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的孙元化
在叙及孙元化的事迹之前，我们或有必要对明末的军事态势先做一概略的浏览。[6]万历四十六年三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誓师征明，四月，陷抚顺。四十七年三月，明远征军在萨尔浒之役几乎全军覆没。四十八年四月，徐光启遂以知兵奉旨训练新兵、防御都城，他于是函托在杭州家居的奉教友人李之藻和杨廷筠，设法购求西铳，以备练兵。[7]耶稣会士傅汎济尝在其于泰昌元年寄回欧洲的一封信中，明白指出徐光启当时颇想借西洋火器的输入为烟幕，夹带一些会士入华。[8]
泰昌元年，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议捐资，并由李氏遣奉教门人张焘往澳门购得大铁铳四门。张焘精于火器之学，尝撰有《西洋火攻图说》一卷。[9]十月，澳门选派铳师四人和傔伴通事六人，护送此批火器至广州。天启元年二月，徐光启以练兵事竣，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寻因病乞归。[10]由于徐光启甫谢事，李之藻等人因担心“铳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万一反为夷虏所得，攻城冲阵，将何抵当”，只得命加衔守备张焘将之暂置于江西的广信府，并遣送铳师回澳。
天启元年三月，沈阳、辽阳俱陷，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徐光启因此于四月又被急召回京，抱病复官襄理军务。[11]是月，李之藻也由甫升任的广东布政使司右参政一职改授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旋奉旨调度京师十六门城楼军器。[12]徐光启于是上疏主张应“多造大铳，如法建台”，认为此“真国家万世金汤之险”，并建议由李氏和工部主事沈棨等仿制西洋大炮。[13]而李之藻在《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一疏中，建请应速差人将存留广信的四门大铳运京，并访求阳玛诺和毕方济等耶稣会士，以协助建台造铳。[14]
虽然当时的兵部尚书崔景荣对徐、李两人的建议十分支持，但因受到各项因素的影响，直到元年六月，建台和造炮两事，均仍未开始进行。[15]至于取铳来京之事，崔景荣虽在五月即疏请派守备孙学诗于一个月之内自广信搬运入都，也因运费不足，初仅两门运抵京师，其余两门直到边警日闻始于十二月解京。[16]而由于军情紧急，孙学诗旋又奉旨再往澳门购求较不易膛炸的铜铳，并选募能制造和操作火器的葡人来京。[17]西洋火器在朝廷的地位自此益重。
天启二年正月，明军在广宁一役大溃。二月，广宁巡抚王化贞和辽东经略熊廷弼均因战败而奔逃入关。三月，遂起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六月，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议筑新城于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众人力争不得。八月，先前自请阅关的孙承宗返京向皇帝面陈边事，遂罢筑新城且召还王在晋，承宗并奉旨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军务。[18]
孙承宗，字雉绳，别号恺阳，保定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明末抵抗后金的首要人物之一，其门生钱谦益即尝谓：“二十年名将，咸出高阳之门。”他于天启初年临危受命，经营辽东凡四年，共恢复疆土四百里，安插辽人四十万，稳定了屡战屡败的军心和民心。[19]
孙承宗在天启二年九月抵关视事后，旋即定兵制，命“袁崇焕修营房，立功总兵李秉诚教火器，广宁道万有孚募守边夷人、采木辽人修营，兵部司务孙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于高深之间”，[20]其中孙元化，[21]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曾师事徐光启习火器和算法，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外，还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学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数学书。[22]
孙元化虽为嘉定人，惟因寄居上海，尝入上海县学读书，[23]他与其师徐光启家中的关系相当亲近。[24]孙氏或为徐光启入室弟子中历官最高的一位，尝透过其深受西学影响的军事素养与能力，为天主教徒在朝中开创了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空间。
惟先前有关孙元化的研究并不多，且对相关史料的爬梳也欠详尽。清初归庄所撰的《孙中丞传》，[25]或许仍是目前有关孙元化生平最翔实完整的一篇纪述，然近代学者似均不曾过眼。归庄与孙致弥（元化之孙）相交，并尝于康熙十年为致弥所撰的《江行杂诗》作序。[26]笔者在下文中，将以此传为主体，[27]综合其他明清之际的文献，尝试对孙元化的生平事迹及其影响做一较深入的论述。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兵溃，正赴京赶考的孙元化，乃疾驰入都，二月初五日，上呈《防守京城揭》，[28]称“方今兵胆破落，非凭顿于层台之上，则我气不坚；非用远镜、精铳，以先杀于十里之外，则敌不挫”，且论及筑台造铳之法以及射击的要领。如称建炮台应有一定之形势，“面角有一定之周径广狭。其直、其折、其平，有绳矩；其虚、其实、其屯营、其更舍，有方位”，且强调铸铳时应注意“铜锡之剂量，炼铁之火候，内外径之厚薄，前后径之加减，弹与药之重轻”，并指出大铳的发射有放法、凉法、卫法等操作要领，瞄准则有看法、测法、照对法、约度变通法等技巧。虽然此疏因篇幅关系而未言及细节，但相对于一般论兵事奏疏的泛泛，孙氏火器知识涵盖面的宽广，应予人相当深刻的印象。而由此疏的内容，亦知孙元化先前对西学应已接触颇多。
孙元化领洗入天主教的时间不详，方豪以其在天启元年受洗于北京，惟未注明出处。[29]由于孙氏在天启二年初始自家乡抵京参加会试，故笔者相当怀疑他前一年人也在北京并领洗。经查毕方济于万历四十八年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Muzio Vitelleschi的信函，其中提及他在“南京教案”爆发后，曾经避居于松江举人Sun Ko Yam Ignacio之家，[30]此应即指孙元化（Ko Yam或为其字初阳的音译），由于毕方济在此信中已点明孙氏的教名为意诺爵（Ignacio），故知元化受洗的时间必在万历四十八年之前。又，徐光启曾撰文提及孙意诺爵尝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参加在练川（嘉定之别名）所举行的一场弥撒，[31]此一孙意诺爵应亦为孙元化，也就是说孙氏入教的时间可能还在此前。
孙元化的个性颇富进取且相当自负，如在前揭中，他向当国者自荐，宣称若能让其“相度要害，置成数台；鼓励豪杰，练成万骑；鸠集工料，造成百铳。而后翼以鸟铳、弓矢一万，短刀、盔甲各一万，车牌各一千，长短枪各五千”，且在未遭挠制的情形下，则“半年内可固都城，一年之后可巡边邑”，末并称：“此公务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内，莫遇同心，则萧萧班马挥手自兹矣。”
由于前揭发表之后，边情稍缓，孙元化因担心“虏缓而我亦缓”，故于二月初七日再上《防边关揭》，[32]对造台、用兵和用铳等事提出具体的建议：
台则容生相度九门，因墙取势，或可省全费三分之一，省全工二分之一，相度既定，一面建筑，一面巡视宣府以东诸口，宜因者因，宜改者改，宜创者创，以厚京师之腰背，掖京师之股掌。兵则容生即于京营点选，各口即于本边就近点选，教以守台之法，择其忠智可恃者，教以有铳之法。铳则容生遍阅厂库，旧贮可用者留之，不可用者改之，留者舁出教场，造合弹药，依法试放，庶免临阵炸裂以害我兵。
且谓在此揭之后，如其人或其言均不获用，即“从此不复置一喙”。
是科，孙元化不幸落第。二月三十日，时任吏科给事中的侯震旸疏荐其才，称：
中国长技在火器，然火器用以临敌，必借车用；以守城，必借台造。……现有举人孙元化，急宜留用，炤法建制。……令孙元化相度地形，扼虏必繇之路，各建一台，即以一台之费为诸台式，隘口有金汤之固矣！其教练火器之法，即令元化指授方略于将领，惟造铳之人，方习用铳之法也。[33]
侯震旸的建议虽获准依议遵行，但侯氏旋于三月十四日因疏参阉党沈
等人而遭降调外任，惟孙元化仍在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的协助之下，获授经略衙门赞画军需一职。[34]孙承宗本拟聘元化为其僚属，但元化却坚持赴边关一展抱负。(https://www.daowen.com)
初至边关的孙元化，相当勇于任事，尝于天启二年四月向辽东经略王在晋连上《清营设险呈》和《议三道关外造台呈》两疏，五月，又上《乞定三道关山寨铳台揭》，八月，再上《铳台图说》，[35]希冀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学能为当事所用。
天启二年九月，奉旨督理边务的孙承宗，将孙元化题授为兵部司务，命其择险要之地建台，并管理军器、火药。[36]承宗对火器十分重视，认为“练火器为救急之著”，但由于当时全军中熟悉操作者不过数十人，他乃“日短服，亲至营中按教之。……每大犒，则厚能火器者，以表异之”，并命李秉诚教授使用之法，三月之间，教成火器手八千人。[37]元化首倡用辽人治辽事，并在幕中力倡驱辽人出关拨田耕种之议，颇为承宗所击节叹赏。[38]是年，元化奉孙承宗之命铸造西铳，然经三次试验俱轰裂，乃引咎请罢，承宗则安慰曰：“君非冒者，但大器晚成耳。”[39]
天启二年十月，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奉旨：“作速议。”[40]三年四月，游击张焘遂自澳门解进大铳二十六位，并募得独命峨等铳师二十四人（含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随行。[41]兵部尚书董汉儒为示优厚，还曾建议应“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并随即在京营内精择一百名选锋，向这些外籍军事顾问学习炼药、装放等法，且严禁外人擅闯或窥视教演之所。[42]惟因稍后在教炮过程中发生膛炸伤人的事件，而原先提议召募葡兵的李之藻也已在这支队伍抵达都门前不久遭免职，朝廷遂借口这些炮师“寒暑之气不相调，燕粤之俗不相习，不堪久居于此”，将他们全部送返澳门。[43]
前述运抵京城的火炮出自三艘沉船：万历四十八年遭飓风吹沉在肇庆府阳江县海口（其地之海防归神电卫，但该卫的官署在高州府电白县）的英国船和葡国船各一艘，以及沉没于雷州府海康县的一艘红毛番船。两广总督胡应台于天启初年即应李之藻之请，将其中状况较好的二十六门购募解进。[44]今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以及故宫午门和端门间的广场上，各陈列其中一门，炮身的刻款为“天启二年总督两广军门胡题解红夷铁铳二十二门”，上并可见英国东印度公司原铸的盾形徽饰。[45]由于扣除领队和通事各一人，当时实际负责运送火器之澳人，仅余二十二名，每人如照顾一门炮的话，恰与炮身上所记由胡应台运京的炮数符合。或许其余四门乃稍后才又解进的。
投笔从戎的孙元化，初在辽东意兴风发，其友人唐时升即尝在赠诗中称：“忆昨初投笔，乘时试运筹。指挥凭羽扇，谈笑抚旃裘。闪电生机械，连云列戟矛。一台当要害，千里赖绸缪。”[46]由于辽事在经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累败之余，人心惶惶，守备残破，故孙元化主张在辽东应“先修实备，后勤远略”，但孙承宗却受命“专征布置广远”，看法颇为不合，元化因而求去。会兵部当时欲引进西方火器，乃召其回部，负责监督训练。
孙元化因未由进士出身，故其先前所授的军衔，均属临时性的安排，然而元化在边关时，经略王在晋强要其加冠带，稍后，御赐边臣貂皮蟒服时，元化也获赐，亦即他当时早已释褐，并和其他正途出身之人同样着官服，此故当其于天启三年回京之后，虽欲辞官重新以布衣身份参与后年的会试，惟吏部因格于例，乃题请将他实授前衔（即兵部司务）。天启四年，再升兵部职方司主事。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罪，遭切责。七月，首辅叶向高被指为东林党魁，罢归。十一月，孙承宗以贺圣寿为名，欲入觐面论魏忠贤之罪，然却被魏氏求旨阻于通州。五年三月，魏忠贤兴大狱，杨涟等二十余大臣均被下狱或削籍。五月，自元年八月起即一直称病在籍家居的徐光启，以“招练无功”遭罢，并被革礼部右侍郎衔。十月，孙承宗也因忤魏忠贤而以“虽娴于兵，而方略疏焉”的理由去职。
兵部尚书高第在新任辽东经略后，随即以“关外必不可守”，尽驱屯兵入关，并撤锦州、宁远一带的军事要塞，军民因此死伤载道，哭声震野，仅宁前道袁崇焕不听命，坚持与城共存亡。眼见辽东的局势大变，孙元化乃于天启六年正月再上疏请用西洋台铳法，其言曰：
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若用之平地，万一不守，反藉寇兵，自当设台。然前队挟梯拥牌以薄城，而后队强弓劲矢继之，虽有远镜，谁为照放？此非方角之城、空心之台所可御，故必用西洋台法。请将现在西洋铳作速料理，车弹药物安设城上，及时教练。俟敌稍后，地冻既开，于现在城墙修改如式。既不特建而滋多费，亦非离城而虞反攻。都城既固，随议边口。
得旨：“西洋炮见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47]
由皇帝在前述谕旨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窥知虽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奉教官员的多方努力，然明廷先前对西洋火器一直都未给予足够且持续的重视，往往只在战情紧急时，始临时抱佛脚，此故孙承宗即尝谑称好友徐光启每逢满人入侵时就获起用，一旦兵事稍缓，旋遭劾去。[48]
西洋火器的威力，直到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率总兵满桂等人以之在宁远力挫努尔哈赤大军后，始锋芒毕露。在此一大捷中，城头共布置有十一门大炮，“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一炮辄杀百人”，[49]其中威力最强者，乃为天启元年李之藻自广信运往京师的四门大铳之一。李氏原属意将该批武器交茅元仪（为孙承宗主要的僚属之一）运往辽东，惟因张焘“畏关不欲往”，遂置于京营。天启三年，茅元仪曾亲自向在京营教炮的葡人学习操作之法，并函请孙承宗调该批澳兵至关外协助战守，惟公文到达时，这些人已奉旨返澳而未果，遂调取京营中曾习火器的彭簪古出关。后茅元仪取得其中一门大铳，本欲以之进取盖州，因计划受阻，乃将其置于宁远，并在天启五年遭罢归时，将操作的方法传授满桂。[50]六年三月，此炮因功被受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而负责管炮的彭簪古也获加都督衔。[51]
袁崇焕因宁远大捷之功，初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但仍照旧驻扎宁远等处专管军务，六年三月，再升辽东巡抚。[52]由于西洋火炮在宁远一役的优异表现，孙元化乃于六年二月奉旨多造西洋火器，以资防御，惟元化疏称西洋炮不必多，也不能多，因若“辅以机器（指炮车），瞭以远镜，量以勾股”，即可“命中无敌”，且此器“用一以当千”，故不必多，又因铸造极为费钱，每门往往需千百金，试放时还可能出现炸裂者，而京师的工料既贵，陋规又多，故不能多造。由于先前徐光启在练兵时，澳商曾进四门大铳，再加上李之藻先前奉旨调度京师各城楼军器时，亦曾经手购募二十六门，其中虽有十一门调往边外，一门炸裂，孙元化认为以其余的十八门（均为西洋所铸之炮）防御京师，应已足够。鉴于后金的威胁并未因宁远大捷而完全解除，孙元化随即奉旨兼程赶赴关外，协助袁崇焕料理造铳建台之策。[53]
六年二月，吏部荐举边才，孙元化获列名其中，[54]三月，以兵部主事授辽东军前赞画，再次出关与袁崇焕共议城守事宜，且负责督制西洋炮。[55]元化当时还曾议修中右、中后两城，以翼山海关和宁远，并修觉华岛军备，以卫屯粮。
熹宗鉴于“宁远捷功，年来仅见”，遂于六年四月命兵部对先前未曾叙奖的有功人员再加议叙，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的孙元化，虽不曾直接参与该役，但仍获“候升任，加一级，赏银十二两”的奖励，[56]其原因不详，有可能因其参与宁远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于天启五年督解军器至边关一事。
六年六月，袁崇焕以边事暂缓，题请将孙元化调回北京，元化当时曾将所获的赏银五十两捐出助饷。[57]由于当时的总督王之臣和总兵满桂皆与袁崇焕不合，还朝后的元化遂请以关外事专委崇焕，此举得罪了不少反袁之人，再加上元化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如他不仅曾参与起草先前九卿参劾魏忠贤的奏疏，且当东林要角魏大中被捕送京师时，元化亦曾将其子学洢匿之于邸舍，并于大中死后，“尽斥衣物，佐其归装”，[58]此外，元化又拒绝阉党的拉拢利诱，终于七年二月被阉党矫旨控其营谋赞画一职，而施以“冠带闲住”的处分。
七年五月，皇太极自将攻宁远，围锦州，袁崇焕成功地将其击退，但袁氏却于七月被阉党诬其不救锦州而遭罢。[59]至此，孙承宗及其经略辽东时的主要僚属（孙元化、鹿善继、茅元仪、袁崇焕等）均遭阉党斥逐，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奉教士人也已于先前相继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