止军备竞赛。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相信这些武器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安全。即使如此，很多军备竞赛在没有认真评估其后果的情况下就启动或加速了。例如，苏联领导人在1955年故意夸大了他们的轰炸机力量，几年后又故意夸大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力量。他们这么做可以获得短期的政治优势，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充分评估了接踵而来的长期后果，即美国认真对待其威胁而加快发展。唐斯、罗克和西韦森发现，军备竞赛一般而言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起因于他国选择的行动。在导致战争爆发的事件中，国家领导人可能完全误解了他们行动的结果。例如，范·埃弗拉指出，1914年，俄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俄国的动员将会直接导致德国的动员，进而导致战争。杰维斯所讨论的大国协调的衰败作为另外一个例子也反映了偏见对事件解读的影响，即关于哪一方作出了更大让步以保持合作的不同观点削弱了大国协调。
虽然安全议题提供了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也不会更好地理解其行动如何为其他行为体所观察的问题。科尼贝尔的研究表明，贸易战有时始于国家所持有的一种错误观点，即其他国家不情愿在食品进口上提高关税以报复对方在制成品出口上施加新关税。国家在广泛接受的贸易条件上有时会容忍其他国家较轻程度上的不当利用，但当国家夸大了这种容忍的可能程度时，贸易战也会发生。
2．探索新的制度和规范
我们的项目始于关于国际背景的具体特点如何影响合作可能性的一组假说。因素包括利益的相关性、未来的影响和行为体的数目。14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案例支持了这些假说，并且覆盖了贸易争端、货币政策、债务安排和军备竞赛、战争爆发以及外交协调。实际上，这三个因素既有助于解释合作，也有助于解释冲突。
我们也发现了其他一些因素：我们反复观察到，行为体并非总是满意于在它们自己所处的情势中单纯地选择战略。我们发现，行为体在很多案例中通过改变它们行动的情境来有意改变情势的结构。决策者自身（自觉或不自觉地）认知到，他们所面对的情势的某些方面往往使合作更加困难，所以他们致力于改变这些环境条件。他们面对以下一些问题：
（1） 怎样提供合作的动机，以便从长期看奖励合作，惩罚背叛；
（2） 怎样监督行为以便辨别合作者和背叛者；
（3） 怎样将奖励集中于合作者，将报复集中于背叛者；
（4） 怎样以建设性的方式而非自我拆台的方式将议题联系起来，或者更一般地说，怎样进行多层博弈而不使自己的战略受挫。
获取这些目标的基本战略概念就是回报战略。世界政治中的合作看起来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并非单方面向其他行为体提供收益，而是有条件的合作。然而回报在实践中面对很多问题。正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表明的，也正如范·埃弗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所显示的，战略背景中的报偿结构如此糟糕，以至于“一报还一报”不能起作用。回报要求具有辨别和报复背叛的能力，报复也能够显著地扩散。
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有时通过权力的运用来应对回报的问题。强大的行为体将关系结构化，使对给定秩序作出承诺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对付那些在更低层次上作出承诺的国家。通过确立等级制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断言的，复杂系统和等级制相匹配38。在本论文集中，利普森讨论了便于重新安排第三世界债务的银行间网络，就很好地说明了等级制的建构对合作的意义。在杰维斯关于大国协调的讨论中，这一点也很显见。
建立国际机制是便于合作的另一种方式。机制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含蓄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依其而在国际关系的特定领域中聚合”。39国际机制在1945年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中广泛建立，正如国际贸易机制（以关贸总协定为中心）和国际货币机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和网络）所反映的。40既然权力的运用便于机制的构建，这种路径应当被看作是对强调等级制权威的补充而非对立面。机制并非在等级制意义上实施规则，但是它们的确改变了交易成本的模式，并为参与者提供信息，使不确定性得以减少。杰维斯认为，欧洲协调通过使政府间相互理解更容易而有助于合作。利普森表明，在债务安排的机制中，信息的控制便于在大银行所青睐的条件下实现合作。他也表明，这些大银行手中的武器之一便是它们结构化交易成本的能力：涉及主要的货币中心银行的谈判成本下降，而小银行彼此协调来进行抵制的成本提高。科尼贝尔的分析表明，如果英国和汉萨同盟能够形成一种国际机制，它们就能够进行相互受益的讨价还价，并约束各自某些难以驾驭的组成部分。
国际机制并非是对回报的替代。相反，国际机制加强和制度化了回报。纳入回报规范的机制将使背叛非法化，并因此使背叛付出更大的成本。只要国际机制具体规定回报在相关议题领域的含义，就会更容易地确立声誉以持续地实践回报。这种声誉可以成为重要的资产，特别当其他行为体更愿意和那些预期以合作对应合作的政府达成协议时。当然，遵守难以确保；国际机制也几乎没有实施规则的权力。但是，既然具有良好声誉的政府能够比那些声名狼藉的政府更容易达成协议，而国际机制使获得好声誉更容易和更可取，那么机制会促进合作。41
正如约翰·鲁杰所说的，国际机制也有助于发展新的规范。42然而，在本论文集所讨论的案例中并没有明显的例子。杰维斯讨论的大国协调体现了新的规范，但是它们并没有持续多久。奥耶所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货币体系的新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合作的，因而和机制的崩溃而非制度化联系起来。现在大银行试图强化偿还的规范（对债务国）和再借款的规范（对银行），但是这一规范是否成功还完全不清楚。建立新规范的更好例子可能是生物和化学战争思维的进化和关贸总协定下非歧视规范的发展。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规范现在也处于压力下。显然，很难发展新的规范，规范面对故意的违反往往衰微。
这三种方法，即确立等级制、建立国际机制和试图获得对新规范的接受都可以通过改变互动结构而改变行为体所处的情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努力通常不是向前看（forward-looking）的理性例子。它们是实验性的、试错性的，基于近期的经验来改善当下的情势。像试错实验的其他形式一样，它们并非总能起作用。实际上，列举这些实验失败的方式具有启发意义。
（1） 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重构关系的努力并没有足够的基础。正如唐斯、罗克和西韦森所提到的，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间存在着积极的和平运动，并召开了一系列用来确保军备控制和强化国际法的会议，但是一战却接踵而至。这些努力并没有明显影响世界政治的性质。同样，许多参与者在20世纪20年代已认识到货币安排的不稳定，但是旨在应对这些弱点的会议，比如1922的热那亚会议并没有有效地加以应对。杰维斯所讨论的大国协调看上去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但没有充分的制度化以使其更加长久。
（2） 一些协议是达成了，但被证明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注意到，在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条件下，序贯的双边谈判可能导致无限次回归的问题：每一次讨价还价都要求许多其他行为体重开谈判。双边军备控制协议也面临类似的困难，其限制鼓励了第三方增加军备以赶超大国。
（3） 即使成功的安排也会衰微。衰微可能来自行为体试图在已经确立的规则中找到漏洞。关贸总协定在削减关税税率上的成功导致了非关税壁垒的扩散；消除这些壁垒的努力导致了进一步的扩散和加剧。43同样，在安全领域中的成功合作可能会导致政府相信它们伙伴的合作并非基于回报，而是无条件的。一旦这种信仰是不正确的，纷争就会出现。
（4） 在一些情况下，与安排无关的一些变化可能会使其遭到废弃。在1982年8月危机以前，国际债务机制被证明不能有效对付多数第三世界债务不得不重新安排的情势。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机制不得不改变以满足新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金本位的货币信条遭到废弃。实际上，奥耶认为，20世纪20年代合作性的国际货币安排阻碍了20世纪30年代货币合作的努力。旧机制的崩溃是新机制创立的必要条件。
任何制度最终都可能遭到废弃。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制度——广义界定为“使预期得以聚合的认知实践模式”44——在一段时期内便于大量的合作。显然，这种制度能够改变制度所影响的国家动机。进而影响政府根据其自我利益而作出的战略选择。
动机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表明了将向上看（upward-looking）的战略理论和向下看（downward-looking）的机制理论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战略路径是向上看的，因为它检验了单个行为体将会选择做什么，并基于这些选择推导整个体系的结果。本论文集的多数分析沿袭了这种向上看的路径。另一方面，大多数机制分析是向下看的，原因在于它检验了整个体系的组织方式对行为体的意义。近来的研究工作试图综合这两种路径，45但是迄今为止并未得到精确的形式化，也未得到全面的经验检验。
决策者的实验探索并不必然导致更强更复杂的方式以达成合作。这一进程有其长处和起点。每一步的成功都是不确定的，成功接下来就可能遭遇挫折。新试验往往在事件的显著压力下才会进行（比如债务重新安排），而且新试验经常取决于一些个人或国家的积极领导。这些个人或国家感到变革的迫切需要，并且具有最多的资源。
本书的文章表明，我们正开始理解影响导致合作或纷争的战略选择的结构性条件。这些因素包括利益的相关性、未来的影响和行为体的数目。广泛的历史案例表明，情势的三种维度有助于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出现或未出现。
但是，在这项集体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国家往往并不满意它们所处环境的结构。我们看到，政府经常试图转变它们运作的结构，以便使有关国家可能建设性地一起工作。某些试验已经成功，另一些试验已经失败，还有一些试验在充分实现创立者的梦想之前就已崩溃。关于国际机制履行的功能及其对政府战略选择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理解与几年前相比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解释以下问题的理论：（1）重构国际环境的实验何时进行；（2）特定的实验是否可能成功。即使在一个由独立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中，这些国家相互猜忌地捍卫其主权和保护其权力，仍存在空间建立新的和更好的安排，从而使国家在经济福利和军事安全上达成相互满意的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都能产生好的结果。合作被设计用来帮助一些人的同时也会牺牲其他人；它可能加剧也可能减缓一个不完美世界中的不公正。然而，合作失败的结果——从战争到萧条的加剧——使我们相信，更多的合作往往比更少的合作更好。如果政府准备探索其道路以通向更好协调的未来，学者们应当准备研究这个过程。而且，在一个国家往往不满意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学者们应当准备提出学习过程，以便在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中促进有益形式的国际合作。
注释
1．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World Politics 37 （October 1984）, pp.1—23.
2．Robert Axelrod, “Conflict of Interest: An Axiomatic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 （March 1967）,pp.87—99；Conflict of Interest: A Theory of Divergent Goals with Applications to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1970）.
3．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January 1978）, pp.167—214.
4．囚徒困境博弈的判定还包括另一个附加的限制：CC ＞（DC+CD）/2。这就是说，相互合作比不当利用他人和被他人不当利用的平均值要更好。
5．运用同一分析框架来检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中的当代事件，这一问题较早的讨论参见Kenneth A．Oye, “The Domain of Choice,” in Kenneth A．Oye, Donald Rothchild, and Robert J．Lieber, eds., Eagle Entangled: U.S．Foreign Policy in a Complex World （New York: Longman, 1979）, pp.3—33。
6．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7．Robert Axelrod, “The Rational Timing of Surprise,” World Politics 31 （January 1979）, pp.228—246.
8．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9．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10．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11．Robert E.Osgood and Robert W．Tucker,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特别见其第二章“武力的扩张”。
12．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49—132.
13．Lipson, “Bankers' Dilemmas,” in this collection, pp.200—225.
14．John G.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35 （January 1983）, pp.261—285.
15．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Spring 1982）, pp.379—416；Fred Hirsh, “The Ideological Underlay of Inflation,” in John Goldthorpe and Fred Hirsch,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lation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8）, pp.263—284.
16．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17．Stanley Hoffman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4 （Summer 1970）, pp.389—413.
18．厄恩斯特·哈斯将这种联系称为“战术型”议题联系，对照的是来自因果知识的“实质型”议题联系。参见Ernst B.Hass, “Why Collaborate? Issue-linkag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World Politics 32 （April 1980）, pp.357—405, at 372。 关于战术型议题联系的全面分析，参见Michael McGinnis, “Issue Link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forthcoming。
19．Robert E．Tollison and Thomas D．Willett, “An Economic Theory of Mutually Advantageous Issue Linkage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3 （Fall 1979）, pp.425—449.
20．Kenneth A．Oye, “The Domain of Choice”.
21．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77.
22．George W．Breslauer, “Why Détente Failed: An Interpretation,” in Alexander L.George and others, Managing U.S.-Soviet Rivalry: Problems of Crisis Preven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3）, pp.319—340；John L.Gaddis,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étente,” Foreign Affairs 62 （Winter 1983—1984）, pp.354—377；Stanley Hoffman, “Détente,”in Joseph S.Nye, e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4）, pp.231—264.
23．Kenneth A.Oye, “The Domain of Choice,” p.17.
24．Gilbert Winham, “Robert Strauss the MTN, and Control of Fact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14 （Sepember-October 1980）.
25．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26．Robert O.Keohane,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No.2 （Spring 1971）, pp.161—182.
27．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28．考虑一下猎鹿博弈的例子。在该博弈中，两个参与者的偏好顺序是CC＞DC＞DD＞CD。如果参与者A 作出了实施回报战略的可信承诺，从合作开局，参与者B的合作动机将会增强。A对合作的承诺确保了B不会被欺骗（这样会使B得到最差的报偿）。而且，A对背叛予以报复的承诺使B确定，如果其在第一步选择背叛，B将不会得到次优结果（DC），而是导致次差结果（DD）。胆小鬼博弈提供了另一个适当的例子。在该博弈中，对双方来说相互合作都只是次优结果，但相互背叛是最差的结果，即DC＞CC＞CD＞DD。参与者A对回报战略的可信承诺使B在合作时可得到次优结果，而持续的背叛从长期看则使B得到最差的报偿。如果未来的影响对B足够大，它应该通过合作来应对A的回报战略。
29．William Cline, “Reciprocity: A New Approach to World Trade Polic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Washington: September, 1982）, p.25.
30．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176.
31．关于冲突螺旋模式的分析，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pp.58—113。
32．参见George W．Breslauer, “Why Détente Failed: An Interpretation”；John L.Gaddis,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étente”；Stanley Hoffman, “Détente”。
33．Evans, The Kennedy Round in American Trade Policy: The Twilight of the GAT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1—32.
34．参见Robert O.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Winter 1986）。
35．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138.
36．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例如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September 1974）, pp.1124—1131；Richard Nisbet and Lee Ross,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38．Herbert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IT Press, 2d ed．1982）,chap.4,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p.99.
39．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3.
40．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haps.8—9.
41．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haps.5—7.
42．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43．Vinod Aggarwal, “The Unraveling of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981: An Examination of Regime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 （Autumn 1983）, pp.617—646；David B．Yofie, Power and Protectionism: Strategies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44．Oran R．Young, “Regime Dynam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Spring 1982）, pp.277—298.
45．在《霸权之后》中，罗伯特·基欧汉试图表明，博弈论（向上看）可以有效地和公共物品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这些“向下看”的理论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但他并没有将其理论形式化，其应用范围也仅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
(1) 我们衷心感谢本书其他作者提供的有益建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特别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Harry Frank Guggenheim）基金会提供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