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兵变的发生与影响
在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后，其下属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均自东江走登州，孙元化任登前道时，即用以为将，且多收辽人以补伍。[136]崇祯四年六月，新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因担心防御战线过长，遂命在大凌河的孤军撤还，但祖大寿以城方新筑，不忍弃，仍留步骑两万守之。
四年七月，后金以精锐数万围大凌。由于大凌所在的宁前道归登莱巡抚统辖，兵部于是命孙元化发兵由海路赴耀州盐场（在今辽宁营口市附近）以为牵制，九月，孙氏乃命游击孔有德率辽兵赴援，有德诡言风汛不利而逗留不前，于是改命其和千总李应元率千余人从陆路至宁远听候调遣。但因孔有德所统率的辽丁与山东当地人屡有摩擦，导致部队行抵吴桥时，县人皆闭门罢市，其中一卒与民口角，有德笞之，众大哗，而后队滞新城者，适强取王象春家仆一鸡，王氏为山东望族，其家科第极盛，领兵官在压力之下，乃将该丁“穿箭游营”，于是众兵遂击杀该家仆，象春之子申详抚按，必欲查办首乱之人，且适李应元之父九成荡尽为元化市马之钱，为恐遭议罪，李氏父子乃率众辽丁拥孔有德在吴桥叛变。[137]
孔有德的叛军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由于孙元化力持抚议，甚至移檄各郡县，不许截杀，遂至一发不可收拾。[138]广东道御史宋贤即上疏抨击山东巡抚余大成毫无作为，但知“持斋戒杀，闭户诵经”，并建议应将孙元化“立赐斥谴，以昭国宪”，其疏中有云：
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积已极。其所辖士卒，数月间一逞于江东，则劓截主将；再逞于济南，则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
其中“劓截主将”乃指黄龙之腿遭叛兵拷折且被割去耳鼻一事，而余大成更因“不禁叛乱，而禁杀生”，致被民间讥其为“白莲都院”。[139]至于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除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荼毒内地外，亦抨击奉命率援兵救大凌的张焘，指其并无一人一骑抵凌，且又“卸罪于波涛，借词于风汛”。[140]
四年十二月，孔有德率兵攻抵登州城外，孙元化直到此际仍未放弃招抚的念头，五年正月，登州官兵与叛军战于城东南，由于副总兵张焘所率的辽兵遽引退，且半降于贼，而中军耿仲明等辽人又内应，城遂陷。总兵张可大自缢殉国，至于孙元化的属下，亦有潘云柱和沈履素等十九员将吏遇害。孙元化本人则自刎不成，与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徵等俱为叛军所掳。孔有德在此役中共虏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141]
由于孙元化对辽人素颇照顾，且叛军为寻求招抚的可能，孔有德遂用耿仲明的建议，于五年二月将孙氏和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王徵在放归后，曾具疏论及登州城陷前后的情形，中称：
初三之夜，内溃外应而城破矣！叛将不肯加害，且令兵士卫守。少刻，则孙抚台乘马而至，见城已破，辄自刎仆地。叛兵细搜徵身，恐亦自刎，防范愈严。[142]
指称孙元化在城破时曾试图自刎，但未遂。在元化长子和鼎所撰的《都阃潘于王暨元配两沈硕人合葬墓碣铭》中，也尝提到元化欲自刎殉国之事。[143]惟或因此举违背天主教十诫的教律，故在教会中人所撰的著述中，多避而不言。[144]
当时在登州负责教习火器的葡萄牙人，也有十二人在城陷时捐躯，另有十五人重伤。死难的统领公沙·的西劳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傔伴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录、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禄则各赠把总职衔，每名并给其家属赏银十两。其余诸人则各给行粮十两，令陆若汉遣送回澳门，并请陆若汉再拣选数十人入京教铳。[145]
孙元化在被俘后，风传他已为孔有德拥戴称王，且僭号顺天，于是众臣接连疏劾，[146]并延及首辅周延儒和兵部尚书熊明遇。如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疏称诸臣先前屡纠元化贪污欺诈，但均为周延儒所回护，终致有吴桥之变，此故“主登兵之叛逆者，非孔有德，乃孙元化也。成有德之叛逆者，非孙元化，乃周延儒也”。而兵科给事中李梦辰也借此一兵变指责熊明遇“谓度失宜，威望既不足以服人，才干亦不足以济变，难以久居司马之堂”。虽然崇祯皇帝表面上仍温旨慰留周、熊二人，但已埋下他们未几即遭去职的导火线。
当兵变发生后，朝中多言孙元化已反，因而将其家属囚系，徐光启则上疏代其申辩，并称如元化有反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147]事实上，孙元化的甥婿潘云柱在五年正月闻元化遭削籍听勘时，确曾拟反旗，但为元化所阻。[148]
五年三月，被叛军放还的孙元化，被逮至京师的镇抚司，究问其贿赂周延儒诸事，[149]孙氏在狱中遭到严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150]周延儒欲脱孙元化死罪，遂援其师徐光启入阁兼东阁大学士，共图之，但终无法挽回。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与张焘同弃市，宋光兰和王徵则遭遣戍。[151]孙元化和张焘死前，汤若望还曾乔装成送炭工人至狱中为其行赦罪礼。[152]兵部尚书熊明遇也因吴桥兵变时力主抚议，且因替与后金私下议和的宣府巡抚沈棨辩解，而同时被解任听勘。[153]自此，亲天主教的势力即淡出军中。
由于孔有德军皆辽人，曾临大敌，多谋敢战，且拥有并善用西洋火器，因此屡败内地的援兵，孔有德除四处攻城掳掠外，还诱执新任的登莱巡抚谢琏，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此一态势直到四千八百名的关外兵于五年八月加入山东行营后始改观。是月，孔有德兵败于沙河，山东行营兵并解莱州七月之围。[154]九月，官兵围有德于登州。六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以船百艘载男女一万二千余人（含精壮官兵三千六百余名），连同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在明军的堵截之下，狼狈地浮海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登陆降金，[155]令此一持续十八个月的兵变告一段落，然而叛军在山东地区则已造成“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结果。[156]
吴桥兵变虽结束，惟朝中对周延儒的攻击却日益激烈，如原任兵科给事中的孙三杰即疏称：(https://www.daowen.com)
今日养叛陷城、通款辱国之事，……实无一非延儒所为，……明知元化、禾嘉无功而冒，节钺不足服人，则设为复广宁，图金、复、海、盖之议，既而一事无成。……孙元化开府登州，结孔有德为心腹，纵辽兵肆劫，通国知其釀祸，延儒与熊明遇极力庇之。……元化则实恃延儒在内，自分可以不死，乃束身归命，以为抚局张本。……皇上大奋乾纲，立置元化于法，罢明遇，逮宇烈，延儒则竟以巧言支饰得免于罪。……延儒一日在位，海宇一日不宁。[157]
孙三杰虽遭切责，但仍陆续上言疏劾周延儒。[158]当时对周延儒的持续抨击有相当部分乃肇因于温体仁欲阴夺其位，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终于引疾乞归，体仁遂愿继其为首辅。[159]
至于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吴桥兵变之后，对治兵之事更是心灰意冷，转而全力投注于他自崇祯二年即已奉命负责的修历一事，年已逾七十的徐氏，纵然阁务殷繁，仍利用政余在夜间从事历法的推算和编译工作。六年十月，终以积劳成疾而病故。[160]
附录7.3
吴桥兵变中西洋火器的应用
在吴桥兵变中，我们可发觉火器在两军交战时已扮演一相当重要的角色，[161]如在莱州的攻防战中，守城的官军几乎日耗炮弹数百斤，至于叛军则先后将红夷大炮十余位和大将军三百余位投入战场，且因其先前曾受葡籍军事顾问的教导，故发射“准如设的”，而叛军所用红夷大炮的威力尤其惊人，每位重达二三千斤，“铁子每个重六斤，触之即折，城垛尽倾，守垛者无处站立”。
相对地，莱城守军初对西洋火器的使用并不熟悉，每以装药过多而导致炮铳炸裂。而谢琏新任登莱巡抚后，任命都司鲍守正督制火器，其所制竟然还是万人敌、轰天雷、火箭和火毬等传统火器，此一情形直到神武左营参将彭有谟于五年二月率师入授后，始有改善，彭氏原领川兵防守旅顺，颇具战斗经验，入城后，即定各炮填药的多寡，立命以纸将每斤火药裹作一包，如此在急忙中便不致差错，又命在装入炮弹后，以废纸或旧絮塞紧炮管，使炮口即便向下亦无坠脱之虞。
鉴于叛军的火力过强，崇祯皇帝特在五年四月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位至沙河，交付由刘宇烈所率领的二万五千名马步援兵，然而此一部队却于数日后在沙河大溃，大炮等火器悉为叛军所掳。直到八月中旬，在关外兵的摧锋陷阵下，莱城之围始解，而于该役中战功最著者，即属靳国臣、祖宽、祖大弼、张韬等关外诸将，其中祖大弼外号“祖二疯子”，为祖大寿之弟，他在大凌河之役时，即以英勇而名壮一时。至于靳国臣、祖宽和张韬等将，亦曾在天启七年的锦州之战中，立功厥伟。这支关外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其对火器的善用应是取得此捷的主要因素。
满洲人虽于天聪五年（崇祯四年）正月起，已在汉军佟养性的督造之下铸成红夷大炮，并于同年十月围大凌河一役时，使用自制的红夷大炮攻城，[162]但数量相当有限，且操作技术亦仍不精，孔有德军的归顺，不仅令满洲人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163]而且得到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的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164]促使明与后金在军事力量上明显呈现消长。
孔有德在致书皇太极乞降的手本中，有云：
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165]
其踌躇满志的心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此因舟师和大炮一直是满人最欠缺的，而如凭船运炮，再配合优势的马步兵，即有可能直接对山海关等要塞攻坚。孔有德在山东的各次战役中共夺得明军的红夷大炮近三十位，当其自海路撤离登州时，随船装载的数目虽不详，但必是此等奇器中最精良者，且相对于后金当时所拥有之数而言，亦必然相当可观。[166]无怪乎，皇太极会力排众议，出郊十里迎接，表达其对这支部队来归的重视。[167]
孔有德等辽将后均成为满洲入主中原的前锋，并多在清朝位极人臣，或因曾受恩于孙元化，故他们对孙氏的遗嗣常亦思眷顾，但和鼎及和斗均不应，[168]惟彼此间的关系仍相当密切，如在侯涵为孙和鼎妻沈氏所撰的六十寿序中，即称“当代异姓诸王及一时将相，多通门夙契”，[169]在和斗之子致弥所撰的诗集中，亦有作品送靖南王耿仲明之孙还朝，诗中有“三世交亲久更真”句。[170]孙致弥更曾因元化部属的推荐，而以布衣赐二品服出使朝鲜。[171]
事实上，除了孔有德和耿仲明之外，清初所封其他二王尚可喜和吴三桂，也均出自孙元化麾下，至于刘良佐、白登庸、刘泽清等降清将领，亦曾为元化之部属。[172]孙元化和徐光启完全不曾预料他们借助西洋火器和葡籍军事顾问所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竟然大多转而为敌人所用。[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