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镑—美元—法郎三角：货币外交1927—1937年

英镑—美元—法郎三角：货币外交1927—1937年

肯尼思·奥耶⁽¹⁾

一、导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展示了国际货币合作与冲突的完整光谱。从1925年到1931年，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并维持了金汇兑本位制。货币强国在每一种主要货币与黄金之间设立平价体系，把黄金与主要货币都作为储备资产从而增加了国际流动性，并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协调干预和国内紧缩来捍卫平价体系。1931年到1936年间货币关系的特点是持续贬值与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与1931年英镑贬值及1933年美元贬值相对应的是双边主义运动和竞争性经济集团的出现。从1936到1939年，英国、法国和美国共同管理法郎和英镑的贬值。尽管汇率并未在《三方稳定协定》下实现稳定，但是中心货币强国避免了大规模商品与货币冲突的延续。¹

英国、美国和法国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某些时期合作而在另外一些时期不合作？为解释在货币合作与冲突之间的摇摆，本书中探讨不同时期间的变迁。本章的第一部分“从合作到冲突：1929—1933年”，探讨金汇兑本位制的最后一年、随后的货币贬值循环及经济上的区隔化。第二部分“从冲突到合作：1934—1937年”，探讨法郎的贬值和三方稳定的开端。为说明这些变迁时期之间的差异，每一个研究都依次分析国际货币政治的本质特点、国家利益的环境决定因素和中心货币强国的战略反应。

作为探索问题的第一步，本章根据金汇兑和浮动货币体系的内在特点解释货币合作与冲突的短暂易逝。矛盾的是，1925—1931年间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合作成果妨碍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货币合作。汇率错位的加大侵蚀了对平价体系的信任，官方外汇储备的发展增加了贬值可能导致的一次性损失：汇率错位减少了对稳定的兴趣，官方持有货币的增长减少了未来的影响。与之相反，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货币冲突的毁灭性后果促进了1936—1939年的货币合作。贬值循环对汇率的再调整改善了对稳定的期望，同时官方外汇储备的减少延长了未来的影响。每一项研究从分析货币政策选择、对选择的权衡及两个体系之下的相关协调问题开始。

作为探索问题的第二步，这些研究分析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货币政策抉择利益上的环境决定因素。尽管货币选择、权衡及合作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但选择中的利益、权衡的条件及对成功合作的期望却是高度“因境而异”的。在两次大战之间，宏观经济条件、政治—军事发展和经济信仰的改变对货币外交产生了普遍深入的影响。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和平与战争威胁之间、传统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主义异端论之间的摇摆改变了人们对国际货币安排中利益的理解。这些外生发展——主要是货币外交本领域之外的因素——部分地决定了中心货币强国是否共享通过货币合作实现的共同利益。²报偿结构、未来的影响和参与者数目作为干预变量将这些环境变化与中心货币强国面对的战略场景联系起来。

作为探索问题的第三步，两项研究分析了中心货币强国的战略反应。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府行动源于它们所面对的环境并塑造该环境。报偿结构、未来的影响和参与者数目容易受到有意以及无意操作的影响。中心货币强国有意地重构它们的处境，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为创建共同利益，它们把议题连接起来；例如，在1931年和1932年，英国将货币、商业和金融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阿根廷拉入英镑集团。为增大未来的影响，它们减少了单轮博弈，强化了事态的重复博弈属性。例如，《三方稳定协定》的“24小时金本位”条款的设计目的是将贬值的一次性收益和损失最小化。为减少参与者数目，它们寻求将合作收益私有化。例如，1931—1933年中心货币强国的合作明确失败之后，英国和法国立即寻求较小规模的合作。它们转向双边主义、货币集团和帝国，这使得一组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得以实现。通过运用议题组合战略和时间点及行为体分离战略，中心货币强国提高了它们在货币无政府状态下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

二、从合作到冲突：1929—1933年

在20世纪20年代，中心货币强国创建并维持了金汇兑本位制。第一，它们根据黄金固定主要货币的价值。在繁荣时期，保守政府根据传统信念采取行动，即在可能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且在必要时通过国内通货紧缩来捍卫平价体系，这对保持商业信心、追求金融卓越和推动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中心货币强国通过将外币以及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偏离了纯粹的传统理论。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英国提议以“黄金经济”措施缓解与回归金本位相联系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货币由黄金支撑，其他货币由主要货币及黄金构成的储备支撑。英国的提议在20世纪20年代整段时期内都得以落实，当时货币作为官方储备组成部分所占的份额稳定增长。到1928年时，外汇占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官方储备的45%，法国官方储备中外汇所占份额达到51%。³美国和英国的官方储备完全由黄金构成，然而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提供了大部分新的国际流动性。通过允许国家更加严重地依赖于干预而不是通货紧缩，来减轻平价体系承受的压力，金汇兑的第二个方面强化了在汇率稳定与国内繁荣之间存在互补性的传统观点。

在大萧条开始之前，保持黄金平价体系与国内繁荣被视为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竞争的目标。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政府不仅选择共同坚守金汇兑本位制的规则而非该体系的瓦解，而且选择坚守金本位制并无视他国的行动。由于缺乏背叛的动机，和谐大行其道，名义上的国际货币合作非常广泛。

大萧条终结了繁荣，击倒了政府，粉碎了传统货币理论。保守政府通过传统货币理论来恢复经济时显而易见的无力，败坏了政府也败坏了传统货币理论的名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货币政治受制于对国内恢复与汇率稳定进行短期权衡的认识，面对高失业率的左派政府宁愿选择贬值而非通货紧缩。英国在1931年、美国在1933年和法国在1936年的贬值允许其借助通货再膨胀的国内货币政策，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动，只要其他国家不进行货币贬值就使其获得了短暂的商业优势。在每一个事例中都不存在维持原有平价体系的共同利益。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货币和谐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货币僵局所取代。根据放弃黄金平价体系而界定的冲突已无法避免。即使接受依据黄金进行贬值的不可避免性，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每一次连续贬值都强迫其他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并且最终激发了抵消贬值。贬值的一个完整循环等同于所有货币依据黄金进行了相当一致的贬值。⁴为什么回报和对重复的预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重要性非常有限？为什么中心货币强国不能针对贬值国家形成有效的抵消性诱导和威胁，为什么不能进行共同的通货再膨胀？

其次，中心货币强国间的冲突引发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合作。1931—1936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货币集团的形成。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货币外交的焦点从中心—中心关系转向中心—外围关系？中心货币强国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在构建经济集团的过程中与二流国家合作？

1．循环性的贬值

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特点使该体系易受萧条的冲击，并且妨碍该体系坍塌之后的货币合作。在实践中，主要货币强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国际流动性增加的首要来源；在短时期内，流动性的创建减少了与维持稳定汇率相关的成本。与通货紧缩相比，改变外汇市场条件的干预所造成的国内混乱要明显少得多。然而，从长期来看，通过增加事实上难以解决的N人单轮博弈，国际收支逆差可能恰好助长了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所有以国际收支逆差为重要流动性来源的体系——金汇兑本位制和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都需要大量的国际合作，以制约其在货币紧缩与货币危机之间进行摆动的固有倾向。⁵1959年，罗伯特·特里芬论证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他指出，如果美国纠正它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世界将面临流动性紧缩；但如果美国继续放任赤字，世界将面临美元信任危机。⁶特里芬难题是所有以国际收支逆差为流动性来源的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

这些货币体系的稳定依赖于储备货币持有者之间以及储备货币持有者与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合作。第一，许多国家的官方与非官方行为体必须继续接受并持有储备货币，即使是对该货币未来价值的疑虑已浮现。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储备货币的持有者不能将货币兑换成黄金而同时不提高对储备货币与黄金之间制定比（par）的压力。在事实上的美元本位之下，美元的持有者不能将美元转换成其他资产而不降低美元的价值。如果一种货币面临压力，那么抛出该货币以避免损失，从个体的角度看是理性的。如果其他人这样做，未能兑换货币也许产生大量的一次性损失。但是大规模兑换——转成黄金或其他资产——定会带来该储备货币的贬值。储备货币的持有者面临一个N人单轮博弈。除非他们针对汇率风险进行了投保，否则背叛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货币持有者的困境引发了进一步的合作问题。持有者在保持储备货币平衡中的利益取决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行动以及其他持有者的决策。除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愿意阻止本国货币的贬值，而且持有者假定储备货币发行国为阻止贬值而将其国内经济目标放置于从属地位，并且持有者以此假定为行动前提，否则储备货币的价值将急剧振荡。首先持有者具有强烈的背叛动机，因为可以通过把储备抢先兑换成黄金从而将储备损失最小化。发行者也有尽早背叛的强烈动机，目的是阻止将未清偿的货币余额转化成黄金。在持有者—发行者的博弈中，未来的影响很小。

金汇兑本位制的这些固有缺陷——创建流动性的合作与稳定汇率的合作之间存在着长期张力——是20世纪30年代货币问题的核心。大萧条的外部震荡和与之相联的政府及意识形态变化解释了对黄金平价体系的背离，持有国—持有国之间及持有国—发行国之间博弈的单轮性质妨碍了对贬值的共同管理。

1931年9月，英国决定违反它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创建的金汇兑本位制规则。通过停止可兑换性和允许英镑相对于黄金支撑货币进行贬值，英国逆转了致力于维持高估英镑的国际货币政策的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英格兰银行发现操纵银行贴现率有助于保卫英镑不受短期压力，无需输出黄金或经历国内通货紧缩。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1930年9月在麦克米伦委员会作证时宣称，对改变银行贴现率来说，市场操作通常不是必要的。短期资本流动易受银行贴现率变化的影响，通常被证明足以强化英镑。诺曼勋爵把国内经济绩效、出口业绩和财政状况视为互补利益，维持平价能在长时期内最好地服务于这些利益。约翰·梅纳尔·凯恩斯在对诺曼勋爵的质询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权衡这些经济目标的观点。凯恩斯认为市场操纵和随后的信贷紧缩对于实现银行贴现率的增长是必要的。因此，平价只有在以出口业绩和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对于维持英镑/黄金制定比的努力如何影响英国商业和国内经济前景，诺曼与凯恩斯持有完全相悖的观点。⁷

在1931年夏天，奥地利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英镑危机解决了对国际货币稳定与国内经济绩效之间所存权衡的争议，国内通货紧缩使权衡的条件发生了倾斜。调整银行贴现率且无需从事市场操作的传统应急手段，被证明不足以阻止英镑兑换成黄金。英镑的高估已经产生了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而且国外积累起来的英镑余额已经强化了持有者—持有者博弈的单轮特征。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拖欠及英国在中欧地区长期信贷的冻结引发了（至少有因果关系）可预见的大规模从英镑到黄金的兑换。尽管外国央行试图用信贷和干预支持英镑，但是没有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致力于稳定的国际努力无法维持英镑/黄金平价。英国财政紧缩是继续获得国外资金的前提，同时货币紧缩对于实现银行贴现率的改变也是必需的。

持有者—发行者之间的博弈是怎样结束的？当英格兰银行耗尽美国和法国提供的初步干预信贷之后，英国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筹集额外的资金来增加英国的资源。因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被立法禁止直接借钱给外国政府，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森要求摩根保证信托银行从商业银行筹集基金。哈里森向英国通告：“只有在一份适当的经济计划获得国会批准时，美国的贡献才会到来。”美国金融与英国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取决于一个信念，即除非英国预算实现平衡并且英国经济通过通货紧缩的严峻考验，否则英国人将被迫要求额外资源以捍卫英镑，可能最终无法很好地履行他们的国际金融与货币承诺。而且，美国当局担心，英国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将试图通过先发制人地停止货币兑换来阻止进一步的黄金损失和避免因损失产生的货币紧缩。

在大萧条中期，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没能说服他的工党内阁的所有成员接受财政紧缩——失业救济的削减、政府薪金的下调和税收的增加。1931年8月，麦克唐纳辞职并组建了由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派成员构成的国民联合内阁。新的国民联合内阁采用了紧缩预算，法国和美国的银行提供了新的信贷。新的信贷很快被耗尽，更为严格的紧缩措施的前景预示着麦克唐纳联盟被进一步侵蚀的危险，美国和法国不愿提供进一步的贷款。9月末英国放弃了金本位。⁸

最后，储备的告罄和进一步紧缩的国内经济成本——财政的、金融的和货币的——绰绰有余地抵偿了维持平价所带来的靠不住的收益。甚至在全球大萧条之前，英国经济的表现就已经落后了。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国际繁荣时期，英国的失业人数从未低于一百万，英国的工业活动也未与其他发达国家保持同步。⁹在1930年至1931年间，英国国内经济活动从已处低位的基线下滑。与采取严格国内货币政策相联的惩罚，在失业攀升条件下的紧缩预算和不断衰退的工业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维持黄金制定比的唯一道路需要艰苦跋涉穿越通货紧缩的沼泽，捍卫这些平价的相互合作变得不如相互背叛有吸引力。

英镑贬值迫使其他政府付出重大代价，然而也引发了抵消贬值。如同上面所提到的，一个完整的循环相当于依据黄金进行一次共同贬值，三种中心货币间的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预防性的政治交易被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特点所阻止。中心货币强国不能通过威胁或试图改变汇率的方式影响彼此，因为任何预示平价体系可能有变的迹象都将会引发对它们货币的挤兑。英镑的私有和公共持有者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他们抑制英镑兑换成黄金的意愿取决于平价体系不会被改变的信心。金汇兑本位制的这一特点阻碍了诉诸互惠和在货币与其他国际经济议题间进行联系的手段。只有在金汇兑本位制解体之后，对外币的持有大幅度下降，货币互惠与货币的议题间联系才是可行的。

修复性的政治交易被货币外部性的公共性所阻碍。英国停止英镑的可兑换性迫使仍然实行金本位制的其他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现英镑的贬值增加了维持黄金平价体系的成本。每一个金本位制国家被迫适应英国的决策，但是金集团成员国，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并未采取有效行动以便抢先阻止英国的行动或劝诱英国抑制英镑的下滑。每一个国家都以不同程度的情感强度表达了对英国回归可兑换性的偏好。没有国家运用政治资源来改变一般的英国货币政策。旨在影响英国货币政策的政治强迫和政治交易的缺乏需要解释。与停止可兑换性和随后英镑贬值相关联的国际外部性的公共性，说明了以转变英国政策为目标的行动的缺位。如果英国建立一个新的平价体系并且采取干预措施来抑制英镑贬值，所有金本位制国家都会受益。没有国家能够被排除在收益之外。没有国家愿意动用私有资源来提供公共物品。

继续金本位制的国家的货币遭受到了不断增加的压力。在英镑贬值之后，短期资本流动把美元推到黄金出售点。但是，胡佛政府坚决致力于维持美元—黄金平价。胡佛总统赞成传统货币理论。他认为国际货币稳定是恢复世界贸易、建立商业信心、减少库存、激励投资和最终结束通货紧缩的关键。他对维持平价体系的重要性的观点为法国所共享。然而，在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的相对优势上，美国人和法国人发生意见分歧。即使是在英镑浮动之前，法兰西银行大体上致力于清算其持有的大部分外汇。在英国停止可兑换性之后，荷兰、德国和瑞士兑换了美元储备，而且法国制定了系统的计划来处置英镑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美国关于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相对优势上的观点分歧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对法兰西银行余额中6亿美元的一次大规模清算，使1931年末对美元的挤兑转变成全面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黄金销售、干预和贴现率调整等方式维持平价的成本已经非常高。

法国人提出抑制对他们美元余额的清算，如果美国避免执行任何危害金本位制的政策，那么修改胡佛政府提出的关于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延期付款建议，并且提高利率以使法国资金在纽约的使用便更加有利可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虽然正式拒绝了这种明确的联系，但仍满足了法国的一些条件。1931年10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把它的贴现率从1.5%提高到3.5%。¹⁰在对美元的挤兑过程中，法国避免了对美元余额的进一步兑换。¹¹应该指出的是，法国得到的补偿——纽约贴现率的提高——不仅使法国受益，而且对遏制挤兑美元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在面对因清算法国持有美元的时机而产生的偏好冲突的过程中，法美两国实现了维持黄金平价体系的共有偏好。在此个案中，与法兰西银行美元余额大规模兑换相联的外部性的私有性质推动了政策协调。当美元危机在1931年12月结束时，法国人继续回收黄金，在1932年6月完成了他们的兑换计划。

通过英镑法律上的贬值及汇率控制实现的马克与其他货币事实上的贬值，给美元施加了持续的压力。美元事实上的升值与国内经济环境及经济信念的转变的契合，是理解美国在1933年退出了金本位制的最好依据。美国有着巨大的黄金储备，通过输出黄金捍卫平价，它能够坚持金本位制的规则。美国并不是被短期资本流动中不可控的振荡推压着输出黄金，而是为国内经济的复苏而有步骤地输出黄金。

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经济信念上的差异对国际货币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胡佛愿意采取紧缩国内货币供应的政策来维持美元平价，因为他认为国际货币稳定是国内复苏的前提。在他看来，国际货币稳定与国内复苏是相辅相成的目标。罗斯福认为，国内价格的提高是国内复苏的前提。他认为接近通货再膨胀的目标有两条路径。“百日新政”的核心计划——《农业调整法》和《全国产业复兴法》——试图限制生产、提高价格和最终增加利润及就业。罗斯福也赞同如下的观点：价格的普遍增长可以通过操纵贴现率的传统手段实现，也可以通过以极高价格购买新开采黄金的非传统手段实现。以其中任一方法实现的价格增长完全不可能与古老的黄金/美元平价相调和。因为这些观点，罗斯福面对着国际货币稳定与国内经济复苏之间的极大张力。¹²

1933年3月和4月，罗斯福禁止除财政部特许外的黄金出口并且停止所有支持美元的操作。如图1所示，英镑和法郎都相对于美元急剧升值。尽管这一行动受到了普遍谴责，但对抗性的政治压力有限，而且罗斯福总统也未予回应。

在为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举行的筹备讨论中，英国指出，美元贬值已经增加了英国在应对战争债务支付上的困难，并建议在伦敦会议上把货币稳定与政府间债务放在一起讨论。罗斯福政府对此加以拒绝；如果政府间债务出现在议事日程上，美国将不参加会议。法国人重复了他们对国际金本位制的坚持，并指出美元贬值也许会迫使他们收紧贸易配额体系以便保持庞加莱法郎与黄金之间的平价。美国代表团指出他们愿意讨论货币稳定问题，并且鼓励法国人拆除他们的配额体系。在会议上，罗斯福考虑了由英法联合提出的临时货币稳定建议，并命令美国代表团在更高美元/英镑汇率的基础上寻求达成协议。但当美国提议之一被接受时，罗斯福却又完全撤回了该提议。

为什么美国拒绝了联合提议？英法所提供的让步与美国所寻求的让步完全不相称。罗斯福总统认为提供的货币稳定会损害国内通货再膨胀。事实上，即将达成稳定协议的谣言已经引发了股票和商品价格的剧烈下滑。这也许强化了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可取性的观点。在1933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罗斯福总统以非常高的价格购买新开采黄金，并强制美元相对于英镑和法郎贬值。¹³

2．双边主义与区隔化

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心货币强国间关系的特点是循环贬值、金融封闭和地区性商业保护。英国、法国和美国不能就汇率调整、储备资产构成、政府间与私人金融议题或商业准入达成协议。其他国家如何应对这种可怕的国际经济环境？矛盾的是，世界经济解体促进了以双边和地区为基础的经济上的重新整合。通过与更小范围的行为体在更大范围的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政府能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做出可信承诺。

第一，三边和全球讨论被双边及集团层次的讨价还价所取代。英国通过一系列的双边谈判把阿根廷、瑞典、挪威和丹麦拉入英镑集团。德国通过双边清算安排把东欧国家拉入马克体系。经济歧视把与国家政策选择相联系的国际外部性私有化，因而促进了双边和集团层次上的讨价还价。外汇管制、金融歧视、配额和多栏税则使政府可以将成本和收益导向特定的贸易伙伴。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歧视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通过导入许多要素价格的扭曲，这些政策毫无疑问地削减了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然而，通过允许国家从事政治交易，歧视性政策促进了有限的共同利益的实现，虽然在范围上小于全球规模。¹⁴

第二，议题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从事政治交易的政府，为另外一个议题上的收益而权衡某一个议题上的让步。以英国—阿根廷谈判为例：英国提供获得英国资金和进入英国市场的优惠，而阿根廷同意持有英镑储备，使比索盯住英镑，支持英国信贷，给予英国进入阿根廷市场的优惠。尽管国家通常在单一货币、商业或金融议题上没有共同利益，但是它们在被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一揽子议题上有共同利益。而且，把本质上是单轮性质的储备资产构成议题与重复的商业和金融议题联系起来，政府通过增大未来的影响改善了合作前景。

两战期间的经济集团通常被视为强迫的产物；事实上，强迫在塑造集团的核心部分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英镑和法郎集团开始时作为传统帝国而存在；英国—印度和法国—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是建立在以帝国军事占领否认主权的基础上。美元集团沿美国军事政治渗透的传统区域而建，德国经常干预中东欧；美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关系，法西斯德国与多瑙河国家的关系，都不是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理想案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经济集团的扩张已经完全跨越了帝国统治和军事政治干预的传统界限。阿根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31年加入英镑集团的决定，不能用军事强迫或主权否认来加以解释。即使是德国双边清算安排的范围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大大地超越了正在形成中的德国军事实力和政治渗透的区域。到1933年底的时候，德国差不多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谈判了清算安排。英镑区和德国双边清算体系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彼此同意。

英国个案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但是有些悖谬的说明。甚至在允许英镑下跌时，英国寻求组建英镑集团。美元或法郎取代英镑将进一步削弱伦敦城卓越的金融地位。英国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持有英镑作为储备并且将它们的货币盯住英镑。英国财政部的理查德·霍普金斯（Richard Hopkins）爵士写道：

只要我们能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维持英镑稳定，我们应牢记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让这一点变得容易，即让尽可能多的不稳定货币以英镑为基础，以便我们成为英镑集团的领导者，这个集团悬置我们对黄金的再稳定工作，能提供共同贸易的最好机会并在世界上赋予英镑一种新力量。¹⁵

不幸的是，英镑持有者将面临非常私有化的单轮汇率风险，而且英国不能在执行非歧视货币政策的同时，针对这些私有风险为英镑持有者提供保险。英国不愿意通过采用多重汇率体系或汇兑控制的方式，把英镑贬值的影响私有化。事实上，英国为支持法律上的贬值，明确放弃了以外汇管制实现事实上的贬值，因为管制将进一步削弱伦敦城卓越的金融地位。¹⁶为了超越这一矛盾，英国运用歧视性的商业和金融政策来鼓励其他国家转向英镑本位制。¹⁷

在停止英镑/黄金可兑换性的数月之后，英国从非歧视性商业和金融政策转向帝国商业和金融特惠。1931年的《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和1932年的《渥太华协议》建立了双重关税和配额体系，鼓励英国与属地、殖民地和自治领之间的贸易并歧视外国的出口。¹⁸

1931年多边清算体系的崩溃引发了国际金融的区隔化体系。当贷款者停止贷款而借款者拖欠时，信用的金字塔崩溃了。对特惠贷款和偿还的依赖也许有助于重建国际信贷。在1931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劝阻所有新的国际贷款并阻止在帝国之外的新贷款。¹⁹与非帝国国家相比，帝国商业和金融特惠给英国提供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英国对帝国的承诺边界并不明晰，而且英国的贸易伙伴担心自治领也许在未来会成功地攫取更多的特惠。此外，潜在的借款方不能获得英国信贷。对额外贸易转移的担忧和对金融准入的渴望，提供了挪威、瑞典、丹麦和阿根廷与英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动力。

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关系的特点是不明确的长期回报。货币、金融与商业议题间的战术联系是普遍的，但是这些议题很少在任何单一协议中被明确地联系起来。1931年12月，丹麦央行“急迫地”向英格兰银行申请贷款，并指出这些贷款将被用来“维持”货币的“英镑基础”。这些贷款得到了准许。1933年4月，英国与丹麦缔结了一个互惠贸易协议。丹麦被给予英国针对非帝国设定的火腿、蛋类和黄油配额的62%，仅仅低于1932年的水平。作为回报，丹麦免除、削减或冻结大范围内的英国产品的关税，同意煤炭进口总量的80%从英国购买。贸易条约缔结之后，英国立即允许丹麦出现在伦敦的首选借款者名单上。1934年初，丹麦放松外汇管制并使克朗盯住英镑。1934年7月，英国正式确定了允许向英镑集团国家提供英镑贷款的政策。²⁰在基调、内容和时机上，英国—瑞典和英国—挪威谈判与丹麦个案相似。

1933年5月和9月，英国与阿根廷谈判达成了互惠协议，明确将金融、商业和货币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协议的细节与其范围一样引人注意。英国同意对一系列阿根廷产品不施加数量限制或征收新关税，接受以1931年至1932年的数量进口阿根廷冷冻牛肉，对冻肉不附加限制，并提供英镑贷款。阿根廷同意削减主要由英国提供的多种产品的关税，继续在免税的基础上进口英国煤炭，在特惠的基础上支付英国贷款的利息，允许英国公司把冻结的比索存款兑换成英镑，放弃法国法郎并使比索盯住英镑。通过将重复的商业议题与单轮的货币与金融议题联系起来，阿根廷和英国延长了未来的影响。²¹尽管无论是英国的炮艇还是国际法庭都没能有效地迫使协议条款得到遵守，但是继续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英国—阿根廷协议值得缔结，因为它们值得维持。²²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双边主义和货币集团允许政府在比全球层次低的基础上实现有限的共同利益。在一个全球货币稳定、金融恢复和商业开放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时代，采用把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成本和收益私有化并在双边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战略，使多对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能够得以实现。然而双边和集团层次的合作有效地将成本转向了第三方。丹麦黄油和阿根廷牛肉进入英国市场是以美国乳业农民和牧场主的损失为代价的。阿根廷对英国贷款利息的支付是以对纽约贷款利息的支付为代价的。而且当比索—英镑和克朗—英镑汇率得以稳定时，比索—法郎和克朗—法郎汇率跌落了。

三、从冲突到合作：1934—1937年

到1933年底，针对美元贬值的调整似乎已经结束。国际汇率和国内价格已经稳定。在1934年初，罗斯福总统以浮动中产生的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比率确立了持久的“暂时性”平价，年中英国以1英镑兑换4.95美元的比率使英镑盯住美元，这个比率也是由浮动产生的。²³尽管如此，贬值的但可完全兑换的美元和浮动的但被盯住的英镑，给金集团国家施加了持续的压力。在美元贬值后，法郎所受到的压力急剧增加。在法郎—英镑的市场上，法郎的三个月期货价格从1933年夏对现货价格的0.1%升水下降到1936夏对现货价格33%的贴水。²⁴通过严厉的紧缩性国内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扩大进口配额体系，以及通过消耗黄金储备，法国人支撑着被高估的法郎。

法国继续通过紧缩（尽管国内经济停滞）支持法郎/黄金制定比的意愿只能根据法国人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普遍信仰加以理解。在英国，对1925年英镑/黄金制定比的承诺在金融圈里是忠诚问题，在商业圈里却是争论话题。在美国，共和党对国内复苏与支持美元/黄金制定比之间具有互补性的信仰，并未植根于普通文化之中。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的经济萧条开始，有关黄金、白银和美元本位制的争论就普遍存在。在法国，传统金本位制的假定优势被农民、艺术家、中产阶级、制造业者和金融家所接受。甚至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运动口号是“不要紧缩也不要贬值”，莱昂·布鲁姆宣称他不会领导一场“货币政变”。²⁵法国只是在国内通货再膨胀与维持法郎/黄金制定比之间的紧张变得极端尖锐后，才放弃了金本位制。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春末放弃了财政紧缩政策，加速发展的黄金输出消耗着法国的储备。1936年夏，法国国内对紧缩的容忍和官方的黄金储备都已几近枯竭。

1936年秋的法郎贬值是始于1931年未经协调的贬值系列中的最后一个。如同英国和美国，法国不能同时支撑被高估的货币和使停滞的国内经济通货再膨胀；它选择国内通货再膨胀和汇率贬值。与先前个案相同，汇率再调整并未带来汇率稳定。图1显示法郎在两个阶段内的贬值和英镑、法郎相对于美元的贬值，是与1931年的英镑贬值和1933年的美元贬值一样的急遽下跌。然而，与先前那些个案对比，法郎贬值没有引发抵消贬值、强化商业冲突，或者外汇管制的实施。尽管有着深刻的汇率不稳定，货币和商业冲突并未出现。20世纪30年代晚期，是什么因素导致容许出现普遍的货币磋商和有限的货币协调？(https://www.daowen.com)

考虑影响报偿结构的因素。在法郎贬值的前两年中，美英官员逐渐认识到法国维护被高估的法郎对商业利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1935年写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备忘录中，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写道：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金集团国家维持现有黄金平价体系的长时期努力，对我们的损害也许至少与它们货币突然崩溃产生的损害相同，因为这样的努力伴随着对贸易严格限制的不断增加和对美国长期的黄金输出。在此环境下，如下现象具有重大意义：当我们对所有国家出口的美元价值从1932年到1934年增加34%，我们对五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出口增长却不超过3%，这些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一直维持着大萧条之前的黄金平价体系。

菲斯继续指出，法郎25%—35%的贬值将容许法国国际收支的平衡且无需额外的商业限制，也会为稳定谈判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1936年夏，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规定，英国对公平汇率的支持是以摆脱法国用来捍卫法郎的配额及其他贸易限制为条件的。随着法郎在1936年的贬值，三种主要的国际货币都没有了明显的高估或低估。三国政府都希望国际货币政策的有限合作可使出口扩张、汇率稳定和国内通货再膨胀之间的调和成为可能。²⁶

在稳定上出现的共同经济利益为安全领域的发展所强化。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统治精英怀疑德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并且因希特勒占领莱茵地区而深感不安。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法国可以起到防范一个迅速军事化德国的屏障作用。三个货币强国都认为法国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是不可取的，并且认为法郎贬值是法国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然而，因为法国人对黄金不可侵犯性的普遍信仰，贬值本身将会削弱脆弱的布鲁姆联盟并促使法国政治进一步两极分化。通过鼓励和使贬值合法化，英国和美国能够软化法国国内对贬值的政治反响。来自德国的可能威胁缓和了英国并且特别是美国对狭隘国家优势的追求。在向他的工作人员解释三国协定时，财政部长摩根索大呼：“这是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威胁……这是对朋友的提醒——注意！”²⁷英国和美国官员在法国经济绩效和政治稳定上都有利益诉求，他们接受法郎贬值则最好地满足了这一利益诉求。²⁸

综合起来，国际货币与安全领域的这些变化改造了报偿结构。三个国家都认为法郎的适度贬值比维持原有的黄金平价比更为可取。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汇率体系、阻止不稳定的短期资本从法国流入英国和美国并且制约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倾向，汇率调整被视为必要的。在促进系统的货币金融稳定和遏制欧洲大陆朝向极左或极右的运动上，英国与美国政府有重大的利益诉求。然而，英国与美国担心法郎贬值到低于平衡法国进出口的水平之下。两国政府一直关注法郎的急遽贬值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出口导向与进口竞争行业。简而言之，它们关于法郎价值的偏好不是单调的；两国都偏好小幅度的法郎贬值而非不贬值或大幅度贬值。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贬值更多则会更好。对适度贬值的共同偏好与法国人对剧烈贬值的偏好共存。

仅是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公共福利的实现。报偿结构的改变与货币关系重复性的改变同时出现。在此前五年的动荡时期，政府谨慎地消耗官方储备中的外汇部分；法国官方储备中外汇所占份额从1928年的51%下降到1936年的3%。通过削减单边背叛带来的一次性收益和无偿合作导致的一次性损失，持有外汇的消减改变了事态的结构。尽管单方贬值能产生商业优势，但是未来报复可消除大部分商业利益。因为出口水平应对汇率变化的缓慢，单边背叛收益和无偿合作成本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尽管贬值影响中期商业前景，威胁贬值影响短期资本流动，但是汇率的变化再也不能损害官方货币储备的价值。

英国、法国和美国如何在货币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共同利益？1936年秋，中心货币强国发表了被称为《三方稳定协议》的三个平行宣言。这些宣言被阐述得含糊其辞并谨慎地避免正面应对问题。在《三方稳定协定》内，英国、法国和美国承诺不以操纵汇率的方式寻求“不合理的竞争优势”——但没有明确什么样的汇率可被断定为不合理。三国财政部承诺就它们外汇平准基金锁定的黄金的购入和卖出价格进行磋商——但没有集合资源、承诺以信贷最高限额来保卫其他国家的货币或建立强制机制。最后，提前24小时的通知可结束这一无伤大雅的协议。²⁹

三方协定的达成限制了背叛导致的潜在损失。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财政部都很好地意识到了汇率风险在过去对货币冲突的深化，并且有意设法维持对合作有利的背景。在三方协定内，各方承诺每日结清黄金未清余额以确保单边背叛的收益是有限的。这一条款既是对令人不满的近期经历的回应，也是削减主要货币博弈单轮特点的战略的一部分。

在漏洞百出的三方体系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合作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每磅80法郎到每磅130法郎的首次下滑被各方接受；和谐占据了上风，因为各方都偏好法郎的适度贬值而非不贬值。事实上，布鲁姆政府寻求并接受英国和美国对法郎贬值的明确支持。

在首次贬值后，对合作的真正考验拉开帷幕。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三方协定的模糊性和汇率的不稳定增加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要性。即使在法郎贬值后，害怕布鲁姆人民阵线的法国商业界仍继续将资金转移到伦敦和纽约。法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大资本外逃对法郎的压力。到1937年中期，不断上涨的内部价格已经绰绰有余地抵消了法郎的首次贬值。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低估了法郎受到的持续压力。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三个月法郎—英镑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有大幅度的贴水。³⁰通过每个国家外汇平准账户进行的大多数干预无法完成支撑法郎的任务。

中心货币强国如何回应这种形势？尽管法国通过出售黄金努力支持法郎，但是资金外逃还是将法郎推到了能够平衡法国进出口的水平之下。英国财政部提议，如果法国采取保守主义政策，如收紧财政政策和弱化人民阵线改革，英国将以在伦敦私有市场上筹集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法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建议，使用在伦敦筹集的资金支持法郎。英国人将英镑盯住法郎，并动用他们的外汇平准基金抵制英镑—法郎的任何变化。

美国财政部继续利用外汇平准基金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平价，从而为法郎提供间接支持。美国对法国的支持不包括提供借贷：法国拖欠战争债务，而《约翰逊法案》禁止向拖欠美国官方贷款的政府提供贷款。通过建议法国施加资金管制，并提议在美国国内追捕逃亡的法国私人资产，财政部长摩根索让英国人颇感震惊。对法国“新政”的同情可能强化了摩根索对法国外逃资本的愤慨，因为布鲁姆明确地把新政作为人民阵线计划要素的基础。法国人以不可行为由拒绝了摩根索的建议，继续消耗黄金储备以延缓法郎的下滑。³¹

1937年1月，法国稳定基金宣告在维护法郎—黄金平价的过程中已经把自己全部的黄金配额消耗殆尽。尽管基金的资源通过法兰西银行贷款得以部分补充，但法郎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2月，布鲁姆政府宣布暂停经济和社会改革，取消一些公共工程开支，以及其他恢复商界信心以阻止资本外逃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几个月内成功地阻止了对法郎的压力，但是1937年6月重新开始的资本外逃耗尽了法国稳定基金的资源。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布鲁姆政府垮台。³²1936年和1937年法郎的大幅度贬值引发了英国和美国的惊恐而非报复。法国通过出售黄金和改变国内政策来支持法郎。英国和美国没有把法国支持法郎的无效努力当作是获得不合理商业优势的尝试，都对法国提供了有限支持。

为什么三方体系下的合作得以继续，即使是每个国家都有背叛的自由？美国对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承诺明显是可撤销的，英国拒绝在英镑与黄金或其他货币之间确立任何的官方平价，法国可以自由设计法郎价值或大或小的下跌。然而美国维持了制定比，英国把英镑盯住了法郎，法国设计了法郎价值的适度下跌然后努力捍卫新的制定比。报偿结构和未来的影响解释了合作的出现和富有活力。法郎的大幅度贬值也许能阻止法国的资本外逃并为法国出口商带来优势，但是法国担心英国和美国的报复。对未来报复的预期削减了法国进行当下背叛的动机。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将会提高美国国内的价格水平并对美国的出口商有利，但是美国担心英国的报复并且不愿意削弱法国的经济。策划英镑价值下跌会激励英国经济并对英国出口商有好处，但英国提防法国被削弱并且害怕美国的报复。前五年的汇率再调整和正在出现的德国安全威胁产生了需要通过合作实现的共同利益。前五年的混乱促使这三家政府限制它们对一次性贬值的脆弱性。这些政府展示了执行货币互惠战略的意愿和能力。最后，磋商机制在三方体制下建立，配有根据环境变化持续修改和更新合作定义的手段。尽管三方体系未能成功实现货币稳定，但中心货币强国的合作阻止了因法郎贬值而引发另外一轮的货币和商业冲突。

四、结论

传统智慧断言，在两战之间，民族国家不能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观点认为，它们屈服于以邻为壑的短期诱惑，不能实现长期的共同利益；通过关税、货币贬值和外汇管制，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努力来改善自身的福利，政府招致不可避免的报复。因此，每一个追求自己收益的国家都处在一个更加不利的位置上。对两战期间无政府状态下合作失败的共有观念，证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霸权领导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领导的合法性。最后，20世纪30年代的这种观点暗示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霸权受到的侵蚀可能导致经济封闭。³³

分析博弈的结构变动而非聚焦于博弈如何进行，也许会更好地理解国际货币关系的崩溃与重新整合。在第一个变迁时期（1929—1933年），没有中心货币强国需要超越的集体困境。具有内在缺陷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恶化的宏观经济条件和转变的经济意识形态联手塑造了货币僵局。从繁荣到萧条、从传统货币正理论到通货膨胀主义异端论的剧变改变了英国和美国对它们在国际货币安排中利益的理解。尽管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反对英镑与美元的贬值，但是每一次贬值并没有被视为国际合作的失败。

尽管在这一时期中心货币强国间没有被理解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们仍然与其他国家合作。双边主义和集团外交的转向容纳了集团之间货币扩张与通货再膨胀的不同尝试，同时也提供了集团之内一定程度的汇率稳定。在英国—丹麦和英国—阿根廷个案中，经济上无效的歧视政策容许政治上的交易。而且，通过把重复性的商业议题与单轮的金融与货币议题联系起来，这些国家能够增大它们的共同利益，并增大未来的影响。

1936年，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看到了法郎贬值和稳定中的共同利益，并实现了这一共同利益。前一阶段疏忽大意的汇率调整、外汇的减持、新的德国安全威胁及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善把货币僵局转换成了重复性的三国集体行动困境。简而言之，当中心货币强国看到共同利益可以通过合作实现时，合作就成为现实。

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不同削弱了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可比性。然而，继续坚持这种不合适的类比，可能会使超越当代集体困境这一难题变得更易处理些。这两个时期间最重要的差异之一是它们之间类比的存在。由盲目短视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的对国际经济关系解体的恐惧为合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20世纪30年代的传说或许似是而非，但是其中的教益却并非如此。

注释

1．参见图1：汇率1920—1939年，英镑和法郎相对于美元的价值。在1920—1925年间，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英镑和法郎浮动。对战争债务与赔偿争议的最终处理的不确定性，国际流动性的缺乏，战后通货膨胀中的国别差异以及战后重建的重任，延误了被各方视为不可避免的金本位体系的重建。

2．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根本的外生因素，国际权力分配，解释了经济合作与冲突。他们把两战之间的混乱与英国、美国霸权秩序下的平静作对比，认为权力集中虽然不是开放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修正主义者质疑了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后期的传统解释。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两战之间的经济合作比人们普遍所意识到的更加广泛。无论如何，在短暂的战争间歇间，权力配置的温和改变不能说明当时合作与冲突之间的摇摆。关于霸权稳定论，参见Stephen D.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April 1976）, pp.317—347；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and 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p.258—259.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参见Timothy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19th-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Winter 1983）, pp.73—91；Kenneth A.Oye, “Belief Systems, Bargaining, and Break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26—1936,” 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83）；David Calleo,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Interwar Period: Reconsiderations,” in Benjamin Rowland, ed., 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 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对霸权稳定论的有条件驳斥，参见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计算数据源于 “The Adequacy of Monetary Reserve,” IMF Staff Papers 3（1953—1954）, Table 1, p.201。在完全金本位制下，所有国家的储备完全由黄金构成；外汇不平衡导致黄金输出，国内货币供应减少，外汇市场恢复均衡。彼得·林德指出，在通常被理想化的“完全”金本位制下，主导货币是官方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Peter Linder, Key Currencies and Gold: 1900—1913,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2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69）。

4．如同图1所示，1936年末所有货币间的汇率与1931年初的汇率没有重大差异。

5．这种处境也是其他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被期待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完全可兑换性，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被鼓励接受美元作为本国国际储备的一部分。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了国际流动性。在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之下，国际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决定。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进入国际流通的美元被国家货币当局和私有银行、公司及从事金融和贸易的个人所持有和使用。国际流动性也可以从其他源泉获得。在完全的金本位制之下，国家的货币百分之百由黄金准备金支撑，国际货币供应严格地由新开采黄金的可获得性决定。在一个完全的特别提款权（S.D.R.）本位制或欧洲货币单位（E.C.U）本位制之下，国际或地区的货币供应严格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欧洲货币体系（E.M.S.）成员国的集体决策决定。这些生产流动性的替代手段仍是理想类型。本章不研究其中任何一个。

6．参见 Triffin, Golden and the Dollar Crisi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3—14。有观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关键参与者对相互依赖的认识，加上与维持该体系的愿望，或许赋予了该体系比特里芬所认为的程度上大得多的持久力量，参见Lawrence H.Officer and Thomas D.Willett, “Reserve-Asset Preferences and th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Crisis Zon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3（November 1969）, pp.688—695。

7．对于诺曼—凯恩斯交流（Norman-Keynes Exchange），参见R.S.Sayers, The Bank of England 1891—1944, Vols.Ⅰ, Ⅱ and Appendix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72—187。对这一时期英国国际货币政策效果的权威性的经济分析，参见Alec Cairncross and Barry Eichengreen, Sterling in Declin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对这一时期的最佳说明参见Sayers, The Bank of England 1891—1944, Ⅱ, pp.397—399，以及Stephen V.O.Clarke,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1924—1931（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67）, pp.182—219。

9．英国经济的萎靡不振部分是由高估英镑造成的。关于英国经济停滞的结构性原因，参见Charles Loch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chaps.5—7。

10．为真实准确地认识这些利率，需关注此时正在迅速下跌的国内物价。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内含价格减缩指数要比1933年高出30%。参见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2（Washington, DC: GPO, 1982）, Table B-3。实际利率直到1981年才再次接近这些水平。

11．政策协调明确地满足了法美两国政府的偏好。然而，我认为这些偏好与实际利益并不相符。1931年纽约贴现率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无疑加剧了萧条。此处对1931年法国—美国货币外交的描述大部分选取自William Adams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0）, pp.1179—1182,以及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p.168。

12．与通过生产限制实现价格增长相联系的国内问题，参见Ellis W.Hawley,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A Study in Economic Ambival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通过购买黄金维护价格增长，参见George F.Warren and Frank A.Pearson, Gold and Price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35）。

13．关于这些事件的感性描述，参见Herbert Feis, 1933: Characters in Crisis（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pp.178—258；也可参见Stephen V.O.Clark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Attempts of 1922 and 1933,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33（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73）, pp.19—39。

14．对两战期间双边主义和歧视的经济上无效率的传统分析，参见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44）, pp.162—189,以及Howard S.Eills, Exchang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对德国和东欧国家外汇管制的共同经济利益分析，参见Frank Chil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xchange Control in Germany: A Study of Monopolistic Expl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m, 1958）。

15．U.K.Treasury Papers, Memorandum, Richard Hopkins to Neville Chamberlain, December 8, 1931.Cited in Ian M.Drummond, The Floating Pound and the Sterling Are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

16．英国也拒绝了法国人提出的有些狭隘的自私自利建议，即英格兰银行以原有的平价把法兰西银行的英镑储备兑换成黄金，从而损害其他央行。

17．对于显示出力劝其他国家加入英镑集团的可取性，英国表现得有些举棋不定。为否认对外国英镑储备的安全及可兑换性的责任，英国官员在议题上寻求展示出“有意的冷淡”（studiously aloof）。参见 Drummond,The Floating Pound and the Sterling Are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9。 事实上，英国运用商业和金融的影响力鼓励其他国家加入英镑集团。

18．《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和《渥太华协议》的条款，参见Margaret S.Gorden, Barrier to World Trade: A Study of Recent Commercial policy（New York: Macmillan, 1941）；Joseph M.Jones, Tariff Retaliation: Repercussions of the Hawley-Smoot Bill（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4）；and League of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30—1931（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1）, and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31—1932（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2）。

19．参见Henry Richardson, British Foreign Economic Policy（New York: Macmillan, 1936）, pp.69—75, and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Ⅱ, p.1135。

20．这一叙述选取自Drummond, The Floating Pound and the Sterling Area, pp.8, 10；Brown,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Ⅱ, pp.1135, 1167；Richardson, British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p.69, 75。

21．在获得一个“合理”的总数以支付其他外债利息后，阿根廷使可获得的英镑汇款与其在英国销售所得外汇相等。

22．协议的条款引自Richardson, British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pp.106, 108；Brown,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Ⅱ, pp.1167, 1168；Roger Gravil, The Anglo-Argentine Connection: 1900—1939（Boulder, CO: Westview, 1985）, pp.179—212。

23．美国试图把美元与黄金完全可兑换性恢复的相关收益私有化。金本位制国家可以自由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但英镑集团国家被否定了兑换权利。然而，由于英国可以自由使用黄金支撑的庞加莱法郎进行贸易，美国不能有效地将国际货币政策私有化。

24．Paul Einzig, The Theory of Foreign Exchange（London: Macmillan, 1937）, insert following p.286.

25．Martin Wolfe, The French Franc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44.

26．有关菲斯，参见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59, 800.5151/88.5, “Economic Stabilization,” 4th Draft, pp.7—8。有关张伯伦，参见Sayres,The Bank of England 1891—1944,Ⅱ, pp.478—449。关于汇率错位后果的一般讨论，参见Walter A.Morton, British Finance 1930—1940（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43）；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27．Morgenthau Diaries, September 18, 1936, Book 32, p.10, cited in Scott Eric Ratner, “The Politics of Quiet Diplomacy: Henry Morgenthau Jr.and the Effort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to Aid the Jewish Victims of Nazism,” B.A.thesis（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121.

28．法国努力强化对安全与经济议题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参见Sayers,The Bank of England 1891—1944, pp.476—447；Wolfe, The French Franc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 pp.145—146。

29．对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来说，协议是“没有一致，没有协定，只有每天的合作”。英国一位官方管理者认为它是“脆弱的和没有效率的”。转引自Sayers, The Bank of England 1891—1944, Ⅱ, pp.480, 492。有关于协议如何达成的完美描述，参见Stephen V.O.Clarke, Exchange-Rate Stabilization in the Mid-1930s: Negotiating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41（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77）。 对《三方稳定协定》弱点的精辟评论，参见Ian M.Drummond, London, Washingt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Franc, 1936—1939,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45（Princet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79）。

30．Einzig, The Theory of Foreign Exchange, p.480；Wolfe, The French Franc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 pp.138—171.

31．因为新政的资本管制从未接受过猛烈资本外流的考验，美国经验对法国只有有限的适用性。

32．这一描述选自Drummond, London, Washingt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Franc, 1936—1939；Wolfe The French Franc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

33．特别参见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p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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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衷心感谢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乔安娜·戈瓦（Joanne Gowa）、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her）、戴维·莱克（David Lake）、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阿瑟·斯坦（Arthur Stein）、马克·特拉亨伯格（Mark Trachtenberg）、马丁·沃尔夫（Martin Woife）及本书其他撰稿人提供的评论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