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在崇祯朝中的发展
崇祯帝即位之初，力挽狂澜，黜斥在天启朝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焕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启为詹事府詹事。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更升授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十二月，徐光启好友韩爌也被召还为首辅。
在此一新的政治局势下，徐光启乃于崇祯二年正月自请练兵，其疏有言：
乞先与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选士、车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备，再加训练。择封疆急切之处，惟皇上所使，臣请身居行间，或战或守，必立效以报命。既有成效，然后计算增添。……然马步战锋精兵，终不过三万人，……此为用寡节费万全必效之计。[60]
四月，徐氏升授礼部左侍郎，[61]但其自请练兵的建议则未受重视。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因东江（鸭绿江口众小岛之总称，其中以皮岛最大）毛文龙跋扈难制，假阅兵之名将其斩首。十一月，后金军入关，京师戒严。孙承宗以知兵被复起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氏先前经略辽东时的部属，如总兵满桂、祖大寿以及督师袁崇焕等人，多成为防御的主力，而原先遭闲置或入狱者（如鹿善继、茅元仪等）亦次第获重用。
二年十一月，崇祯帝召廷臣问方略，徐光启即以先前辽阳和宁远之役为例，建议应凭城用炮，而不应冒险在北京城外列营防守，几经讨论后，遂纳其议。[62]徐光启更奉旨与李建泰一同负责京营的“指挥训练”。[63]在徐氏当时所上的《守城条议》中，他除细述城守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其中有云：
以礼房东朝为议事所，掌詹事府尚书钱象坤愿与城守谋议之事，宜令专住本所。……西洋大铳并贡目未到，其归化陪臣龙华民、邓玉函虽不与兵事，极精于度数，可资守御，亦日轮一人，与象坤同住，以便谘议。[64]
此因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虽于崇祯元年七月奉旨至澳门购募炮师和大铳，但这批人员和武器却一直未抵京，徐光启眼见局势危急，遂建议起用在京的龙、邓两耶稣会士以协助城守。[65]
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所购募的炮师和大铳，乃至崇祯二年二月在都司孙学诗的督护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的伴同之下自广州进发，此一队伍包括由公沙·的西劳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66]
惟因大铳体重难行，以致行程屡稽迟，迄二年十月，始行至山东济宁，忽闻后金已破北直隶的遵化等城，兵部于是奉旨差官前来催趱，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因闻敌兵逼近都城，公沙等亟行制药铸弹，预备御敌，二十六日，知州陆燧传达兵部所奉之上谕，中称：“西铳选发兵将护运前来，仍侦探的确，相度进止，尔部万分加慎，不得疏忽，钦此钦遵。”知此一部队和火器颇受当局重视。十二月初一日，此一队伍在抵琉璃河时，闻悉良乡已破，因前无据守之地，只得回转涿州，由于回车急迫，炮车的轮辐遭损，大铳几至不保。比时，州城内外士民怖贼势凶，咸思束装逃避，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乃会同知州陆燧及乡宦冯铨（原任大学士）商议，急将运送的大铳入药装弹，推车登城拒守，并在四门点放试演，声似轰雷，敌军闻声因而不敢南下，随后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祯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在愤怒惊惧之下乃率辽兵东返。新授总理关宁兵马的满桂，旋又力战身亡。副总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刘之纶所率领的新军，也先后败没。[67]在此一极为不利的战局下，公沙所率的铳师和大铳，终于三年正月抵京效命。[68]明朝政府答应支付领队公沙每年一百五十两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两的额外花费，其余之人则年支一百两，每月另给十两的伙食钱，[69]此一条件相当优渥。正月四日，京营总督李守锜和同提协诸臣奉旨在都城各要冲安置这些西洋大炮，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70]
三年四月，徐光启又奏准遣中书姜云龙同陆若汉等再度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并聘取善炮的西洋人来京。[71]徐光启此一积极引进洋兵的做法引起许多抨击，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即疏称：
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后扬威武哉？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
，其心叵测，……时而外示恭顺，时而肆逞凶残。其借铳与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汉朝求我，其鸣得意于异域也！不曰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状，不可名言。
并称招用三百澳门军士，所费不赀，不如将此钱粮在闽粤鸠工铸造大铳数百具，至于装药置弹及点放的方法，卢氏也宣称早已备悉，无须劳驾外人指导，以免使远夷“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卢兆龙并将天主教比同白莲邪教，且夸张地称：“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72]
由于后金已于五月十三日出关东归，故卢氏在前疏中更建议：
（西人）未来者当止而勿取，见在者当严为防闲。如皇上怀柔异类，念彼远来，则止可厚其赏赉，发回本澳。前日涿州运炮，压毙二夷，但当敕地方官厚葬，以服远人之心。若夫澳中筑舍筑台、添课添米等事，彼或徼功陈乞，弗可轻许，以贻后忧也。(https://www.daowen.com)
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声称“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并称仅需招用三百葡兵即可当作“进取于东，问罪于北”的前锋，且期约两年就能“威服诸边”。[73]
卢兆龙因此于三年六月再度上疏，反驳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改过迁善、省身克己之事，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与所谓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责成光启，始终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为卸担，则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74]
卢氏强调己所反对者乃西人、西教，而非西洋火器，且其内心也不信徐光启有可能在两年之内解决东事。
卢兆龙，字本潜，广东香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性严毅，不长权要，多所建白”，崇祯帝对其相当宠异，尝御书“刚大精神，直方气骨”赐赠。[75]他尝于崇祯初疏劾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衰庸，迫使其自行引去。[76]而何氏对天主教相当友善，曾序艾儒略之《西学凡》（《西学初函》本），并替天启三年澳人进铳时因膛炸而殉职的若翰·哥里亚撰写墓志铭。[77]
卢氏在前引各疏中强烈流露出“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然而他对澳夷的担心，也颇可理解，如葡人在澳门多次筑城的企图，即曾引发严重疑忌。[78]当时与卢氏抱持类似想法者并不乏人，如在庞尚鹏（广州府南海县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中，即有云：“若一旦豺狼改虑，拥众入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言者。”[79]
徐光启虽然极力分辨澳夷与红夷的不同，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均同被视为“非我族类”。尤其自天启二年起，荷兰人即窃据澎湖，屯兵千余，且“坚城列铳，盘踞雄崖，巨舰利兵，游移内地”，致“商渔举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成为“全闽一大患害”，直至四年五月始在围攻之下拆城乞降并夜遁。当时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尝在奏疏中称：“彭湖为海滨要害，……自红夷弄兵其上，我兵将不敢窥左足于汛地，商渔不啻堕鱼腹于重渊，浸假而数年之后，根穴日固，扫除更难。小之，则粤东香山澳；大之，则辽左抚顺城也。”即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荷兰人在澎湖筑城以及满人攻占抚顺三事相提并论。[80]崇祯四年正月，皇帝召问曾任广东左布政使的陆问礼有关澳夷之事，陆氏亦回称：“火器可用，人未可信。”[81]
崇祯三年七月，徐光启升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所荐举的耶稣会士罗雅谷，也已于稍后朝见并派至历局供事。[82]八月，奉旨监炮的徐光启以样炮二具呈览，帝嘉其“任事精勤”，并命其速将炮造进。[83]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会亟欲透过治理历法和火器两事，以争取朝廷对西教西人的优遇。
三年十月，在陆若汉的积极奔走下，佩德罗·科尔代罗以及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德尔坎波合率一百多名葡国军士（另加约两百名的随从）自澳门出发来华助战。[84]由于当时澳门的总人口不过一万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仅约一千人，[85]故从此一远征军的人数，即可窥知澳门当局对援明之事的积极态度，他们深盼能借此一天赐良机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稍早，澳门当局除在启、祯两朝多次以大炮和铳师支援明廷外，也曾在崇祯二年海寇李芝奇侵扰广东时，出借大铳给明朝守军，以为冲锋之用。[86]
附录7.1
陆若汉在募葡兵中的角色与愿景
陆若汉早先一直在日本德川幕府中担任通译，协助处理当时频繁的海外关系，由于他在政坛中颇具影响力，致使耶稣会得以因其协助，而从长崎和澳门间的海上贸易中赚取巨额利润，且护持其宣教活动，惟因他在处理传教和通商事宜时，得罪了一些异教和天主教其他传教会的人士，也与幕府中的权贵发生利益冲突，加上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商船从1610年起相继进入日本，打破了葡萄牙在日本海外贸易的长期垄断，陆若汉终在对手持续且激烈的抨击之下，于1612年被放逐至澳门。[87]
落魄的陆若汉在澳门的新环境中，甚少有可资发挥的空间，明廷向澳门借兵对抗后金一事，因此成为其欲开创个人新事业所亟于把握的契机。由于西洋火器曾在日本诸藩与欧人接触时扮演重要角色，[88]深知当权者渴望借重新式武器心理的陆若汉，于是满怀憧憬地率葡兵和火炮北上助战，并在崇祯三年进呈明廷的奏疏中，称己为“西洋住澳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且谓“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辈，前后航海至澳已五十余年”，其实，他在日本居留三十三年之后，仅在澳门待了十八年，且其亦不曾担任“耶稣会掌教”一职，此一自抬身份且扭曲事实的现象，充分显露出他在显赫一时之后不甘于平凡的强烈企图心。
教会当局也充分利用葡军助战的机会，突破“南京教案”以来的禁教状态，[89]如时任耶稣会在日本和中国视察员（Visitor）的班安德，即于崇祯二年混杂在先前由公沙所率领的部队中入华，以巡视该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三年十月，新募的葡军来华时，也有五名耶稣会士被挟带入华，[90]禁教令在朝廷对西洋火器的倚重之下于是渐同虚设。
三年十二月，卢兆龙再度上言抨击招募澳兵一事，[91]指称葡人以出兵与否多方面要挟，如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请求允许其多买米粮并免岁输地租一万两，请拨广州对海之地以建营房等，幸经两广总督王尊德坚持弗允。卢氏并称七月间原本已拨六万两饷银，且稍后亦续给粮米若干，但澳兵却又要求另发安家银每人三百两。疏中对徐光启派赴澳门处理此事的姜云龙指斥尤厉，称因澳兵迟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王尊德以忧国而郁卒，“通粤民心哄然，思食云龙之肉”，并指云龙贪渎冒饷，所经手的钱粮，一半为其克扣，姜云龙因此被革任回籍，且命详查议罪。
四年二月，已升授登莱巡抚的孙元化（详见后），因坚持起用葡兵，亦遭卢兆龙疏劾，卢氏以为澳人“畜谋不轨”，担心若以之为前驱，恐其“观衅生心，反戈相向”。[92]此一澳门远征军在抵达南昌后，即因战情趋缓以及卢兆龙等人的激烈反对而遭遣反，但陆若汉仍以进贡武器为辞，北上进京陛见，并辩解绝无筑城台、撤参将等要挟之事。[93]徐光启在此次葡军遭遣返之后，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积极过问兵事，惟其门生孙元化则渐成为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