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合作为何失败？
斯蒂芬·范·埃弗拉(1)
本书中的这章试图探寻三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间合作或者不合作的程度。第一组因素是指，国家采取合作或者不合作政策获得的“报偿结构”；报偿结构意味着每个国家从相互合作（CC）、一个国家合作而另一个国家“背叛”（CD和DC）以及国家间相互背叛（DD）中得到的奖励和惩罚。第二组因素是国际“博弈”的“战略背景”——即规则和条件在哪一种国际关系下展开。战略背景要考虑两个方面：“未来的影响”的规模大小、博弈参与者“辨别”以前合作方和背叛方以及将他们区别开来的能力。1第三组因素是博弈参与者的数目及其对博弈产生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将研究这三组因素能否解释国家间的不合作政策，这种不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顶峰。合作被以下几种方式所破坏：欧洲国家所采取的扩张政策导致领土冲突，陷入与他国的军备竞赛，大范围和强制性动员计划的制定使危机难以控制、战争难以局部化，好战而秘密的外交策略受到吹捧而使外交更加困难，在“七月危机”中冒着战争的危险动员军队，最后宣战并彼此攻击。所有这些动作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作为不合作政策的例子，所有这些都是本文中的主题。我将陈述以下问题：
——这些不合作政策是由本文中所探寻的这些因素引起的吗？这些因素即报偿结构不当、未来的影响过小、国家“辨别”能力弱小以及博弈参与者数目相对较大。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因素？它们又是如何造成恶性后果的？
——这些因素能避免吗？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否因此而被阻止？
我认为，由六个在战前欧洲颇为流行的错误知觉构成的一张网导致了一战。尽管这六个观念在德国特别受欢迎，它们在整个欧洲大陆也广为流传。第一，欧洲人被某位观察家称之为的“进攻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2所迷惑——对进攻性军事战略功效的信心被高度夸大。第二，欧洲人普遍高估了邻国的敌意，而这种偏执最终导致在现实上采取侵略性政策，从而激起了真正的敌意。第三，欧洲的领导者们错误地想象了一个“追随”的世界，力量和好战在这个世界中被用来威吓对手并破坏对手的联盟；然而实际上，好战的政策激起了敌对的联盟，并使冲突不断升级。第四，欧洲人夸大了领土扩张可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第五，许多欧洲人认为战争本身是有益处的，并且相信国际冲突可以促进国内稳定；而结果却是一战带来了巨大创伤、政府倒台甚至革命。第六，每一个主要的大国都向它们的人民灌输虚构的民族主义历史，强调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并错误地将自己描述成以前冲突的无辜受害者。
通过本书中所讨论的三种机制，这些错误知觉破坏了合作并触发了战争。第一，这些错误知觉明显地增加了对合作行为的惩罚和对不合作行为的奖励，从而扭曲了报偿结构。进攻崇拜导致的领土扩张和先发制人的攻击显得是可行的、必要的，因此鼓励了侵略。这也就产生了使合作更加困难的秘密外交。夸大他国的敌意导致了对侵略的恐惧，为阻止侵略便制定了侵略性的计划。通过强调掌握和炫耀力量优势的价值，追随思维推动了扩张主义政策和好战战术。对帝国扩张的经济回报的高估也进一步支持了扩张主义者的观念。对战争的优点和它带来的国内政治效用的信心，使人们认为全面和平和全面战争之间的后果差距缩小，这便鼓励了尚武的政策。民族主义历史的神话使人们相信，让步将可能受到伤害，而强硬的政策则更可能获得成功。在每一种情形中，这些错误的观念导致采取不合作政策的奖励看上去更多，而惩罚看上去更少。
第二，欧洲的错误知觉创造了一种对国际合作怀有敌意的战略背景。未来的影响显得很小，因为很多欧洲人认为，不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均势的和平转换，欧洲的最终控制权将立见分晓。这种期盼反映了进攻崇拜的效果、追随的观念以及对他国敌意的夸大趋势，这些综合起来就意味着，决定性的战争或者决定性的军备竞赛将在不远的未来展开。与此同时，单个欧洲国家的辨别能力由于沙文主义而减弱，他们以沙文主义来教导自身学习历史——沙文主义模糊了过去冲突中的责任问题。
第三，通过夸大风险，这些错误知觉致使欧洲多极格局更加危险。多极化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因此鼓励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冒险行为；通过实施这些不大可能被撤销的冒险行为，进攻崇拜增大了外交行为的危险。这种崇拜和追随的思维也鼓励欧洲列强结成一个危险的、无条件的进攻性联盟体系。这种联盟体系使有选择性的制裁变得更加困难，即惩罚侵略者的同时避免对侵略者的盟国造成伤害；因而，报复性的制裁使冲突升级而不是使其平息下来。这样，由于侵略者知道了他们实施的任何报复行为都会引发整个联盟为己而战，他们便胆量十足。这种联盟体系的本质和恶性后果反映了欧洲强国数目相对较多和进攻崇拜的综合影响。
本书中的作者们应邀就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一报还一报”战略展开讨论，即这一战略能否促进案例中所讨论的国际合作。我认为，在1914年，如果欧洲不纠正其错误知觉，那么“一报还一报”战略就会失灵。正如阿克塞尔罗德所指出的，“一报还一报”战略的成功进行要求合适的条件。3尤其是报偿结构和战略背景必须恰当。在1914年，欧洲人的世界观致使报偿结构和战略背景极其不当，以致“一报还一报”战略运行失灵。这并不是反对“一报还一报”战略，而是告诫我们，为了创造所要求的合适条件，这样一种战略应该包括行动规划在内——包括反对错误知觉的规划。
在接下来的一部分，我将列出1914年欧洲精英和大众们被扭曲的世界观，并探讨错误知觉的可能根源。在第二部分，我将解释这些错误知觉如何把报偿结构扭曲到不当的方向，并形成了对合作不利的战略背景，并由于欧洲多极格局使情况恶化。我还将讨论为什么“一报还一报”战略会在这样的状况下失灵。在第三部分我将给出结论以及推论。
一、1914年以前欧洲的错误知觉
1．进攻崇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实际上，军事技术给防御带来的好处比给进攻带来的好处要多：来复枪、连发轻武器、机关枪、刺绳和铁路的发展给防御方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巨大优势。然而，由于被他们的军事力量误导，大多数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攻击是战争的更强形式；而政府则以这样一个假定作为他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前提，即假定占领他国是容易做到的，而安全是供给不足的。4
德国的军事力量在一片鼓噪声中颂扬进攻的意义，受到鼓舞的德国社会也持有相似的观念。作为德国1914年战争计划的制定者，德军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宣称“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一位杰出的军旅作家，认为“进攻行为比防御行为更为优越”，并且新技术给进攻者带来有利条件：“现代条件下进攻战争的优越性比以前更为显著”。在1914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告诉出征的军队，“你们将在叶落之前凯旋归来”，他的一位将军预言德军将横扫整个欧洲：“在两个星期内我们将打败法国，然后我们将掉头击败俄国，再进军巴尔干半岛，并在那建立统治秩序”5。这些设想指导着施利芬计划，该计划设想迅速果断地向比利时、法国和俄国发起进攻。
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感染了进攻崇拜的病毒，只是表现出的症状稍微温和。1912年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概述了当时欧洲的普遍看法：“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将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战事将会很短暂。进攻的理念必须贯穿我们的民族精神。”6在英国，尽管有英布战争的教训，军队仍拒绝了防御战略。诺克斯（W.G.Knox）将军在1913年宣布：“英国人永远不会接受防御的角色，并且对防御研究甚少。”在1914年，哈金（R.C.B.Haking）将军认为进攻“在普天之下都肯定会取得胜利”7。俄国军队采纳了一种难以设想的野心勃勃的进攻战略，其设想同时出击德国和奥地利。8进攻论调甚至在比利时都能找到吹捧者：当德国在1914年8月进攻比利时的时候，一位比利时高级军官认为比利时应该以进攻德国作为回应。9
从而，欧洲人极其错误地解读了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平衡，完全误解了军事技术，它其实是给防御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优势。
2．“他国都是有敌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1914年之前，绝大部分欧洲人夸大了他们邻国的侵略性，并且普遍假设战争已迫在眉睫。在为这种假想添油加醋的过程中，欧洲各国的军队起到了示范作用。德军将领们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被贪婪的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静候时机发动突袭，战争不可避免。施利芬在1909年警告，俄国被“遗传了对日耳曼人憎恨的斯拉夫人”所引导，英国则是一个“不可和解的敌人”，而法国将“报仇作为它整个政策的中心”10。在1911年，普鲁士战争部少将汪戴尔（Wandel）认为，德国已经“强敌环伺”，而伯恩哈迪将军则说道，德国为“斯拉夫的浪潮”所“威胁”。11
在其他的国家，军队同样也夸大别国的恶意。英国的海军大臣建议在1898年对法国进行预防性的打击，因为“法国军队迟早会进攻我们”。12俄国丹尼洛夫（Danilov）将军以最坏情况为基础制定了计划，最坏情况是瑞典、罗马尼亚、土耳其、日本和中国在战争中都会和中欧强国联合反对俄国；“他仅仅只是遗漏了火星人”，战后一位评论家这样说道。13
像这样的警告反复被军队中的理论家、民族主义论的学者和宣传人员所提起。在德国海军宣传部的指引下，德国的“舰队教授们”警告说，德国正在被包围，将被贪得无厌、不可和解的英国所遏制。赫尔曼·奥肯（Hermann Oncken）教授和奥托·汉茨（Otto Hintze）教授声称，英国的真实目的是让欧洲陷入混乱，这样英国就能征服整个世界；14而历史学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教授（一位热诚归入德国国籍的人）在1914年警告德国人，他于1907年和1908年的英国之行使他发现了英国“对德国彻底的、可怕的盲目憎恨，以及渴望一场灭绝之战”15。在德皇威廉之下的德国，学童们被这样教导，英国一直在试图使德国尽可能地保持孱弱、混乱、领土狭小，而且“德国是一片完全陷入敌人包围之中的土地”16。德国媒体也向其读者们传递着相同的信息：“我们的敌人们一直在等待攻击我们的合适时机”；“俄国正在为与德国开战进行战备武装”；德国的邻国“都想从各个方位来进攻我们”；德国面临着“四面八方的敌人——来自各个方位持久的战争危险。”17
这些想象最终控制了德国精英的思想，在某种更小的程度上，也控制了他国精英们的思想。早在1901年，德皇就把他的国家视为“强敌环伺”；在1913年，他继续了他的主张，“长期看来，东西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18。一位俄国政治家写道：“冲突有可能被推迟，但是它终究会到来，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铭记，每时每刻都武装起来。”19一些英国领导人将他们自己视为被隔绝的、被包围的：罗斯伯里（Roseberry）勋爵在1899年将英国描述为：“仅仅只是北部海洋上的一个孤岛，受到了太多的嫉妒、太多的敌意和来自世界大国的巨大野心，英国在这些国家中是如此孤立无助。”另一位英国人在1898年描述英德关系时写道：“针对英国的战争业已开始。”20
总之，欧洲人普遍想象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各国是如此好战，以至于战争的到来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德国人尤其如此想象。
3．对“追随思维”和“挥舞大棒”功效的信仰
在1914年以前，欧洲人普遍假设，国家是通过“追随”强国的方式选择联盟，而不是通过“制衡”的方式去对抗强国。他们还假设，胁迫而非调解会使他国更多地合作。21一些国家选择追随，胁迫的确能成功；但是因为欧洲人使用这两者的频率过大，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以及对手扩张的可能性，从而扩张主义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随之扩大。这样的信条也鼓励了好战的外交战术，这为对抗的螺旋上升火上浇油，即为了表达敌意，大棒政策被用在每一个琐碎的场合。
德国是追随和挥舞大棒思维的主要代表。这样的观念被军队用来证明德国海军的扩张和德国军队进攻性作战计划是正当的。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借用“风险理论”兜售他的大海军思想，他声称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可以迫使英国接受德国的大陆扩张。施利芬认为，即使英国遏制德国，只要德国陆军能打败法国，英国也会因为气馁放弃战争。22
对于威胁的信任也歪曲了德国平民的想法，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警告：“就让他们恨我们吧，只要他们还怕我们。”23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德国能够通过威胁邻国实现扩张的想法，使德国人夸大了他们国家能从扩张中得到的政治收益。泛德地区的领导人在1913年10月说道，一个和平的威胁扩张政策能够成功，条件是德国显示它的“铁拳”；将会导致“大陆上（可能甚至是包括英国）每一个国家都会屈服”。24同样的——明显受蒂尔皮茨的风险理论的影响——德国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认为，尽管英国会警告反击，但德国可以恐吓英国使其在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25
德国在1905年、1911年和1914年的危机中都采取了好战的战术，部分是希望能够通过恐吓或者羞辱来分化对手的同盟。26通过暗示一个强大的德国会面临较少的敌意，追随的观念还导致德国人高估了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帝国的价值。一家德国报纸预言说：“通过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人将会在中欧取得一席之地，这将使一场针对我们的反击战争变得不可能。”27另一位德国作家预言说，如果德国能够占领法国和奥地利，“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天然压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周围的那些弱小的日耳曼国家都会在我们设置的情形下附庸于我们”28。与此相反，一些人表达了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其他国家会通过威胁来剥夺德国的影响空间，除非德国施加更多的威胁，或者直接控制他们。29因此，追随的观念通过希望和恐惧这两方面衬托起了德国的扩张主义。
4．“建立帝国是可以从中获益的”
在1914年以前，欧洲人倾向于夸大从征服中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收益。这种错误知觉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但是，像很多其他的错误知觉一样，这一错误知觉在德国及其武装力量中最为盛行。
军队指挥官们经常警告说，国家经济命脉取决于得到更多的领土。比如，在1896年，海军上将米勒（Müller）认为，德国被封锁在“一场经济生存大战”中；要是没有新的领土，“（德国的）人为经济将开始崩溃，其存在将令人不快”30。伯恩哈迪宣称：“崛起中的国家……需要持续扩张它们的国境，它们需要新的领土为新增人口提供住处”；在法国，陆军元帅福煦（Foch）同样也这样说过。31
这样的观念在平民中也很盛行，尤其在德国，很多人警告说经济和人口统计的法则决定了对扩张的需要。在摩洛哥危机期间，获得在摩洛哥的经济权利对于德国经济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而且是事关德国工业“生与死的问题”。32德国要求新的领土以容纳其迅速增长的人口，否则的话他们就会饿死，或者移民并失去德国国籍。一位作家在1911年写道，德国“必须扩张，如果她不想为其多余的人口所拖累的话”33。另一位作家也在1896年警告说，德国“是为自身的地理条件所迫，为贫瘠的土壤所迫……为令人吃惊的人口增长所迫……为了自己和子孙的生存空间被迫扩张”34。这些观念助长了扩张对于国家发展势在必行这一信条：“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扩张要么日益衰落。”35
5．“战争是成本低的、有利的、有益的、令人振奋的、高尚的”
在1914年以前，大部分欧洲人把战争美化为一项相对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事业。这种信条有若干形式，其中一些与其他的错误知觉有关。例如，许多人忽视了下一场战争的代价，因为他们信奉“进攻崇拜”，这意味着任何巨大的战争都将会在几周内作出决定。
欧洲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也相信，国外的战争会强化他们在国内反对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地位。他们期盼着，来自国外的威胁会有助于国家统一，而且一场成功的战争会提高现政权和精英们的威望和地位。因此，虽然战争会使国家受到伤害，但是它有利于那些统治者。再次重申一下，那些“社会帝国”的思想在德国最为流行，德国一家报纸列出了武装对抗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好处：“除非我们干涉一些国外的混乱情况——也许甚至是战争——除非我们被迫卷入一些社会动乱，否则在国内我们将没有任何发展”；另一家报纸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战争将会保证“许多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恢复”36。德国士兵和政治家们经常附和这个理论。37
最后，许多欧洲人相信战争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战争是一个健康、快乐、光荣的活动，相对于自身风险来说是值得的。在1913年，德国陆军联盟的一个喉舌，《青年德意志邮报》（Jungdeutschland Post）,印刷了这样一幅图片，图片描述了在德国未来的战争中快乐战斗的尚武之士：
对我们来说，伟大和光荣的战斗时刻有一天将会来临。……的确，那将是一个伟大和快乐的时刻，这是我们所有人秘密向往的……在德国人心灵深处，战争的快乐和对战争的渴望在跳动着，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的敌人，胜利只属于那些心怀快乐奔赴战场就如同赴宴一样的人们……，当老年妇女穿上那些惧怕战争并抱怨战争的男人的裤子，让我们尽情大声欢笑。不，战争是很美丽的。它的伟大将一个人的心提升到地球上任何事物之上，每天发生的事务之上。这样的一个时刻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必须以男子汉的气概等待战争打响，这种气概就是，成为一名战争纪念馆中的英雄，而不是无名地死在床上……让那成为年轻的德国的天堂吧。因此，我们盼望着敲响上帝之门。38
在同样的精神鼓舞下，伯恩哈迪将军在1914年劝告他的很多读者，要认识到战争是“文明社会的有力推动者”和“为生物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进步而战斗是政治上必须的”39。战争通过扫除不合适的东西来推动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是生物上的必要性，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免除的调节因素……如果没有战争，下等或者衰退的种族将会阻滞健康的增长和萌芽的原种，全面的衰退将随之而来。”40
学者、媒体以及其他的政论家们也描绘了一幅壮丽的战争图景。德国报纸告诉它们的读者：“我们条顿人尤其不能再将战争视为破坏者……最终，我们必须再一次将它视为拯救者、治病救人的医生”；“毫无疑问，定期的战争不仅是有效而高贵的解决方案，而且对于保护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周期性的，不可缺少的解决方案”；战争承诺“复兴和净化德国人”。41一家德国报纸在圣诞前夕告诉它的读者，战争是“神圣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它将确保“所有美好、伟大和高尚的事物在本质上和在文明的意义上”得以保存。42
欧洲其他地方也想象着同样的战争图景，只是没有德国如此强烈而已。在英国，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宣布：“我是如此渴望一场大战！它将像扫帚一样扫遍欧洲，它将使国王们像烘烤机中的咖啡豆一样乱跳。”43历史学教授克兰布（J.A.Cramb）认为，战争可以使成长中的国家得以净化和经受挑战，并且认为“普遍的和平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美梦，而是一个噩梦。”44在法国，一位将军在1911年宣称：“很显然，战争可以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它的作用，并对道德法律做出反应……”45
这些观点反映了欧洲人已经对战争入迷，他们欢迎1914年战争的爆发。英国诗人埃蒙德·戈斯（Edmund Gosse）看见了战争在“心脏地区联盟”中制造的“美丽后果”，而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把冲突当作“人类发展的必需品”，并去欢迎它。46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科（Friedrich Meinecke）后来回忆，1914年8月“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对我们人民最强的信心和最大的欢乐忽然充斥了我的灵魂”47。
6．自命不凡的民族主义神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股强大的超国家主义思潮横扫欧洲。每个国家都在自我灌输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神话般的历史，在赞扬自己民族性格的同时诋毁其他国家。中小学、大学、媒体和政治家们都加入这个制造神话和自命不凡的狂欢中去。如同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描述的：
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从英国和法国到俄国和土耳其……同样的谣传不绝于耳。我们是民族的刀枪和鲜花；我们是唯一真正慷慨、勇敢和正义的民族。我们凌驾于所有事物之上而统治其他人；我们知道如何准确保持他们的地位而使其免于孱弱和残暴。48
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者造神运动使每个国家确信，自己的主张具有正统性，自己的理由是正确的，其他国家是错误而恶毒的，由此而毒害了国际关系。没有注意到自己以前的行为经常挑起敌意，每个国家都将这种敌意归咎于他国无限制的、固有的侵略性——这是一种不能平息、要求得到强硬反应的侵略性。这样的逻辑造成了各国好战的政策，营造了战争的氛围。
1905年，威廉皇帝宣称，德国人将成为“世界上令人景仰之人”；1914年，他告诉他的军队，“你们是被选中的子民”。49比洛（Bülow）首相宣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德国人是最不会首先进攻和占领他国的”，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在历史的进程中，绝对没有一支像德国如此强大的军队，在平等的状态之下致力于和平的事业”。50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宣称，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具有庄重、正义、自由与和平这些最崇高的理想，居住地最为广泛，也最为博爱仁慈”。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也同时宣称，“英国之种族是世界上诸统治种族中最伟大的”51。在法国和俄国，学者和出版界人士都以同样的口吻称赞他们过去的荣耀和民族品格。
为了证明自己的侵略政策是正当的，也为了在与他国对比时显得自己更光明磊落，每个国家都贬低其邻国和加害对象的人性和文明。德皇威廉认为：“斯拉夫人生来不是为了统治别人而是为了被统治的，他们必须被告之这一点。”一位德国人把俄国描写为“极其野蛮”，而英国在他笔下是“只有实用主义的天才而没有‘文化’”。52这样的想法证明种族论的心态，它让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有权占领和统治他国。
宣扬盲目爱国的主要机构是公立学校，在那里，为了给政权和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建立公众支持，神话般的历史被当作政府政策灌输给年轻人。社会精英们认识到，如果公众深信他们的政府是正义而英明的，他们就会更加支持现有的秩序；精英们利用学校来给年轻人灌输信条。博伊德·谢弗（Boyd Shafer）准确地归纳了这种教育的宗旨：
除了少数的例外，教材和老师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告诉学生，他们自己的祖国是高尚、伟大而荣耀的。如果自己的国家走向战争，那是出于自卫，而对方才是侵略者。如果自己的国家赢得战争那是因为人民勇敢，而且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如果自己的国家被打败，那只能归咎于敌人压倒性的优势和我们某些人的背叛。如果自己的国家失去了领土，如同1870年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那样，那就是罪行；但是如果自己的国家取得了领土，那就是正当的。敌人是“粗俗的、残酷的、落后的”，而自己的人民是“善良的、文明的、进步的”。53
历史学家们是制造爱国神话的另一个源头：他们的作品向民众传输着“只有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自己的国家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总而言之，只有自己的国家值得载入史册”。54在英国，麦考利（Macaulay）将英国人描述为“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开化的人民……由于政治上的进步，英国是人类公认的领袖”55。在法国，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断言，法国决定不会发动战争，因为考虑到“被打击的风险，但是他们将成为上帝的支持者、维持正义的骑士”56。在德国，经济学家沃纳·森巴特（Werner Sombart）写道，德国人是“本世纪被选中的子民”，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因为德国统一战争而谴责丹麦、奥地利和法国。57根据俄国历史学家巴尔内斯（H.E.Barnes）的说法，“光荣的俄国统治者是民族的英雄”58。所以，每个欧洲国家的教育机构都充当着政府的副手，努力创造错误的历史，用这种设计出来的历史去刺激公众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
7．欧洲错误知觉的根源
以上这些错误知觉显然有以下两个来源：欧洲各国的军队对民众极其强大的影响，以及欧洲国家的社会分层。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军队影响着精英和大众的看法，这种影响达到了一种极不平衡的程度，因为他们所宣传的信息中满含着上述六个错误知觉。同时，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层使精英们害怕社会剧变。为了巩固他们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他们推动沙文主义，采取好战的政策。
这种军队的巨大影响在德国尤为突出，在德国，海军成立了一个海军联盟来进行规模庞大的宣传，去向德国民众兜售海军的计划；而陆军则利用它广泛的后勤官员系统向德国中产阶级宣传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59当时的观察家们经常关注这种宣传的流行及其带来的胜利。一位美国记者评论德国的媒体，“受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和他的代理人和写手们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甚至很难获得一本表示抗议或者是对海军至上主义者表示回击的出版物。”601916年，另一位观察家写道：“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61伦敦《泰晤士报》则宣称：“在普鲁士，军队是最高的，军队统治着德国。”62
概括地说，德国军队成为了“国中之国”，63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文官控制，扮演着一个塑造德国民众思想的角色。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同样的军政关系失常现象，不过显得更为温和。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军队使政策趋于好战，64土耳其军队领导人被认为是“积极鼓吹战争，甚至伯恩哈迪对此也很是欣慰”65。甚至在英国，“军国主义者的想法在民众中流传甚广”66。军队的作用遍布于欧洲，对1914年世界大战负有重要的责任。
军队本没有打算通过宣传去发动战争。相反，他们志在保护他们的组织利益，这与其他组织的利益大致相同——规模大、富有、自治、“精粹”和威望。这些利益通过反复向市民社会灌输上述六个错误知觉而得以保护。在这个由信奉进攻的狂热分子所描述的以进攻思想为主导的世界中，军队拥有更高的威望，能够要求更高的预算，因为事关民族存亡，而他们能通过进攻手段解决外交政策问题。67如果某些国家夸大了它们邻国的敌意，它们的军队就要求扩充，进而军队要求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取得更大份额。如果政治家相信追随的行为很盛行，并且相信挥舞大棒的战术能取得成功，那么军事优势的有利影响和军事劣势的不利影响看起来会增大。反过来，这又强化了军队威望支持者的论调。如果建立帝国在经济意义上或者社会意义上显得有价值，那么军事力量建立和保卫帝国的想法同样也会显得有价值。如果战争被认为是一项有益而积极的活动，那么强力则成为一种解决众多问题的便捷之道；结果是军队地位和威望都相应增长。最终，既然狂热的民族主义公民们用他们的纳税和政治立场去支持国家防务计划，那么军队自然会从自命不凡的民族神话培育的沙文主义中获利。
所以，军队设计并宣传他们的观念，更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组织利益而不是为了促进国际冲突。然而，无论目的何在，这种宣传对欧洲国际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国家间的合作异常困难，以至于战争随时可能发生。
引起1914年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战前欧洲社会的分层，在于分层在精英间造成的对民主和革命的恐惧。这种恐惧在19世纪急剧增长，因为工业化削弱了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社会控制是由精英们所主导的。特别是小型枪炮的大规模制造和扩散削弱了精英对暴力的垄断，人民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又打破了精英们对信息的垄断，让低收入阶级和中产阶级更好地接受了平等主义的观念。这些转变促使精英们去寻求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因而他们采取说服和欺骗大众的统治策略。这种策略强调用宣传编造的政治神话去说服大众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由于害怕动乱，精英们试图用社会帝国的思想去克服恐惧，这一思想意味着忠诚的公民们将是对外战争的支持者。精英们走向了好战的政策，并且继续宣传那些能够说服公众支持他们政策的神话。
公众的忠诚以前靠高压和愚民政策来实现；而现在，公众的忠诚继续增长，则是靠向公众灌输忠诚思想，靠宣传战争威胁，靠宣扬外敌入侵来实现的。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目的，欧洲各国的精英们宣扬前面已经提到的几个错误知觉：“自命不凡的民族主义神话”、“他国都是有敌意的”以及“建立帝国是值得的”。精英们还低估了战争的成本，他们相信国际冲突能够减轻他们的国内政治问题。
这种解释与下列事实是一致的，即民族主义的造神运动在拿破仑战争后以及在1848年革命中高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衰落，同时欧洲社会分层也在缩小。这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扩张主义和社会帝国思想的盛行是相互呼应的。最终，这些观念深植于欧洲社会秩序中：当他们强大时，他们不易受到攻击的影响。
二、错误知觉和1914年不合作政策的原因
上述的错误知觉营造了战争的气氛，对所有形式的国际合作都怀有敌意，欧洲枕戈待旦。在本节中，我将考察这些观念对报偿结构、未来影响的规模、辨别能力和行为体数目的影响，然后讨论这些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一报还一报”战略有效实施。
1．报偿结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欧洲社会的错误知觉在以下四个方面扭曲了报偿结构。第一，通过夸大DC的收益和CD的成本，增大了机会主义背叛（为了得到DC的收益）和防御性背叛（避免CD带来的恶果）的吸引力。第二，缩小CC和DD在后果上的区别，消除了CC的吸引力。第三，认为其他国家会以背叛来对待自己的合作，通过制造这种恐惧使背叛更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形之中，每个行为体都有更大的动力采取背叛战略，如果他国也是如此。第四，认为其他国家会以合作来对待自己的背叛，通过燃起这种希望使背叛更具吸引力，即暗示其他国家会接受DC的后果。68
（1） 进攻崇拜与报偿结构。
进攻崇拜是以上错误知觉中最为致命的，它导致一系列直接的和间接的不合作行为：69国家的基本利益直接与他国对立，采取破坏合作之必要条件的政策，因而使双方更难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扩张和抵抗 进攻崇拜鼓励德国和奥地利的扩张主义，导致1914年的七月危机并走向战争。德国人可能认为维持现状比一场反对整个协约国的世界大战更可取，如果他们知道七月危机的结果将是世界大战，他们将不会在危机中煽风点火。然而，根据我的判断，德国人想要的是一场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有限大陆战争；许多德国精英煽动危机就是想发动这样的一场战争。70此外，德国领导人认识并接受了战争扩大的风险，即可能导致对英国和比利时的战争。71
德国的扩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进攻崇拜所驱动的。在这种崇拜下，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看起来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1913年，扩张主义者把德国描绘为“领土太少”，进而要求得到更广阔的空间——他们称，更广阔的空间可以由一场短暂的、胜利的战争来实现。72假如对进攻的崇拜没有如此强烈，这些扩张主义者将会遭遇更强的反对，即认为扩张主义既没有必要也是不能实现的——德国已经足够安全，而且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是不可能的。
同样，在塞尔维亚、奥地利，可能也在法国，进攻崇拜为机会主义扩张火上浇油。另外，通过重复强调德国的崛起将会破坏均势进而威胁欧洲的安全，进攻崇拜使协约国对德国扩张的抵抗变得强硬。因此，这同时为占有和防御提供了动力，使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加倍。如果我们想象欧洲国家都在进行“领土扩张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行为体必须决定是否去追逐领土和势力范围，进攻崇拜的效果是增加了DC的收益（占领他国）和CD的成本（被他国占领），因而，背叛的动机不断被强化。
先发制人和“战略时机论” 通过鼓励俄国和法国先发制人式的动员，以及刺激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进攻崇拜使军事动员在1914年7月25—31日这一周内迅速加快。欧洲各国领导人相信任一国家都能够在战斗中成功利用较小的优势而取得较多的领土，所以，先发制人的行动使哪怕是很小的优势都能取得回报。他们想当然地得出结论，率先动员是值得的，即使率先起步的收益是暂时的。73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动员不可能不引起他国的回应，因为单方面的动员很快就会让动员方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能力。这样，只要有一个国家开始动员，所有的欧洲国家就都会立刻动员起来。进攻崇拜让欧洲全副武装起来：任何危机都能够迅速导致先发制人的连锁动员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想象欧洲在进行一场行为体是否动员的“动员博弈”，那么进攻崇拜夸大了DC的收益（如果他国对自己的动员没有反应，自己将获益）和CD的成本（他国动员而自己没有反应，他国将获益）。
这种崇拜还导致了关于战略性“时机”（windows）的机会和弱点这一知觉的广泛传播，这促使德国和奥地利决定在1914年开战。德国的好战分子认为俄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强，如果不加阻止，那么俄国最终将会对德国具有压倒性优势。74同样的观念在奥地利也很盛行，奥地利战争部长认为，“在7月上旬最好尽快开战，而不是再往后拖延，因为均势局面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我们不利。”75如果不存在对进攻的崇拜，这样的观念将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时机看起来更不成熟。的确，在由军备竞赛而产生的力量对比中，进攻崇拜使政治家夸大了军队的价值，由此让时机显得更成熟。76如果想象欧洲是在进行“预防性战争”博弈，在这个博弈中，行为体必须决定是否在具有优势时开战，进攻崇拜夸大了CD的成本（他国将在其具有优势时开战）和DC的收益（在自己具有优势时攻击他国）。
俄国和德国的动员计划 1914年以前，俄国和德国都制订了严格的军事动员计划，要求当局部危机升级时动员和攻击能在各个方向上展开。这使任何危机都难以控制。在他们宏大的设计中，动员计划预料到了先发制人预防性的动机而展开动员和攻击，这是由进攻崇拜所造成的。
俄国的计划是，如果其军队动员起来反对奥地利，俄国也将进行针对德国的动员——这意味着德国将会动员起来并直接发动战争。任何奥俄冲突都会自动导致俄德冲突。俄国计划的基本逻辑是由进攻崇拜来支配的：德国将会参加奥俄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不给俄国人时机，俄国人通过这个时机将知道德国人将其视为战争的发动者；另一方面，如果俄国打败奥地利，这是德国所害怕的，因此为了消除对德国安全的威胁德国将会参战。所以，俄国人相信，最好在奥俄战争开始时就阻止德国人，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某些掩饰在德国边界进行动员。总之，俄国为了阻止德国针对俄国的预防性打击，才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动员。77
同时，德国的计划也要求针对法国的动员——即使德国只与俄国发生冲突，而且法国既没有动员也没有宣战。同样，时机的原因在起重要作用：德国假定，当俄德战争爆发时，法国最终会利用时机进攻德国，德国需要阻止法国入侵者占领莱茵地区重要工业区。78这种想法反映了进攻崇拜的思维，因为防御上的实际优势，即使是德军主力投入到东线战场上去，德国在对法国的西部防线上也只需小规模精良的部队。
德国的动员计划还要求“动员就是战争”，因为德国军队计划在动员之初就突袭比利时，实现占领关键铁路枢纽列日（Liège）这一初始目标。所以，德国不存在动员以后就原地待命的计划，而只有动员起来就立刻投入战斗的计划。这样进攻的目的在于奇袭占领列日，利用快速动员带来的短暂时机。这样的观念也是建立在进攻具有战场优势的基础上的：如果动员计划者知道防御是具有优势地位的，那么占领列日或是利用快速动员后的人数优势而带来的好处将会很小。79
秘密行事 扩张、动员、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进攻，这些决定以及包括这些决定的计划，直接导致了战争。但是进攻崇拜也通过另一个不太直接的方式引起了战争：鼓励秘密行事，这使协商更加困难。德国军队突袭列日便是最高秘密——显然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可能甚至是德皇都不知道这个计划80——假设是为了防止比利时人知道这个计划，其他人知道这个计划会采取行动导致计划失败。这样，他国领导人没有完全认识到，动员也就意味着战争：不知道德国的动员就是进攻列日的命令，他们也不知道为何动员就意味着战争。俄国的文官们所批准的俄国动员措施中没有完全认识到上述德国的计划，这导致战争不可避免；81英国外交官没能阻止俄国的措施，很显然，他们也不知道俄国的行动将刺激德国的动员，战争不可避免。82因而，俄国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而英国则让它燃烧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德国的秘密行事所致，隐瞒了可能促使战争爆发的机制，反过来，也向俄国和英国领导人隐瞒了维护和平的行动。
俄国军方也向俄国高层文官隐瞒了重要的计划。83由于隐瞒导致俄国高层文官在“七月危机”中犯下愚蠢错误，他们在“七月危机”中宣布了一个局部的只针对奥地利的南部动员计划——显然没有考虑到，只在南部动员将破坏随后在北部针对德国的动员。84当他们发现这个错误时，俄国人面临的只有极端的选择：要么蒙羞而返，要么全面动员。他们选择了后者。如果这些文官了解他们的动员令所包含的深意，他们就有可能避免如此可怕的一步。
秘密行事反过来也反映了进攻崇拜造成的竞争激烈的国际格局。国家安全看起来是不稳固的，对进攻的崇拜使在所有方面都加强安全——包括信息。既然安全的这个突破口可能会导致胜败不同结局，那么国家就会隐瞒了它们的军事计划。85
战前，秘密行事还采取了一种政治形式，具体形式就是德国和奥地利采取的“既成事实”战略，它们秘密计划并制造危机，然后突然在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英国和比利时因而没有机会警告德国它们将会参战，如果德国发动一场大陆战争的话。德国领导人因此存在幻想，即比利时会允许德国军队过境，而英国会原地不动并默认德国占领欧陆。86德国和奥地利为了防止协约国对它们进攻塞尔维亚做出反应，隐瞒了自己的计划，并且（假设德国是寻求一场大陆战争）留给法国和俄国很少时间在战前去协调与比利时和英国的关系。德国的计划是以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为模型的，在这两场战争中，普鲁士在各国领导人做出反应和限制普鲁士之前就造成了既成事实。
1914年，秘密行事的盛行带来的后果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点，就是不当的报偿结构将引起直接伤害其他行为体的背叛行为，还会引起破坏合作条件的背叛行为。例如，囚徒困境在透明的条件下将显得更具合作性——即双方都对对方的行动和意图拥有完全信息，因而能够通过阻止、缓和或者说服潜在的背叛者采取合作行为，进而防止了背叛行为。87但是不当的报偿结构通过奖励秘密行事而破坏了透明性。例如，如果某个国家为了取得重要的军事优势而首先发动袭击，所有的国家就有动机隐瞒它们对他国的不满，因为抱怨将会促发他国先发制人式的进攻。不愿意抱怨将会导致外交和协商的混乱，进而带来失误。例如，1950年，美国没能认识到，如果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将会参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以最后通牒来警告美国——假设，如果美国收到警告，这将使中国军队失掉先机。88同样，当进攻具有优势时，信息上的竞争会显得更加激烈；国家倾向于隐瞒它们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就像它们在1914年以前做的那样。
以上这些例子反映了“和平与胜利的两难”，这要求国家在促进合作的战略和促进制胜的战略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的两难选择显示了，不当的报偿结构鼓励了直接和间接的不合作政策，使行为体都去伤害他国的核心利益，而且破坏了合作的条件，而合作原本是可以克服这些不当的动机的。
（2） 其他的错误知觉与报偿结构。
其他的错误知觉对报偿结构的效用也像进攻崇拜那样危险，尽管效用是多样的。对追随的信念使欧洲人为了取得优势而残酷竞争，这些优势被认为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在追随思维的支配下，赢得一个回合将为下个回合积聚力量；一个国家如果在前面的回合中获胜，那它就能够强迫他国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合作。这种“光滑斜面”（slippery slope）的假设增大了CD的成本和DC的收益，在这当中，积聚的资源看起来处于危险之中，促使参与者采取背叛政策。德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德国海军造舰计划就是这种背叛行为的代表。
对“挥舞大棒”政策的深信显示了一个预想，即他人如何行动会受自己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背叛，他们将不会”。这样的断定鼓励了背叛行为，因为这假设了背叛方能强迫他国接受自己DC的结果，同时避免DD和CD。因而，背叛行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这种逻辑可以为德国在1905年、1911年和1914年危机中的行为做注脚。
深信他国都是有顽固敌意的，这导致了与上述相反的论断——“即使我们不背叛，他们会”——效果是相同的。这使合作更加艰难。政治家们深信他国将会不当利用合作，不是采取CC行为，而在CD中设计陷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是没有合作观念的，即使双方都能从双边合作中获益，这是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回报。但是，行为体至少能够通过不合作阻止CD的后果；背叛因而是合乎逻辑的，即使DD的结果比除了CD外的其他所有结果都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不合作的行为都能够用这种思维来解释，包括在所有方向上都采取扩张主义政策、制定顽固的侵略动员计划、在“七月危机”中动员。在每个事件中，行动的理性逻辑是遵守这样一种形式的论调，即“无论我们做什么，它们都将对我们采取最残酷的行动，所以我们只有比它们更残酷”；换句话说：“它们终将背叛，所以我们必须背叛。”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信念说明这样一种主张是合理的，即背叛将引起他国的合作，而合作将引起他国的背叛。很明显，这样的信念一方面去除了所有合作的动机，另一方面则提供背叛的动机，进而制造了一个极易擦枪走火的世界。
夸大帝国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趋向，如同夸大它的安全价值一样，都是受进攻崇拜的影响：欧洲人为了领土而激烈竞争，像德国、奥地利、俄国、塞尔维亚和法国的扩张主义所展示的那样。在本质上，他们高估了DC在领土和势力范围方面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进而，他们夸大了在领土问题上背叛所带来的好处。
美化战争和低估战争成本的趋势导致国家愿意冒更多风险。在本质上，这样的信念缩小了CC与DD在结果上的差异，战争或者战争的风险由DD的结果所笼罩，鼓励各国在1914年采取了不计后果的政策。
最后，自我美化的民族主义神话导致了四个相关的观念，它们把报偿结构扭曲到不当的方向上。第一，充斥着神话的国家更喜欢假设他们的对手：“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而我们是对的，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在考验我们，如果我们显示出我们知道自己是对的，那么他们就会让步。”这些国家还假设：“我们对手的可信度经不起太大的考验，如果他们让步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在捍卫合法的利益，进而他们很快便会退让。”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推断，强硬的战略是有效的——通过背叛，他们可以强迫他国合作——因为他们伪造的历史暗示着利益的平衡将落在他们这边。反过来，这意味着，他国将在威胁面前退让，否则将会面对无止境的DD。这样的想法致使双方都不愿意合作，并让双方发生碰撞。
第二，充斥神话的国家更易得出结论：“我们是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如果我们退让，我们将向世人显出我们可以被勒索而放弃任何利益。”通过夸大他们所声称的合法性，他们夸大了他们所设定的退让先例的范围，所以他们坚决地反对退让。89换句话说，合作的吸引力较少，因为CD的成本显得很大。
第三，民族主义制造的神话产生了文化上的自大，这造成了对他国能力和毅力的鄙视，对可以容易获胜的错误想法火上浇油。90这样，欧洲人夸大战争的好处而低估战争的成本，所以，低估DD的成本，相反的是，战争的风险由DD所笼罩。
第四，这样的造神运动消除了占领和屠杀它国人民的道德羞耻。欧洲人认为征服和屠杀他人是没有原罪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帝国统治是高尚的，他们的受害者在文化上是落后的甚至是未开化的。不合作行为的道德成本因而被抹去。换句话说，当被DC和DD笼罩之时，相对于CD和CC的成本，DC和DD的成本会减少。
2．战略背景与战争起源
1914年的案例说明了所认知的报偿结构的力量和报偿结构化对奖励合作行为的重要性。在本节中，我将探讨欧洲的错误知觉是如何通过缩小未来的影响和破坏国家对合作和背叛的辨别能力来阻碍合作的。
（1） 缩小未来的影响。
1914年，三个因素缩小了未来的影响。第一，许多欧洲人相信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会决定欧洲的最终控制问题。这种预想通过暗示战争将会很快结束而缩短了未来的影响。欧洲人这样去想象战争，是因为他们夸大了彼此的敌意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错误知觉——进攻崇拜、追随思维、夸大帝国的经济价值、低估战争的成本和超民族主义——这些导致欧洲人喜欢好战的政策。他们期盼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因为进攻崇拜意味着快速军事解决的可能性，因为追随理论预示着哪怕是很小的胜利，都可以把这一次胜利增值到霸权支配地位，通过使用被占领国的资源去胁迫弱国臣服。
第二，一些欧洲人预言，欧洲的控制权可以通过均势的和平转移来实现。这种知觉令衰退中的国家相信，他们必须赢得前几个回合以保持竞争能继续下去，这样进而缩小了未来的影响。对和平主张的期望反映了进攻崇拜和追随思维的逻辑，因为这两者都意味着军事力量相对小的转移就能够起决定作用。这样的想法让衰落国家的领导人更愿意在前几个回合取得胜利，而不是后几个回合中，强国的资源在前几个回合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因此，他们采取好战的政策以冻结均势——例如德国试图通过胁迫分裂协约国，德国和奥地利计划发动预防性战争。尽管这种政策牺牲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但那些领导人认为这个牺牲微不足道，因为后面战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前几个回合的较量。如果前面输了，后面就没有什么优势而言了。
第三，1914年，秘密行事的效果在于，通过放大每次交易对未来的重要性，将每次行动聚集为一个大型的交易，这减小了未来的影响。假如双方都能完全认识到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协约国将会立刻通过惩罚同盟国在“萨拉热窝事件”后的每次小的政治行动，来阻止同盟国在“七月危机”中采取恶化局势的行为。每一方同样也会以保持同步动员相威胁，来阻止他国的动员。但是秘密行事使这种阻止行动失去可能性，因为国家不能清楚认识到，哪些行动是需要阻止的。这样，未来的影响被缩小；政治家们察觉到了他们能够逃脱如此多的惩罚，这使最终报偿的相对重要性大打折扣。
（2） 弱“辨别能力”。
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冲突的升级，部分是因为德国将协约国的报复性回击误解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侵略。反过来，这制造了一个加剧冲突的“回声”或者“螺旋”效应。91德国学校中的宣传歪曲历史，致使德国人不相信德国对他国来说是巨大威胁，德国关于近期外交史的观点也低估了德国在刺激协约国建立中的作用。德国人因此把协约国防御性的回应看作是有敌意的掠夺，这使他们要强硬回应的决心更加坚决。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erwig）总结了德国对协约国敌意的回应：“这种‘环绕’大部分是自我强加的，它能够容易地由和平的外交政策来克服，但柏林的政治家们从来没能理解和平的外交政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帝国兴亡的观点。”92
这种“回声”一直持续到1945年。从1919年至1945年间，德国人一直认为协约国在1914年至1919年的敌意就是英国无正当理由地表达其“环绕”阴谋，并认为这种历史显示了德国邻国无限的侵略性。93这些荒诞的说法构成了纳粹扩张主义的逻辑基础。
3．博弈中行为体的数目：多极格局的后果
1914年的政治力量分散在相对较多的欧洲国家中——即六个强国和几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这种权力的分散增加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成为误算的沃土。这也使形成区别对待的制裁更加困难，即惩罚侵略者而不伤害其盟国变得更加困难；这样，报复性的制裁扩散了而不是减少了冲突。94当行为体数目较多而能各自破坏合作时，即在本文中表现为进攻崇拜和追随思维的结合。如果没有这两者，那么行为体较多的负面作用便会减少或消除。
误算对于触发战争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德国人在“七月危机”中的鼓噪就是误认为英国和比利时对于它们的攻势不会有强硬抵抗，还认为意大利、瑞典、罗马尼亚和日本会站在同盟国这边。英国没能采取行为阻止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能认识到俄国的动员就意味着战争。俄国开始动员是因为，他们误认为德国会勉强同意他们的局部动员，还以为他们的总体动员能够瞒过德国。俄国、德国和法国的文官们同样也夸大了彼此的初步动员手段，这就刺激三方采取进一步的动员手段，为动员的螺旋上升火上浇油。95
某种程度上，这些误算都反映了八国同时行动时的混乱不堪。权力的分散导致每个国家目标的分散。这样，每个国家似乎都误解了其他国家的行动、利益和知觉。行为体较多增加了信息成本，从而增大了犯错的风险。
对于危机的误算还反映了进攻崇拜的效应，它通过鼓励秘密行事使错误更难避免，通过放大后果使错误更难改正。德国误解了英国和比利时的意图，而英国也不知道俄国的动员计划意味着战争，部分是因为德国的秘密行事所致。通过扩大时机和先发制人的动机，进攻崇拜还高估了军事力量。这样，每个错误都引起迅速的、戏剧性的回应，这很快使错误不可避免。如果没有进攻崇拜，1914年的误算将会更少，而领导人将会更容易发现和改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和追随思维一起，进攻崇拜还鼓励了进攻联盟网络的升级，这个网络使侵略者更有胆量去升级局部战争。联盟之所以紧密并充满进攻性，是因为欧洲各国的安全情况是紧密咬合在一起的：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安全不甚稳定地取决于其盟国的安全，因而感到不得不为其盟国而战——甚至是当盟国挑起战争的时候。各国还担心邻国指向其他国家的动员，如果这种动员通过将敌对性力量从其边境转移而暂时削弱了敌人的防御，各国就感到不得不发起攻击。这样，当列强们进攻性或者防御性动员以回应附近的动员时，冲突得以扩散。俄国和德国的战争计划预料到了这些过程，因而确保了其行动。俄国的计划是将德国拖入奥俄战争，德国的计划是迫使比利时和法国参加俄德战争，即使俄国是战争挑起者。旁观者别无选择，唯有一战，因为它们的盟国都已卷入战争。
这种情况增大了各国（特别是塞尔维亚和俄国）的胆量，因为它们知道他们能够让盟国参战，即使是它们自己发动了战争。所以，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挑衅的行为正好受到鼓励，因为战争挑起者能够通过哪怕很小的局部战争让整个欧洲陷入混乱。欧洲处于这种火坑之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强国较多：在两极格局世界中，制裁能够很容易地积聚到单个的目标国上，侵略者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盟国。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国家数目是问题的原因之一。
另外，进攻崇拜和追随思维也是重要原因。这两者是为何欧洲国家笃信它们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本原因。没有这些观念，多极格局能够在1914年用来维持和平：各国能够利用多极来构建防御型的联盟，就像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大陆体系那样。侵略者能够被阻止，因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众多的敌人；维持现状的国家是处于安全之中的，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有很多联盟国。事实上，1914年的联盟原本是设计为防御性的联盟，而它走向紧张和更具进攻性，主要是因为进攻崇拜的思想。96如果这种转变得以阻止，那么引发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将消除。
4．为何“一报还一报”战略在1914年失效
“一报还一报”的战略试图基于以下两个行动原则来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行为体必须不首先背叛，其后也不谋求“制胜”（也就是，他们必须“善良”）；他们必须彼此回应背叛。1914年，欧洲列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战略（或者其他的战略）可以引起彼此的合作，也的确没有考虑这样做。然而，即使它们考虑到了“一报还一报”战略，它们也将会拒绝这一战略，因为这样的战略成本较高，而且在1914年那样的氛围中不是很有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首先背叛的收益很大，但随后背叛的一方的成本更大，所以这样一个“善良”战略的成本是很高的。同样，这个“完美”的战略似乎也不大会引起合作；的确，作为“善良”的战略也许甚至能引起更糟糕的行为。惩罚背叛可能不会引起更好的行为，甚或还可能由于刺激背叛者采取报复行为而导致更坏的行为；所以“一报还一报”的最终作用相当小。
所以，虽然人们不能说1914年“一报还一报”的政策是失败的，但是可以说1914年的环境不利于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战略，如果采取的话也可能失败。以下五个方面决定了在1914年的情形下使用“一报还一报”战略是收效甚微的。
第一，由于进攻崇拜、追随思维和挥舞大棒的政策，一个“善良”的政策看起来成本很高，因为小的损失似乎很难被逆转。这些观念使领土和其他资源看上去具有累积性。这样，各国退而转向“不善良”的战略。它们采用好战的外交风格作为代替，如同战前各次危机以及“七月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们还反对任何小的让步，因为它们认为小的损失将使它们自己更弱小而更无力应对大的损失。97这种进攻崇拜、追随以及挥舞大棒的逻辑，与“善良”行为根本不相容。
而且，如果协约国采取一个“较善良”的政策，德国的行动可能甚至更猛烈。就像德国在1938年的所作所为一样，在1914年，当怯懦者投降表示臣服的时候，德国将最后的让步误解为合法的要求。各国经常夸大它们自己在强迫别人让步中的作用。98这对于侵略国和上述所有的军事化国家尤其适用，例如威廉皇帝时期的德国，因为其军队通过宣扬让步是由胁迫而不是协调来实现的，进而将国际斗争的胜利归因于自己。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对“善良”战略是没有什么需求的。99这种态度在1914年的德国很流行，因而导致德国不大考虑协调性的政策。
第二，靠回报背叛来促进合作的政策增大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因为虚假的历史使双方都相信，对方最终都会背叛并且应该受到惩罚，然而他们自己则是无可责备的。所以，当协约国对德国的挑衅坚决回应时，这触发了德国的敌意，这是构建在德国人对其近段历史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由于辨别能力很差，消极的制裁既会导致合作，也会导致报复。
这一点反映了“一报还一报”战略需要双方具有共同的历史知识；否则，当每一方都惩罚别人最近的“无正当理由”入侵的时候，行为体将会陷入无休止的报复循环之中。然而，由于各国对历史没有相同的认识，“一报还一报”战略的功能在国际事务中严重受限。通过回报来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需要各方相同的行动去控制沙文主义的造神运动，它在过去经常扭曲一个国家的历史。
第三，由于欧洲人普遍假想进攻具有优势，在1914年条件之下，通过威胁国家安全，“一报还一报”战略面临着使冲突升级的风险。在这种进攻思想的主导下，惩罚战略显得更加危险，因为惩罚行为由于威胁到他国的防御能力，所以可能有进攻的含义。如果是这样，制裁国承受着很大风险，因为制裁可能刺激被制裁者采取强硬手段保卫自己，而不是引起被制裁者的合作。英国领导人对于在“七月危机”中组织一个反对德国的坚强联盟感到犹豫，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担心德国会将此视为进攻威胁；100虽然英国可能被误解，但是他们的回应显示了当进攻居于主导时产生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必须谨慎选择并灵活运用消极的制裁，以避免威胁他国的防御能力，但是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各国都认为自己的安全是不稳定的。(https://www.daowen.com)
第四，靠回报背叛来鼓励合作的政策与德国深信的追随理论相互抵触，这使德国人长期以来低估了英国面对德国企图时的报复心。相反，这种信念暗示着，如果德国保持强硬，英国将会按“善良”战略的假设行事，因而使德国听不进关于回报背叛的警告。因此，英国为了向德国人传递信息，需要反复惩戒德国人——甚至最终也没有功效。尽管在1914年前的十年间，英国一直秉承坚定的外交及海军政策，而且也表达了许多警告，但是德国人仍希望英国能够被威胁到保持中立。这种愚蠢的想法反映了德国人关于国际事务的错误理论。他们本应该从之前陷入的那些消极制裁中总结教训而放弃这些理论。
最后，由于秘密行事隐瞒了德国的计划，英国没能认识到德国计划谋求欧陆霸权。因而德国人没能充分考虑到英国会参战。这样，德国没有预料到接踵而来的报复而采取了错误的行为。回报没有产生合作，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被采用，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被赋予期望。由于“透明度”在这个体系中的匮乏，英国没有机会强调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德国的错误行为，从而削弱了通过回报实现合作这一战略的功效。
总之，因为“一报还一报”战略成功适用所需要的条件在1914年并不存在，欧洲没有“一报还一报”战略成长的土壤。国际事务中经常缺乏这些条件，1914年的症状只不过是普遍的国家疾病中的一种。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一报还一报”战略，而不是首先构筑其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接下来我们仍将难以合作，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冲突。
如果采用另一个战略，在1914年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一报还一报”战略可能与其他选择一样好，并且政治家们在1914年也许会尝试运用它（假设他们愿意为采取“善良”战略而支付成本），但是在1914年的氛围之下，任何企图实现合作的战术战略都注定会失败。在那样一个世界中，不存在任何能够实现合作的战略。在这种环境下寻求实现合作的政治家，应该在考虑具体战术之前，首先试图改变报偿结构和战略背景。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避免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由错觉引发的战争，正是这些错误知觉令欧洲社会痛苦不堪。在直接意义上，战争的爆发起因于1914年不当的报偿结构和战略背景，起因于放大上述条件的多极格局的危险。这些直接原因反映了这些错误观念充斥着欧洲。一个有清楚辨别力的欧洲不应该承受不当的报偿结构、不当的战略背景、多极格局的病态——可能也就没有战争。进而国际冲突将减少，和平解决争端的条件也将大量呈现出来。
因此，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需要消除当时在欧洲盛行的错误知觉，改变实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各种安排——例如进一步加强战场防御，或者派驻观察军团以防止突袭——才会带来边际改进。但是错误知觉才是战争的根源；争取和平的现实计划需要清除这些错误知觉。
任何企图改变欧洲短视行为的计划都能用以维持和平，因为欧洲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而争夺。19世纪后期欧洲的主要问题——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到1914年已经解决，遗留的只有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问题，但它远不是欧洲的核心问题。作为19世纪70年代以来冲突的一个根源，列强在非洲的冲突由1911年的《阿加迪尔条约》得以解决。不存在不能解决的生死攸关的纷争。尤其是德国没有什么理由抱怨：在1864年至1871年间，欧洲各国就满足了德国的各项要求，德国成为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国家，101并且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所以，欧洲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利益冲突。如果每个国家的短视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就会避免。
纠正这些短视应该是为欧洲争取和平的第一要务。然而这可能是不可行的。那些强大而任性的精英和机构，为了保住自己重要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组织利益而宣扬那些神话。与这些观念作斗争时多半会败下阵来，除非反对者拥有同样强大的机构。在德国，这个神话最为充斥的欧洲国家，政治氛围是如此压制，以致能成功反对这些神话的团体很难存在，就像威廉皇帝时期德国的和平运动历史所证明的那样。102
治愈像1914年那样的错误知觉的想法看起来都很牵强。治愈所要求的大规模国家认知重建工程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绝不是在1914年那种不利的条件之下。作为一些成功的努力，德国学校中宣传的神话在1945年后几乎都被盟军占领当局清除；通过1945年以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科书运动实施的国际计划，民族主义的神话在其他西欧国家的学校中也大幅减少。在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影响之下——例如菲舍尔（Fisch）学派——他们亲身经受了由于他们前人的谎言而造就的灾难，103欧洲的历史学术著述也变得不再民族主义化。无论如何，通过与军事占领当局合作，这些改变为建立良性政治氛围起到了作用，接下来的社会变化让欧洲的社会分层不再那么严重（因而减弱了精英们编造神话的动机），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客观教训，即任由编造神话泛滥带来的风险。这些努力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似乎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当知觉更具有适应性而不是刚性的时候，战前欧洲的错误知觉可能最终得到控制。
这些结论指向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1914年的案例意味着，国际合作需要控制国家的错误知觉，但是那种为了达到此目的看似有理的战略很难设计出来。大规模的国家认知重建工程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它只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具有可行性。然而，1914年的案例警示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够纠正国家的错误知觉，因为如果1914年那样的错误知觉再以同等规模重现时，和平将会受到威胁。这些错误知觉仍然在今天的世界中以更加温和的面目出现，如果不能设计出一套方法去控制它们，那么我们仍将面临灾难。
注释
1．关于这些概念，参见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126—132, 139—141。肯尼思·奥耶在本论文集的导论中强调，在战略背景的关键因素中，“未来的影响”比“辨别”更为重要，因为辨别与我们所研究的大部分案例关系不大。然而，辨别却是1914年案例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在战略背景的一般分类之下，我将辨别与未来的影响同等对待。
2．Captain de Thomasson, quoted in Jay Luvaas, The Military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The European Inherita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165.
3．参见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pp.59, 128—129, 134, 139, 207。阿克塞尔罗德并不推荐纯粹的“一报还一报”战略，而是一个更宽容的变体——一报还十分之九报——以减少那些条件所需的要求。参见Ibid., pp.138, 186—187。
4．关于进攻崇拜，参见Jack Lewis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 pp.108—146；以及Stephen Van Evera,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 pp.58—107。
5．参见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trans．Andrew and Eva Wilson （London: Oswald Wolff, 1958；reprint 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9）, p.100；Friedrich von Bernhardi, How Germany Makes War（New York: George H．Doran Co., 1914）, pp.153, 155；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 Dell, 1962）, p.142；General von Loebell, quoted in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trans．Marian Jackson （New York: W．W．Norton, 1975）, p.543。
6．Emile Driant, 引自John M.Cair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Mind: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public, 1911—1914,”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25（September 1953）, pp.273—285, at 282。
7．引自T.H.E．Travers, “Technology, Tactics, and Morale: Jean de Bloch, the Boer War, and British Military Theory, 1900—1914,”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51 （June 1979）, pp.264—286, at 275。
8．关于俄国的主张变化，参见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pp.157—198.总结了三大强国主张的著作，参见Theodore Ropp,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rev．ed.（New York: Collier, 1962）, pp.222—230。
9．据传闻，比利时陆军副总参谋长德·里希尔（de Ryckel）于1914年8月2日或3日建议比利时国王：“比利时陆军应该采取进攻，直驱莱茵，开拔科隆……”参见Luigi 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3 vols., trans and ed．Isabella M.Masse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7；reprint 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 Ⅲ, p.461。还可参见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pp.127—131。
10．引自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pp.100—101。关于协约国意图更可信的总结参见Imanuel Geiss, ed.,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New York: W.W．Norton, 1967）, pp.26—33。
11．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118；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trans．Allen H.Powl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4）, p.76。还可参见92页类似内容，海军上将蒂尔皮茨（Tirpitz）在1912年警告，英法协约“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进攻特点的联盟”，莫尔特克（Moltke）在1913年宣称，全面大战不可避免：“与法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德意志民族和斯拉夫民族间的战争终将到来”。Tirpitz，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125；Moltke, ibid., p.227, and Isabel V.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Ⅱ, 1888—1918（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41.
关于更多的例子，参见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pp.122, 152；Wallace Notestein and Elmer E. Stoll, eds., Conquest and Kultur: Aims of the Germans in Their Own Words（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7）, pp.99, 115, 119；Paul M.Kennedy, “Tirpitz, England and the Second Navy Law of 1900: A Strategic Critique,” Militae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No. 2, 1970）, pp.33—57, at 39。
12．引自Alfred 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p.297。
13．A.A.Kersnovskii, 引自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p.168。还可参见William C.Fuller, Jr.,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Potential Enemies 1909—1914,” unpub, manuscript （1980）, pp.17—18, 33。
14．Charles E.McClelland, The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w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08.
15．引自William Archer, ed., 501 Gems of German Thought（T.Fisher Unwin Ltd.: London, 1916）, 113。更多的例子参见Abraham Ascher,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t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October 1963）, pp.282—302, at 293；McClelland, The German Historians and England, pp.182, 203, 209；Archer, 501 Gems of German Thought, p.115；以及Louis L.Snyder, German Nationalism: The Tragedy of a People（Harrisburg, PA: The Stackpole Company, 1952）, p.146。
16．Walter Consuelo Langsam,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in the Prussian Elementary Schools,”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Essays Inscribed to Carlton J.H.Hay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241—260, at 259；Edward H．Reisner,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since 1789（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209.
17．Hamburger Nachrichten（December 31, 1912）, Kölnische Zeitung（March 2, 1914）, and Das neue Deutschland（August 1, 1914）, 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p.94, 374, 244；Der Tag（April 1913）, 引自Volker R.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London: Macmillan, 1973）, p.170；I．F．Clarke, in Voices Prophecying War, 1763—1984（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49, 122, 143,以及全书, 认为欧洲的书架为宣传国际关系中达尔文主义意象的长篇故事所充斥。
18．Anon．（probably William Roscoe Thayer）, ed., Out of Their Own Mouths: Utterances of German Rulers, Statesmen, Savants, Publicists, Journalists, Poets, Buinessmen, Party Leaders and Soldiers（New York: Appleton, 1917）, p.3；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221.相似的内容参见Bernadotte E.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2 vol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Ⅰ, p.102；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121；James Joll, “1914: The Unspoken Assumptions,” in H.W.Koch, e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German Way Aims（London: Macmillan, 1972）, pp.307—328, at 322。
19．Izvolsky, December 20, 1911, quoted in Schmitt （fn．18）,Ⅰ, 55.更多的例子参见ibid., p.370,以及D.C.B．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St．Martin's, 1983）, p.96。
20．Quoted in Brian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New York: Longman, 1975）, p.124；Frederick Greenwood, ibid., p.125.
21．关于“追随”与“制衡”，参见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pring 1985）, pp.3—43；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3）；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125—127。
22．Ropp ,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p.212；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p.163.
23．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Dieter Pevsner（New York: W.W．Norton, 1967）, p.20.
24．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p.136—137.
25．1914年2月，冯·雅戈宣布：“我们建设我们的海军不会徒劳无功，我认为，英国人将会认真自我反思，扮演法国的保卫者而与我们对抗是否是正确的。”Geiss, July 1914, p.25．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后来公开承认，他相信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能够迫使英国放弃其大陆均势这一传统政策。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69．Moltke 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参见ibid., p.227。
更多的例子，参见Wayne C.Thompson,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Kurt Riezler and the Crises of Modern Germany（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0）, p.50；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133。
26．在“七月危机”中，冯·雅戈认为：“奥地利表示得越坚决，我们越积极地支持他们，所以俄国越将保持安静。”Geiss July 1914, p.123．贝特曼—霍尔维格相信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会迫使俄国或者法国公开抛弃盟国，进而能够分化协约国。参见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166，以及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Ⅰ, p.399。
27．Die Post, 1912年12月, 解读了一篇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演讲，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241。
28．Joseph L.Reimer, 1905, quoted in 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57.
29．卡尔·冯·温特斯特顿（Karl von Winterstetten）在1914年警告说，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将不再属于德国，“如果俄国对它们中的一个取得控制，进而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因此，德国应该控制这些国家。Quoted in 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60.更多的例子，参见Thayer, Out of Their Own Mouths, p.74。
30．关于德皇兄弟的备忘录,引自J.C.G．Rohl, ed.,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London: Longman, 1970）, pp.56—57, 59。
31．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pp.21, 82—83； Ferdinand Foch, The Principles of War, trans．de Morinni（New York: Fly, 1918）, pp.36—37.
32．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 and Emil Kirdorf, 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p.75, 81.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irth）预言：“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获得新的领土，一场可怕的灾难将不可避免。”Archer, 501 Gems of German Thought, p.53．在欧洲其他场合也表示了类似的观念：在1888年，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告诫英国：“如果我们从广袤的殖民地中脱离，离开那些需要我们保护的殖民地，离开贸易的天然市场……那么我们至少一半的人口将会饿死。”Porter, The Lion's Share, p.80.
33．Basserman, quoted in 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p.95.
34．Theodor Schiemann, 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39.更多的例子参见Jonathan 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Tirpitz and the Birth of the German Battle Fleet（London: Macdonald, 1965）, p.57,以及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p.89, 136。
35．Arthur Dix, 1912, 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31.
36．Hamburger Nachrichten, June 1910, quoted in 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113；Die Post, August 1911,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83。
37．根据御前大臣策德利茨—特吕奇勒（Zedlitz-Truzschler）的看法，军事内阁总长莫里茨·冯·林克（Moritz von Lynker）之所以在1909年赞成战争，是因为他“把战争视为摆脱国内外困局的有力手段”。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Ⅱ, p.259,引自Zedlitz-Truzschler。伯恩哈迪认为，那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将使人民更团结、振奋，去摧毁那些威胁民族健康的疾病”。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38.
这个观念在德国政府内也有强烈的批评者，然而其关注点在于德国应该具有相应的实力。更多的例子参见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pp.82, 97,以及全书；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p.125—126；L.C.F. Turner,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Edward Arnold, 1970）, p.76；以及David E.Kais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55（September 1983）, pp.442—474, at 470。继续讨论这个观念的有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还可参见Arno J.Mayer, “Domestic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Leonard Krieger and Fritz Stern, ed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London: Macmillan, 1968）, pp.286—300, esp.297。
38．引自Martin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141。
39．Bernhardi, quoted in 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43.
40．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pp.18, 20.其他的例子参见ibid., pp.23, 37；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p.96。伯恩哈迪还相信即使是战败也能获得有益的经验，对战败国来说是“丰收”。“的确，（失败）经常意味着一种持久的软弱和痛苦，但是它常常也导致复兴，为崭新而有活力的结构奠定基础。”Ibid., p.28.伯恩哈迪进一步指出，布尔人能在英布战争中从他们与英国军队的对抗中吸取经验：他们取得了“无法估计的道德胜利”，取得了“光荣的胜利”，由此，他们“积聚了声望和民族意识”。Ibid., p.44.
41．Dr．Otto Schmidt-Gibichenfels, publisher of the Politisch-Anthropologische Revue，November 8，1912，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194；Alldeutsche Blätter, 1911,引自Snyder, German Nationalism, p.241；Das neue Deutschland, August 1，1914，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244。
42．Berliner Neueste Nachrichten, December 24, 1912，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194.另一位观察家在1907年写道：“战争是世界时钟的伟大报时声……它逐出那些发展停滞的国家；它是强国间的争斗，去创造一种更高贵的文化价值；它是一种不能被抹去的必需品。”Philipp Stauff，引自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The Peace Movement and German Society, 1892—191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95.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认为，“战争是既有理由的，也符合道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既不可能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和平的破坏性作用”应该受到谴责。Ibid., p.395；Notestein and Stoll，Conquest and Kultur, p.41.
更多的例子，参见Chickering，pp.394—395；Archer, 501 Gems of German Thought, pp.60, 62, 69；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33；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p.34, 39, 41；Louis L. Snyder,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German Nationalism（Williamsport, PA: Bayard Press, 1935）, p.28；Paul M.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197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8（January 1973）, pp.77—100, at 79。
43．引自Roland N.Stromberg, 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Lawrence: 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82）, p.180。
44．引自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1970,” p.82．悉尼·洛（Sidney Low）写道，战争是“民族健康的兴奋剂”；而兰斯多恩（Lansdowne）勋爵宣称，战争将“通过巩固民族的道德基础”而给社会造福。Porter, The Lion's Share, p.129；Bernard Brodie, War and Politics（New York: Macmillan, 1973）, p.266.还可参见Michael Howard, “Empire, Race and War in pre-1914 Britain,” in Hugh Lloyd-Jones, Valerie Pearl, and Blair Worden, eds.,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H.R.Trevor-Roper（Duckworth: 1981）, pp.340—355。
45．General Cherfils, quoted in Cair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Mind,” p.283.
46．Quoted in Stromberg, Redemption by War, pp.43, 51.马克斯·韦伯写道：“无论结果是什么，战争是伟大而壮观的。”Ibid., p.52.一位诗人宣称，战争将“像一场净化风暴一样扫除肮脏的东西……”Ludwig Schueller, quoted in Leon W.Fuller, “The War of 1914 as Interpreted by German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4（June 1942）, pp.145—160, at 152。
47．引自Joll, “1914: The Unspoken Assumptions,” p.318。
48．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1970,” p.90.
49．引自Thayer, Out of Their Own Mouths, pp.4—5。
50．Bernhard von Bülow, Imperial Germany, trans．Marie A.Lewenz（New York: Dodd, Mead, 1915）, pp.46—48.作者理查德·德默尔（Richard Dehmel）被引用如下：“我们德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是最仁慈的：我们具有更好的血统，更好的教育，更高贵的灵魂，更崇高的精神，更丰富的想象力。”Klaus Schröter, “Chauvinism and Its Tradition: German Writers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Germanic Review 43（March 1968）, pp.120—135, at 126；原作的强调点。伯恩哈迪将军宣布，德国人是“历史上已知的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德国人“永远是自由思想的领袖”和“没有偏见的”；而且“全球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德国人，能如此深刻领会文化的要素，将它们融入自己的精神禀赋，回馈人类的礼物远多于他们的所得。”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pp.14, 72；Snyder,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p.70.
普赖斯·科利尔（Price Collier）,一位关于这种自我陶醉式庆典的外国观察家，在1913年写道，他“发现这种爱国主义的重击声在每个国家都是特别令人作呕”。引自Konrad Jarausch,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33。
51．引自Porter（fn．20）, pp.134—135。克曾（Curzon）勋爵认为，大英帝国“受神的眷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Ibid., p.135.
52．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222；Richard Dehmel, quoted in Schröter, “Chauvinism and Its Tradition: German,” p.125。
53．Shafer,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p.185.还可参见Carlton J.H．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New York: Macmillan, 1926）, esp．pp.88—89。
54．Shafer,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p.188.
55．引自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1970,” p.81.莫尔斯·斯蒂芬认为，“许多英国的历史学家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相当狭隘地认为，相对于其他民族，本民族具有优越性”。参见H.Morse Stephens, “Nationality an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1（January 1916）, pp.225—236, at 233。
56．引自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2d rev．ed.（New York: Dover, 1962）, pp.216—217．Stephens, “Nationality and History,” p.232,他发现，法国历史学家朱尔斯·米舍莱（Jules Michelet）是“在描述法国民族时最为狂热的，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个人英雄史。”
57．引自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0）, pp.300—301；and Snyder, German Nationalism, p.141.还可参见An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er Historians（New York: McBride, Nast, 1915）。
与德国的这种宣传教育相对应，英国古典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战争中写道：“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德国的）培训和教育系统，德国文化和德国军国主义精神都来源于此。”Stromberg, Redemption by War, p.146.
58．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p.224.这样带有恶意的历史记载让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历史学家在引起战争中的责任：
我们真是悲哀！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专业的历史学学生们，专业的历史学老师们，真希望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记载导致了流血和欧洲文明的衰退，19世纪最有说服力的历史学家的爱国主义历史造成了夸大民族主义的可怕后果。
Stephens，“Nationality and History,” p.236.
59．马克斯·韦伯在中年时成为了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宣传人员。据传，他是在作为一名预备军官时发生这样的改变：他的妻子后来写道，这段经历造就了他“好战和爱国的态度，这使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冲锋陷阵。”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p.34.后来，在反思他们服役的效果时，其他的德国预备军官写道，“军装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这太神奇了”，并且对预备军官服役产生的“对国家政策的效忠”感到惊奇。Jarausch,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p.344.
对于德国海军联盟活动的总结，可以参见J.C.G. Rohl, Germany Without Bismarck: 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Reich, 1890—1900（London: B.T.Batsford, 1967）, pp.251—258, and Oron J. Hale, Publicity and Diploma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and and Germany, 1890—1914（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1940）, pp.158—164, 217—220.关于海军联盟的“舰队教授们”，参见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Berlin Historians and German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8（July 1973）, pp.3—33, at 12—21。急需关于这些主题以及德国陆军联盟活动的长篇英文文献。
60．Price Collier, Germany and the Germans: An American Point of View（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 p.529.
61．J.Ellis Barker, quoted in Snyder, German Nationalism, p.254n.
62．January 14, 1914，引自Berghahn,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p.179.弗雷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相信，普鲁士军队“制造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军国主义，从而影响了整个市民社会”；引自Volker R.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1979（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2）, p.50。其他的同时代人观察认为，“德国人民已经感染了军国主义的病菌”，而且“军事精神的优势”贯穿了整个国家。Charles Sarolea, in Georges Bourdon, The German Enigma, trans．Beatrice Marshall（London: J.M．Dent & Sons, 1914）, viii；Otto Harnack, in 1908, quoted in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27.海军上将米勒后来解释说，战前德国的好战政策是因为，注意到了“很大一部分德国人民……受到了海军至上主义者和泛德主义者的沙文主义的鼓动”。引自Fritz Stern,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2）, p.94。
1917年一位德国军官对于军队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感到愤怒，他写到“在德国，少数有见解的人秘密怀有一个战争目标：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然而，谁都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也是英国战争的目标。”引自Thompson,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p.126。
63．Gordon A．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52.
64．参见Gale Stokes, “The Serbian Documents from 1914: A Preview,”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September 1976）, on-demand supplement, pp.69—83, at 78—81；Arthur J．May, The Hapsburg Monarchy, 1867—1914（New York: W.W．Norton, 1968）, p.399。
65．A．J．Grant and Harold Temperley,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789—1914（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27）, p.534.
66．Caroline E．Playne, The Pre-War Mind in Britain（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28）, p.162.
67．在宣传进攻为导向的观念中，通过卷入法国和德国的国内政治和阶级冲突，军事利益进一步被放大，从而使各国军队有更大的动力去宣传那些提高他们威望的观念，因为这能够巩固他们在反对国内竞争者时的地位。进攻为导向的信条还为军队提供了保持社会纯洁的借口，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纯洁、专业的军队能够发动进攻性战争。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战前军事进攻思想的源头，参见Snyder,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throughout。更多关于军事进攻思想起源的讨论，参见Barry R．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7—51, 67—74, and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4）, pp.206—214, 250—254, 280—324。
68．这些错误知觉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效应——认为合作将会引起背叛，而背叛则会引起合作——只是影响国家对CC、CD、DC和DD各种结果相对概率的估计，不会影响对这些结果的收益和成本的估计。在技术上，这样的效应将其置于肯尼思·奥耶在导论中所述报偿结构的定义之外，因为他所说的报偿结构专指CC、CD、DC和DD的收益和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它们发生的相对概率。然而，结果发生的概率能够影响某一行动的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所以这些概率也可以包括在报偿结构的要素之内。此外，行为体不是每次都从他国所接受的收益和成本中去推导结果的概率：有时，他们从归纳中获得预测（比如，从观察他国过去的行为）。因此，概率有时独立于CC、CD、DC和DD产生的收益和成本结构，而且不能简单地从这个结构中推断而来。“报偿结构”的定义应该考虑这些知觉。因而，我使用“报偿结构”既包括了CC、CD、DC和DD的收益和成本，也包括了它们发生的概率。
69．关于这些结果，参见Van Evera,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70．我对“菲舍尔（Fischer）学派”感到满意，它为战前德国好战的意图提供了论据。关于菲舍尔学派的争论，一个实用的介绍是John A．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The Fischer Controvers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London: George Prior, 1975）。
71．德国政府内占优势的派别似乎具有下列层次的偏好：（1）协约国默许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中欧强国在危机中和平取胜；（2）发动针对法国和俄国的大陆战争；（3）维持危机前的现状；（4）发动针对俄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世界大战。 虽然和平扩张是德国的首要偏好，但他们认识到协约国可能会在巴尔干危机中立场坚定，而结果将是走向战争。无论如何，他们鼓动危机，因为他们需要一场大陆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将战争限制在欧陆之上，避免世界大战。因而，整体来看，1914年并不是一个对称与否的“僵局”问题，因为所有的行为体都认为CC（战前的现状）比DD（世界大战）更可取，尽管德国这一偏好显得很勉强。
72．Crown Prince Wilhelm,引自Notestein and Stoll, Conquest and Kultur, p.44.康特·莱陈费尔德（Count Lerchenfeld），巴伐利亚驻柏林的代表，为了显示这个信心，在“七月危机”中报告说，德国总参谋部“以巨大信心向往与法国的战争，有望在四周内击败法国……”引自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503。
73．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8月1日宣布，如果动员被耽误，“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可能也包括波兰和西里西亚将会受俄国人的支配”；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Hohenlohe-Ingelfingen）在1898年警告说：“动员哪怕是被耽误一天……就再也没有挽救的机会了。”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Ⅱ, p.264；Ropp,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p.203.
74．1914年7月18日，国务秘书雅戈表达了德国人普遍持有的观念：
俄国在几年后即将参战。那时他们将以兵力上的优势打败我们；那时他们将建设起波罗的海舰队和战略性铁路。我们同时将变为永远的弱者…… 我的确不愿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但是如果冲突爆发，我们不应该回避它。
引自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Ⅰ, p.321。
75．Geiss, July 1914, p.84.
76．进攻崇拜也引起了军备竞赛，这也就产生了“时机”。各国构建防御力量的逻辑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基础上的，它假定进攻相对较强。当竞争不是紧密同步的时候，机会的时机和弱点就到来了；因此，进攻崇拜对于时机的产生和结果都是负有责任的。
77．这种逻辑的例子，参见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559。
78．莫尔特克（Moltke）赞成西线进攻，因为“德国在下莱茵河的方向，不能承受来自强大的法国军队带来的危险”。Geiss, July 1914, p.357.
79．如果我们想象，欧洲在进行一场“战争计划”的博弈，在这其中，行为体必须决定是采取扩大战争还是限制战争的动员计划，进攻崇拜的效果就是，既夸大了CD的成本（采取限制计划而被他国不当利用），也夸大了DC的收益（采取扩大计划进行无正当理由的动员并进攻他国）。
80．参见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581；Ⅲ, pp.195, 250, 391；Gerhard Ritter,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 4 vols., trans．Heinz Norden（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69—1973）, Ⅱ, p.266；Sidney B．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2 vols., 2d ed．rev.（New York: Free Press, 1966）,Ⅰ, pp.41—42。
81．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p.309, 515, 541, 551, 574, 579—581；Ⅲ, pp.56, 60—65, 105.
82．Ibid, pp.330—336，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Ⅱ, 41n.
83．参见Fuller,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Potential Enemies 1909—1914,” pp.4—6。他写道，这个政策和“沙皇俄国后期士兵和平民的相互不了解”被掩饰起来。
84．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p.295—296.
85．如果我们想象欧洲是在进行一场“信息博弈”，行为体必须决定采取开放还是秘密的信息政策，进攻崇拜既夸大了DC的收益（他国采取信息开放政策，自己加以不当利用而非回报），也夸大了CD的成本（自己采取信息开放政策，他国加以不当利用而非回报）。
86．参见，如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Ⅱ, 390n；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p.429, 514—527；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p.143；Geiss, July 1914, p.25；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pp.133, 227。
87．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January 1978）, pp.167—214, at 181。
88．中国方面的确在9月底10月初表示了警告，但是在11月中美军队相互逼近的时候（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中国没有重复那些警告；中国在11月26日发动进攻前没有下达最后通牒。
关于这段情节，参见Ala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92—150；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84—234。
89．Kenneth A.Oye, in “Bargaining, Belief Systems, and Break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29—1936,” 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 1983）, chap.3,他对于“勒索”（blackmailing）,“相互利用”（backscratching）以及“相提并论”（bracketing）做出了区分，并讨论了对勒索的让步将导致更大的可信度成本，以及勒索要价将被抵制的更大可能性。
90．德皇在“七月危机”中这样描述斯拉夫人：“整个所谓的塞尔维亚被证明是如此虚伪；因此，整个斯拉夫民族也是如此！重重地踩住那些乌合之众吧！”July 25, 1914，引自Geiss, July 1914, p.182。在另一方，俄国总参谋部的杂志在1913年表示了对奥地利军队的纪律和凝聚力的鄙视：“奥地利军队是一只入流的队伍……但是在遭遇第一场重大失利之后，这只由多个民族人为糅合在一起的军队将会土崩瓦解。”Quoted in Fuller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Potential Enemies 1909—1914,” p.21.
91．关于螺旋效应，以及关于威慑失败之危险的经典文献，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58—113。
92．Herwig, “Looking-Glass House: Germany in the Eras of Tirpitz and Moltke,” unpub.（1980）, p.48.英国驻德国大使，弗兰克·拉塞尔斯（Frank Lascelles）爵士这样描述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敏感的人，同时，永远不可能深入他们的思想，如果万一能够做到这点，他们可以自我相互攻击，尽管现实经常这样……”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p.62—63.当英国报纸谈到“德国的威胁”的时候，德皇愤怒地否认了这一点，他于1905年在这样的一篇报道的空白处写道：“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这是英国对于我们的（海军）建设无益而过热的幻想”。Steinberg, Yesterday's Deterrent, p.22.
93．关于继任的魏玛政府为模糊德国在战争中的责任而进行的尝试，参见Imanuel Geis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German War Ai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July 1966）, pp.75—82。急需关于这个重要主题的长篇文献。
94．关于这些概念，参见肯尼思·奥耶在本文集中的导论。
95．Quoted in Van Evera，“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76—77, 99, 102—113；关于俄国相信德国默许其局部动员的想法来源，参见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550。
96．细节参见Van Evera,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p.96—101。
97．一位法国观察家在“七月危机”中警告说，遥远的塞尔维亚的灭亡将直接威胁法国的安全，法国必须立刻阻止此事发生：
塞尔维亚的灭亡意味着奥地利的力量将翻倍，可以用来对抗俄国：而奥地利对俄国军队的抵抗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法国。对每一个在摩拉维亚被杀害的塞尔维亚士兵来说，就可以多出一个可以派到摩泽尔的普鲁士士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灾难发生在塞尔维亚之前，掌握这个真理并从中考虑后果。
J. Herbette，July 29, 1914，引自Al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Ⅱ, p.596。
98．参见Robert Jervis, “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 in World Politics 20（April 1968）, pp.454—479；reprinted in George H．Quester, Power, Action, and Interaction（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p.104—132, at 129；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43—348。
99．的确，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很难不承认协约国没有首先“背叛”；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善良”的战略其实是被采用了，但是失败了。
100．参见Schmitt,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Ⅱ, p.90。
101．参见Paul M．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Summer 1984）, pp.7—40, at 12—14, 18—19。
102．参见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然而，这种理由意味着，即使更为强大的德国和平运动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因为这种运动不能解决实际上和理论上造成德国扩张主义的那些谎言，而是将能量错误引向仲裁计划、裁军倡议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强。
103．关于1945年以后欧洲的去民族化教育，参见E．H．Dance, History the Betrayer（London: Hutchinson, 1960）, pp.126—150, 以及Kenned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tic History in the West, 1900—1970”；关于菲舍尔学派, 参见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1) 感谢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洛里·格罗尼希（Lori Gronich）、芬·汉普森（Fen Hampson）、莱斯利·卡斯滕（Lesley Karsten）、斯蒂芬·米勒（Steven Miller）、简·夏普（Jane Sharp）、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以及本书中其他作者对本章前几稿的意见。我还向迈克尔·萨曼（Michael Salman）的帮助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