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刘兴祚在降金之后又辗转归正，虽然他相当熟悉金国的情状，且在当地颇具影响力，但归明之后却一直未受重视，清初史家谈迁即慨叹明廷如能重用兴祚，令其率精锐深入金国，或有机会改变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111]
兴祚反正之后曾替屡战屡败的明军立下汗马功劳，最后更在战场上殉国。而其兄弟则因缘际会在毛文龙被杀之后，掌握了东江地区的主要兵权，他们原本大可另有一番作为，但却由于将领之间因权力与利益冲突所产生的矛盾，而掀起轩然大波，其弟兴治和兴基等人最后甚至彼此仇杀，导致权倾一时的刘氏家族毀于一旦。
刘家将五子分别取名为兴祚、兴基、兴梁、兴治、兴贤的字面意义，原本或期许他们能成为明朝的国祚栋梁，然而刘氏兄弟却徘徊周旋于明、金两大政权之间，兴治甚至曾一度想建立刘家自己的基业。虽然他们兄弟间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但金国或明朝均将他们视为一丘之貉的整体，彼此维持着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的关系。此故，在崇祯四年四月十一日由登莱总兵黄龙所上的疏报中即称：“夫兴治谋为不测，将士不附，兄弟仇杀，实有因势导机之妙用。彼此胜负虽尚未闻，然而兴治死，则兴基无所逃，其党当俱尽矣。”不仅抨击兴治，对杀兄的兴基亦丝毫不假词色。
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来看，面对几无水军的后金，明军由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沿海诸岛屿所组成的“海上长城”，很可以发挥“进可攻、退可守”的积极作用。但很不幸地，自毛文龙以降的东江诸将领，多未以国事为己任，不仅偏安一隅，从事贸贩，谋取私利，甚至冒饷侵粮，勾结敌人。无怪乎，当时有“用海以扼奴，用岛以制奴，疆场之虚名也”“东江进兵为膺局”等讥讽之言，甚至直指岛帅为寇盗。[112]此外，一连串的兵变，更导致原本可作为明军重要前线的海上防线如同骨牌般崩塌，连带成为引燃明朝覆亡的关键导火线之一。
尤其讽刺的是，东江一镇的将士原多是因战乱而流离海岛，且是与清朝政权不共戴天的辽东军民，但他们未能发挥牵制敌人或恢复故土的使命，反而成为明廷在财政上的包袱以及在军纪上的肿瘤。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将领更因造化弄人而选择降清，他们在改旗易帜后，反而力求表现，凭借其对火炮和水战的熟稔，率领汉军协助清朝定鼎中原，甚至因功而分别封王建藩，为其个人建立了至高的勋业。这些叛将的积极投入，无疑地对清朝得以开创一统天下的霸业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原刊于《汉学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
[2]喻蓉蓉，《熊廷弼与辽东经略》。
[3]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卷1，页26—27。
[4]此段参见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
[5]兴基和兴梁究竟何者为刘三或刘四，并无直接证据。惟因兴基乃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崇焕，而毛文龙则在十月疏报接刘四、刘五、刘六至皮岛，故知兴基必非刘四。参见罗振玉辑，《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页1—25；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页1064；《崇祯长编》卷45，页12；李光涛，《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
[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5。
[7]下文中涉及刘兴祚之事迹，如未加注，即请参见郭成康、成崇德，《刘兴祚论》。
[8]如在下列史学著述中，不曾提及刘氏家族其人其事：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t.1；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
[9]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页321—323。
[10]崇祯元年十二月初，后金使者即曾多次出入皮岛与毛文龙谈判刘海事，参见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3，页4。
[11]李光涛，《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页81。
[12]《崇祯长编》卷18，页4—5。惟文中误兴基为弘基，此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3。
[13]《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1，页13、18、38。
[14]此据毛文龙之子毛承斗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所辑录毛文龙之奏疏（页118）。朝鲜《承政院日记》中误称承禄为毛文龙的侄子（第21册，页970），《朝鲜仁祖大王实录》亦误为文龙之族孙（卷5，页49）。
[15]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附录页12—13。《明史》中误称毛承禄为毛承祚（卷271，页6966）。
[16]《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1，页14。
[1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3；《崇祯长编》卷23，页7。
[18]《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
[19]此据钱曾的《也是园杂记》，转引自吴骞辑，《东江遗事》，页209。
[20]此段参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3—24；《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1，页25；《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页3—5；《国榷》卷91，页5528。
[21]有称孙承宗为爱塔改名“兴祚”，并改姓孙氏，荐于朝，然而此一叙事或误，因爱塔早于天聪元年即已在朝鲜使用兴祚一名。参见王源鲁，《小腆纪叙》，补编，页6。
[22]此段参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4—2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页2—3；《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页17。
[23]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8—9、26。
[24]此段参见《崇祯长编》卷33，页15—16；卷40，页1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26—27。
[25]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3，页28。
[26]有关此一事件的初步讨论，可参见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
[27]此段参见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3，页32—33；《承政院日记》第30册，页40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27；宣若海，《沈阳日记》，页11。
[28]《承政院日记》第30册，页402。
[29]归庄，《孙中丞传》。
[30]《国榷》卷91，页5528—5529；《崇祯长编》卷34，页18—19、2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73，页13—15。
[31]吴骞辑，《东江遗事》，页166。
[32]下文中如未加注，即请参阅《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页1—25；《满文老档》，页1007—1098，又，同一文件之汉本乃主要根据《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
[33]《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页5。
[34]宣若海，《沈阳日记》，页1、6；《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页20—25。
[35]当时东江之兵每月应领七钱之饷，但已欠饷近一年，知兴治属下约有五六千名兵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34、37。
[36]此段参见《承政院日记》第30册，页406—409。《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页39、43、46、50；卷23，页13。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30—42。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3，页36—43。
[37]《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3，页13—4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29。
[38]《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
[39]此段参见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7下，页21—22。
[40]此段参见第七章。
[41]《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页43。
[42]《国榷》卷91，页5548；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43；《崇祯实录》卷3，页12；《崇祯长编》卷38，页10。
[43]《承政院日记》第31册，页454。
[44]《承政院日记》第31册，页450。
[45]此说首出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一文，惟笔者在此提出更多佐证。
[46]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30。
[47]《承政院日记》第24册，页65。
[48]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编，卷3，页45。
[49]先前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一文曾有初步之讨论，惟笔者在此节中爬梳了大量姜氏未曾过眼的文献，并尝试做一更深入的探讨。
[50]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编，卷3，页49。
[51]张世伟，《自广斋集》卷12，页20。
[5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34—36。蒋良骐于乾隆三十五年成书的《东华录》，其记载与此略同。
[53]《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6—17。(https://www.daowen.com)
[54]《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7、48。
[55]《承政院日记》第32册，页510；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编，卷3，页48。
[56]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编，卷3，页48—49。
[57]《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6。
[58]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编，卷3，页49。
[59]《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7—18；《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34—36。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
[61]《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13。
[62]《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9。
[6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30。
[64]朴兰英，《沈阳（往还）日记》，页9。
[65]《崇祯长编》卷45，页12。点校参见李光涛，《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页243。
[66]李贤淑，《十七世纪初叶的中韩贸易（1592—1636）》，页192—209。
[67]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31，页27—28。
[68]《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41、47。
[6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2。
[70]崔耀祖在兵变之后，初获兴治私授游击一职（《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页17），此故，周文郁在《边事小纪》中称其为“伪将”（卷2，页35—41）。
[71]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35—41；卷4，页25—26。吴骞，《东江遗事》卷下，页42—43。
[72]崇祯元年九、十月间，兴祚与其兄弟分批脱逃至皮岛，当时他还另遣其弟兴基从海上至宁远，投奔与他素有联络的袁崇焕。大概是在崇祯二年七月间，兴基奉袁崇焕之命随徐敷奏至皮岛管海船事，并衔命招其兄弟兴祚面见袁崇焕。参见《崇祯长编》卷18，页4—5（惟文中误兴基为弘基）；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3；《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1，页25。
[73]第七章。
[74]《崇祯长编》卷36，页10；卷37，页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41；卷4，页26。
[75]《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29—30。
[76]《崇祯长编》卷45，页6。此事系于四月六日，但当时皮岛兵变之事尚未为朝廷得知。
[77]此见《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页88；惟文中将刘兴梁之名书作兴良。
[78]朴兰英，《沈阳（往还）日记》，页16—18。
[7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0。
[80]《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1。
[81]《明史》卷271，页6967。
[82]《明史》卷23，页315。
[83]《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9。陈大鼎其人不详。
[84]在沈演为黄龙所撰的碑铭中，亦称：“刘兴治贰于奴业蠢蠢动。”沈演对黄龙十分佩服，誉之为“天下奇男子”。见沈演，《止止斋集》卷38，页29。
[8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页26—27。
[8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26—45。
[8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页31。
[88]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
[89]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0—11。
[90]张世伟，《自广斋集》卷12，页22。
[91]《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0。
[92]《崇祯长编》卷40，页1；《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47。
[93]《崇祯长编》卷53，页13。
[94]朴兰英，《沈阳（往还）日记》，页2。
[95]《林忠愍公实纪》，页15—16。
[96]此与姜守鹏《刘兴治的归明与叛明》一文中的看法相异。
[97]如在皇太极于天聪七年致朝鲜国王的信中，即以“我相岛好人”（农按：应作“我相好岛人”）称呼刘兴治，并警告朝鲜不得接济东江诸岛上的残存之人。参见《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8，页41。
[98]朴兰英，《沈阳（往还）日记》，页27。
[99]《承政院日记》第32册，页514。
[100]归庄，《孙中丞传》，页10—11。
[101]李光涛，《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页241—250。
[102]《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4，页48；卷25，页29—31。
[103]此段参见《崇祯长编》卷52，页30；《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5，页42；《王徵遗著》，页147—149；《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页1。
[104]此段参见第七、十二章。
[105]韩行方，《明末旅顺之役及黄龙其人其事》。
[106]薛瑞录，《关于尚可喜叛明投金问题》。
[107]《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页52。
[108]《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20；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11—26；石之珩，《南汉日记》卷4，页172；李光涛，《记明季朝鲜之“丁卯虏祸”与“丙子虏祸”》，页18—115；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页106—128；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页1—71。
[109]刘建新、刘景宪、郭成康，《一六三七年明清皮岛之战》。
[110]参见《明史》卷259，页6720；《清史稿》卷234，页9416—9418。但《明史》中误沈志祥为沈志科（卷271，页6969），而《清史稿》中亦误沈世魁为沈世奎。
[111]《国榷》卷91，页5537—5538。
[11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3，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