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在崇祯朝中的起落
崇祯元年，原遭阉党排挤的孙元化，重被起用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94]未几，升受职方司郎中。稍后，再因督师袁崇焕之荐而获授宁前兵备道。[95]三年正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在城头四周设红夷炮五十余具和灭虏炮二千余具，由于布置甚为严整，令当时入关后所向披靡的后金军队不敢攻坚，孙元化当时除“安辑关外八城”外，还“斩获首虏八百有奇”。[96]三月，以“深入敌营”功，加山东按察副使。[97]
三年五月，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元化素为跋扈的东江署前协事刘兴治所惮，特破格荐用孙元化为登莱巡抚，除巡抚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恢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98]七月，孙元化以病废辞新命，其疏曰：
盖内廷向以登莱为虚抚，东岛为虚兵。今欲以臣实其虚，而户部不给全饷，工部不给军需，兵部不给马匹，则兵仍虚，兵虚而援恢亦虚，援恢虚而抚亦虚，……且勿论岛将之反侧，戎索又未易言已。臣即不病，尚不可承，况病而且甚，不能跨鞍，不能捉笔者乎！[99]
但由此疏的字里行间，知元化对此一任命并非毫无兴趣，他其实较在意能否获得充分的支援，以施展报负。奉旨应速到任的孙元化，于是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队至登莱履任。[100]公沙·的西劳等人则被分派在孙元化麾下效命，张焘当时亦在鹿岛担任赞画游击。[101]
前引文中所谓“岛将之反侧”，乃指崇祯三年五月刘兴治叛变一事，当时署东江各岛之副总兵陈继盛等均为叛兵所杀，元化在上任后，即建议速发饷银并预借粮米以招抚。[102]四年三月，刘兴治因遣使与后金约降，而为岛将张焘、沈世魁等所杀，负责接应刘兴治的佟养性军，亦被杀散。后金于是兴师一万二千余人来攻，并向朝鲜借战船，朝鲜因与明朝有深谊而加以婉拒，后金军遂自海边搜得船十一艘，分屯身弥、宣沙和都致等处，预备攻皮岛（又名南海岛，今名椴岛）。其时，总兵黄龙出镇皮岛，闻后金来袭，遂命赞画副总兵张焘出战。六月，张焘督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并令公沙·的西劳等十三名随军葡人发西洋大炮，计发射十九次，打死敌兵约六七百名，大贝勒代善的第五子巴喇玛亦中炮死，时人称之为“麻线馆之捷”，辽东巡抚丘禾嘉更形容此役乃“海外从来一大捷”。[103]
四年闰十一月，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责其背盟供给皮岛食粮，并暗助明军登岸侦探，且在皮岛之役中不允借船只，皇太极称：“莫非王意谓张焘之谋，祖帅之勇，败我师兵，克复湾、永，所以巧作其辞，而索觅间隙？”[104]其言将张焘与名将祖大寿相提并论，且明白承认张焘曾击败后金的军队。
先前，孙元化尝遣人向朝鲜求买战船，但因朝鲜为防御后金的军队，而一直未果，在后金于四年七月引兵北归后，朝鲜乃送四十艘战船予元化。是月，朝鲜陈奏使郑斗源自北京归，上献其国王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物，这些都是陆若汉相赠的。陆若汉或欲借此开展与朝鲜的关系，以便将来能有机会将天主教传入该国。郑氏在回国后，朝鲜国王曾问询其对孙元化的评价，对曰：“清俭疎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知郑斗源似曾会晤孙元化。[105]
被超擢为登莱巡抚的孙元化，初颇得皇帝支持，如其尝以恢复辽东为由，请马价二万两，崇祯帝喜其“实心任事”，乃许以速发，虽然太仆寺卿郑宗周于三年十月上疏诘之曰：“元化称马价军需，难以急应，故先请二万，不知今日二万之价，即可恢金州否？……不知暂用若干马价，方可恢辽？”但得旨：“军机、马政各有攸责，宗周不必越俎代谋，致掣疆臣之肘，所请马价，遵旨即与措发。”[106]孙元化因此积极购置军备。四年正月，工部尚书曹珍等以登镇制器尚缺银二万两，而库藏如洗，更建议特准其分用户部的加派银，以济急需。[107]
孙元化就任不久即更定营制，其麾下在登莱共有众八千人，此外东江各岛上的三万余兵，亦归其统帅。[108]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计划中，[109]希望能“尽用西术”，并成立十五支精锐火器营，每营的配置如下：
用双轮车百二十辆、炮车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二千人、队兵二千人。甲胄及执把器械，凡军中所需，一一备具。
徐氏认为“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部队即为此类火器营的样板。
然而孙元化恢辽的构想，亦引起许多负面的反应，如户科给事中史应聘即曾于四年五月上言称：“登莱额兵数万，徒作河上之逍遥，东江一旅，且为海徼之跋扈。”他以孙元化所率均属“敲骨吸髓”的“无益之士”，认为如能“罢不急之戍，简无用之兵”，则虽不加赋，饷已可足。[110]七月，户科给事中冯元飙亦疏称恢辽之事应以关、蓟为主，而今登莱巡抚岁费即八十余万，如将其裁撤，即可令百姓所承担每年约一百四十余万的加派钱，大为减轻。[111]云南道试御史张宸极也称登莱设兵原为防海之用，但后金从不曾自海路进兵，故无异将“有用之兵委之无用之地”，因此建议将半数军队仍守海防，余则移往山海关御敌。[112]
崇祯四年二月，孙元化举荐丁忧服满的天主教徒王徵出任辽海监军道，信奉天主教的王徵为天启二年进士，他之所以愿屈就为举人出身的孙元化的下属，乃因两人是以“道义相许”的好友，如孙元化于天启七年遭罢归时，“不避嫌忌，座视行色”的故交，仅王徵一人，王徵在赠别诗中即颇高赞元化，其文曰：
上林休休暂归田，欲赋闲居孝敬全。堂上萱花颜色驻，林中桂树露华偏。抡才曾识骅骝种，定策能清边塞烟。未久明王应有梦，重修勋业勒燕然。[113]
此故孙氏在临终前尝记王徵答应鼎助一事曰：“翁才望高出一时，长安以势要相许者，不亚于余之道义，而余不顾势要之足夺与否，毅然请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势要夺也。”[114]当时教会中人对此一奉教官员的组合，想必抱持相当高的期望。而王徵在接任之初，亦曾起意荐举李之藻，但李氏旋于三年九月去世而未果。[115]
附录7.2
孙元化治兵多亲族随侍(https://www.daowen.com)
孙元化在治兵时，除引用同教的王徵和张焘等人外，其亲族（图表7.1）也颇多随侍左右或投身行伍者，如他的三子和鼎、和斗、和京即一直交替在侧，[116]而当孙氏于天启年间在边外负责造铳筑台时，亦屡携外甥沈卜琦同往，卜琦自幼即从孙元化游学。[117]此外，孙和鼎的表姊夫潘云柱和潘氏的内弟沈履素，也被元化授为都司，分护敕印和符验。[118]同样地，王徵在监军登莱时亦多亲族随侍，如其侄永年即左右其间，而其从弟王桂，也担任登莱抚标都司，屡立战功。[119]
图表7.1：由相关方志中所整理出的孙元化家庭之世系与姻亲关系图
王徵在出任监军后，尝于四年六月疏奏建议：
计莫如收集见在辽人，令善将兵者，精择其勇壮而训练之，……即辽人补辽兵，便可省征调召募之费。……辽兵守辽地，尤可坚故乡故土之思，……以辽地储辽粮，亦可渐减加添节省之投。于攘外之中得安内之道，此或可为今日东事之要著乎！[120]
此一用辽人守辽地的主张，与孙元化同出一辙。[121]四年六月，对西学西教相当倾心的熊明遇被起为兵部尚书，熊氏也同样主张“关外文武将士，惟辽人可用”。[122]
四年八月，金帝亲攻大凌河，围祖大寿于城内。十月，张焘奉孙元化之命，率舟师一千三百人撤离皮岛，黄龙则借口巡视义州而迟留不去，孙元化于是命其率兵登岸牵制后金，然黄龙却仅虚张声势而未发兵。黄龙个性贪墨跋扈，如在朝鲜的史料中即称其“专废军政，贪黩无厌。凡除将官，必皆受赂，西来钱粮，不以给军。孙军门（农按：指孙元化）求买舡只，送鸟铳、铜锅等物，而亦皆自占”，[123]十一月，黄龙因隐没兵士的赏银，且扣克月饷，致引起哗变，众兵于是拘黄龙于私第，然因朝鲜移檄问罪，岛众担心食粮遭断绝，且被朝廷视作叛逆，遂杀带头倡乱者，扶黄龙复出视事。[124]
黄龙在崇祯三年五月收复滦州之役中战功第一，[125]素为孙元化所倚重，孙元化出任登莱巡抚后，即特别要求调派黄龙以总兵官的身份至皮岛，专理恢剿事宜，[126]但他稍后的表现却令人怀疑孙元化的知人之明。
皮岛兵变令孙元化在朝中备受抨击，如户科给事中吕黄钟即于闰十一月疏劾孙元化曰：
登抚孙元化碌碌无能，冒兵糜饷，于敌人之西入也，绝不闻牵制之能，于岛帅之见辱也，渺不见弹压之略，则亦木偶人耳！论东海地形，原有天堑之险，只设一道臣守之，可恃以无恐，亦乌用此年年充位之人为哉！[127]
同月，江西道试御史刘宗祥亦疏告孙元化有四罪状：一、纵放逃兵入海；二、不禁硝黄入敌；三、凌围日久，竟乏救援牵制之奇；四、兵哗将辱，漫无消弭节制之略。[128]
吏科给事中熊开元也指斥孙元化“冒饷”。[129]礼部尚书黄汝良亦质称皮岛自毛文龙开镇以来，“十余年间曾得其半矢之用否”，是“徒以有限之财，填无穷之壑”，且如黄龙的冒饷跋扈，早已成例行故事，故建议将皮岛、登莱抚镇尽行罢撤。[130]
对孙元化的攻讦也成为打击首辅周延儒的重要借口，如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即严辞曰：
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叱之毛文龙之旧己数倍矣！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变，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则以同乡入幕，参貂、白镪每月一至耳。然臣非无据之言也，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杀刘兴治之功，侈及文都（农按：郁），隔海叙功，不敢遗其家奴，其谄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131]
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也称周延儒因受孙元化所赠的貂参金珠，因此始终曲为护持。[132]
以厚礼相赠上官，应属当时的习尚，如孙元化即尝于初授兵部司务时，置备精致的布帛赠送拔举他的孙承宗，但承宗以元化的宦囊并不丰而婉辞，仅希望他能早日自边外还朝，以便能“朝夕闻快语”。[133]孙元化在出任宁前兵备道时，曾有意矫正此一官场中的恶习，在其奏疏中有云：“欲使关东将吏，自仪物迄于呈揭，自宴会迄于送迎，谢绝虚糜，惜时省费，以共图实事。”但他仍很可能为求办事方便，而循俗按月送厚礼与周延儒。至于周延儒对孙元化的护持，除因元化的“孝敬”甚丰之外，也或还因两人之间存在许多关系，如他们有同年举江南乡试之谊，而周延儒的亲族周文郁，也与孙元化十分相熟，文郁曾于天启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与元化共事多年。[134]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的下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对明与后金间的军事态势和天主教在军中的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详见下节）。而孙承宗也以“筑凌召衅，辱国丧师”的莫须有罪名，于四年十二月被罚冠带闲住，并夺其宁远叙功和锦衣世袭，十一年，清军深入内地，孙氏率家人拒守家乡高阳，城破，投缳死。[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