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何实现路径创新？

目前，中国传媒业从根本属性上来看依然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也决定了“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行动会在行政体系的动员下迅速呈现出齐头并进、遍地开花的扩张态势。这些区县融媒体中心的规划和实践为我们考察其实现路径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

同时，在考察中国新闻改革的演进机制时，有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业的革新常常表现出边缘突破和自下而上的特征，即身处实践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常常通过“临场发挥”和“边缘突破”来解决新闻体制运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13]。县级媒体无疑属于现有新闻体制的边缘地带，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表现出明显的“边缘突破”特征的超前探索。例如，筹建于2011年的浙江长兴传媒集团就是县级融合发展的另类榜样。2011年4月，长兴传媒集团由长兴广播电视台、长兴宣传信息中心、县委报道组、“中国长兴”政府门户网站（新闻板块）跨媒体整合而成，是全国第一家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两微一端、数字电视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等于一体的县域全媒体传媒集团。作为一家县域媒体，他们2018年的考核营收目标为2.28亿元，甚至超过了不少地市传媒集团。目前，长兴传媒集团模式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在省内推广，浙江省内90个县区，差不多一半都是采取长兴传媒的模式^[14]。(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在中国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媒介融合的使命是什么？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媒介融合元年”^[15]，缘于这一年“8·18指导意见”的颁布。那么，行政力量作为这一轮媒介融合的主要推动者，其目标诉求何在？这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所必须清楚的要义。从“8·18指导意见”的整体来看，讨论媒介融合是在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的关系框架下展开的，即媒介融合是打造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和传统主流媒体强调正面宣传报道能力的建设相比，新型主流媒体的能力结构应该不仅包括强大的正面宣传能力，而且还要具备扎实的危机沟通能力^[16]。因此，无论是中央厨房，还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都需要在政府—社会沟通能力建设的框架内讨论问题，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定位同样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首要目标。

基于上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探索经验的综合考量，我们认为，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路径创新经验的坐标系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