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教人士的人际网络与西学西教的开展
孙元化在天启二年以举人的身份被侯震旸破格举用，除其本身的才干过人外，彼此的同乡之谊或亦为一重要因素。至于孙承宗稍后对孙元化的拔举，则可能与元化之师徐光启攸关，此因孙承宗与徐光启的交情颇深，两人不仅为同年进士，且曾同入翰林馆学习数年。[174]天启元年，奉旨练兵的徐光启遭劾去，孙承宗即偕友人在京师城外的关公祠为其饯送，[175]所以当孙承宗督理辽东之时，徐光启也还推荐其另一门生鹿善继出任他的重要幕僚。[176]
在孙承宗的朋侪亲友当中，也不乏对天主教抱持友善态度者，如在其《高阳文集》中，收有“友人叶向高”“年家晚生佟国器”以及“后学周亮工”所撰的序文，其中叶向高尝邀艾儒略入闽传教，并向门生黄景昉等人引介西学西士，[177]而向高之孙益蕃除参校艾儒略的《三山论学纪》和《几何要法》外，甚且领洗为教徒。[178]至于黄景昉则与师事徐光启的天主教徒韩霖为好友。[179]佟国器之父卜年则与承宗之子为交谊甚笃的同年，佟国器且与孙之淓（承宗长孙）在闽共事，而佟国器除为阳玛诺的《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何大化的《天主圣教蒙引》、贾宜睦的《提正编》作序外，还曾于顺治十二年捐资在福州修建教堂。[180]佟国器笃信天主教，惟因有妾而未能领洗，康熙“历狱”时曾因助修教堂一事遭杨光先控告，晚年休妾，率正室和三百余家人一同领洗，[181]佟氏也与孙元化后人颇多往还。[182]至于周亮工则在序中称己与孙之淓为“十年旧交”，且又“同事于闽”，在福州新教堂落成的勒石上，亮工即为列名祝贺的官员之一。
孙元化得以不经正途而步入官场，显然受到其师长和同乡前辈的大力提携，稍后，他更透过联姻以强固这层关系（参见图表7.1），如元化尝将外甥女王氏嫁与徐光启之孙尔斗为妻，[183]且将其女嫁与侯涵（震旸幼子岐曾之季子），[184]这使得孙家与徐、侯两家的情谊更笃。此故，在侯震旸之长子峒曾于顺治二年嘉定城破死难后，代其经理家事者即为孙元化的次子和斗。[185]而孙元化的外甥沈卜琦，在元化因吴桥兵变被逮系狱后，也被徐光启延至家中教授子弟，且在光启病卒后，保护其子孙免遭无赖欺侮。[186]
孙元化的交游网络也往往与其师徐光启出现直接或间接的关连，如自称与元化“相知最深”的同乡好友徐时勉，不仅是其子和鼎、和斗以及外甥沈卜琦的业师，[187]且因精于毛诗，而尝以“后学”之自称，替徐光启的《徐文定公诗经传稿》一书作评。[188]
孙、徐、侯三家与当时江南抗清的知名士大夫间，亦存在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如孙和斗曾在徐光启门生陈子龙殉国后照顾其遗孤，[189]陈氏乃因涉及顺治三年的吴胜兆起义一事而捐躯，侯震旸的幼子岐曾当时也由于藏匿故人陈子龙而遭逮捕遇害，侯涵亦因此事入狱，久之始获释。[190]至于与陈子龙共结几社并同年中进士的夏允彝，亦与侯家联姻，允彝之女即嫁与侯涵的二哥玄洵，允彝之子完淳与侯涵并为生死之交，完淳后且因受陈子龙事牵连而入狱死，允彝则在听闻友人侯峒曾、黄淳耀等于嘉定之役死难后，投水死。[191]夏允彝尝著《西洋算法》一卷，而在其儿女亲家钱栴所撰的《城守筹略》中，也多次引录王徵和徐光启的论兵言论。[192]
前段中所提及的黄淳耀，乃为侯峒曾和侯岐曾诸子之师，他在未第时，尝馆于钱谦益家，钱氏对黄淳耀、孙承宗和李邦华极为敬服，誉之为三君子。[193]钱氏本身是孙承宗的门生，他与常熟瞿汝稷为姻亲，并与汝稷的侄子式耜有极为亲近的师生之谊，而式耜与耶稣会士颇有往来，式耜的二伯汝夔和其堂弟式穀且均领洗入天主教，汝稷也与叶向高相熟。[194]至于李邦华则与孙承宗为同年进士，天启四年，李氏因风传欲招孙承宗入觐以清君侧，而为阉党所嫉，翌年，即借故劾削其官，崇祯二年，李氏加兵部尚书，尝与同年徐光启共同负责京师的防卫工作，而李邦华所师事的同里前辈邹元标，也尝与利玛窦论天学，并荐举杨廷筠出任河南按察司副使。[195]
此外，与陈子龙和夏允彝同为好友的何刚，亦与天主教徒关系密切，他尝于崇祯十七年正月入都上书，举荐天主教徒韩霖等人，韩霖与陈子龙均曾师事徐光启，此或是何刚知悉韩霖在兵学方面有深厚造诣的重要缘故。何刚在陈子龙的协助下，尝募兵训练水师，后以其兵隶史可法，两人互酬为知己，并同于顺治二年在扬州城破时一同殉国。[196]而史可法在崇祯十六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时，也曾起用徐光启的外甥暨门人陈于阶为南京钦天监博士，并命其以天文官之衔负造炮之责，可法后且有招艾儒略共商赴澳借兵及购求火器之举。[197]
在陈子龙所交游的名士当中，亦屡见与奉教人士有深切关系者，如陈继儒与杨廷筠相交甚笃，[198]而陈继儒的好友郑鄤亦为王徵的同年知己，郑鄤于万历三十六年补常州府学生员时，杨廷筠即为其宗师，郑鄤也尝与徐光启品评当世人才，其二女婿的兄弟许之渐，入清后亦曾因替教会书籍作序，而于康熙“历狱”中遭疏控免官，[199]许氏且尝与孙元化之孙致弥唱和。[200]
明末许多领洗的士大夫由于身属第一代奉天主教之人，故多以扩展西学西教的影响力为己任，而科举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往往是其最重要的途径，除了前述所叙及的各个例子和关系外，如在与杨廷筠同科（万历二十年）的进士当中，我们可发现冯应京晚年几乎入教；[201]翁正春曾疏荐徐光启、李之藻，庞迪我和熊三拔进行修历；[202]曹于汴曾考订校刻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并序庞迪我的《七克》；[203]苏茂相曾序艾儒略的《三山论学纪》；陈民志尝跋利玛窦的《万国坤舆图》；李日华曾与利玛窦交游；[204]袁宏道与利玛窦往来频繁；[205]至于孙学易，则为天主教徒孙学诗之兄；[206]而韩爌家族中人也颇多领洗入教者，韩爌乃为鹿善继祖父久徵于万历十六年在山西乡试所拔举之士，历官大学士，后因身为袁崇焕的座主而遭疏劾。[207]
事实上，除了同年之外，从前述万历二十年壬辰科的案例，我们亦可发现该科对西学西教较友善的进士当中，还存在另一层因科举文化所产生的更密切关系，当时每科除钦点的两名主考官（称为座师）外，还有十八名左右的同考官（称为房师），分易（共五房）、书（共四房）、诗（共五房）、春秋（共一房）和礼记（共一房）等十六房进行初步的拣选，每房约取士一二十人，这些同房进士的交情通常要比同年来得更亲近，如前述的杨廷筠、冯应京、韩爌、曹于汴和苏茂相诸人，即同出春秋房；翁正春和孙学易同属易五房；至于袁宏道和陈民志则属书三房。[208]其中负责书三房的同考官焦竑还是徐光启的座师，焦氏曾在担任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主考官时，将徐氏拔置第一。[209]
在李之藻的同年（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当中，祁光宗尝跋利玛窦所制的《万国舆图》；姚永济曾考订并校刻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吕图南尝撰《读泰西诸书序》，文中称其曾于万历三十五年在京见到利玛窦，得读其《畸人十篇》及《天主实义》等书，后亦与在闽传教的艾儒略深交；张维枢有《学纪、物原二篇序》，并称己与利玛窦和艾儒略均相交，后更撰《利玛窦行实》，记利氏的生平事迹。(https://www.daowen.com)
在与徐光启同科（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的进士当中，樊良枢尝序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万崇德、刘廷元、张鼐、李养志、李凌云、杨如皋、张键均曾考订校刻熊三拔的《泰西水法》；黄鸣乔为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担任福建乡试主考官时所取之士，[210]尝撰有《天学传概》一书，简述天主教传华之历史；刘胤昌、周炳谟和王家植均序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周炳谟和姚士慎且曾参与考校利玛窦口授的《几何原本》；王家植并在《畸人十篇》的序中称己“因徐子而见利子”，明白指出他是在徐光启的引介之下而认识利玛窦的。
除了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三位著名天主教士大夫的同年之外，其他出现天主教徒的各科亦有较多进士对西学西教感兴趣。如王徵登科的天启二年壬戌科，即有郑鄤、王铎、郑之玄、张国维等人，或赠诗耶稣会士，或为教会中人的著作撰序。而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进士当中，瞿式耜的二伯汝夔和其堂弟式穀、魏大中之子学濂以及佟卜年之子国器均领洗入教，同科的毕拱辰、朱大典、方孔炤（及其子以智、其孙中通）、曾樱、袁中道、阮大铖、瞿式耜、李政修、汪秉元等人，也与奉教人士往来密切。[211]其中瞿式耜更尝被出任督学御史的杨廷筠拔为岁试第一，而孙承宗亦为瞿氏及方孔炤中万历四十三年应天乡试的主考官。[212]
至于其他各科对西学西教较友善的进士，也不乏其人，部分座师和房师的态度，或亦可能对此产生影响，如以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为例，叶向高即为两名主考官之一，而徐光启则为同考官之一，此科中的孔贞时、周希令尝序阳玛诺的《天问略》，他们与鹿善继等人同为徐光启所取士。至于王应熊亦曾序阳玛诺的《天问略》，朱大典、沈棨和李天经曾分别被徐光启推举为适合修历或仿制西洋大炮的人选，徐景濂尝赠诗耶稣会士，而冯铨则于顺治元年协助汤若望获得管钦天监事的职务，[213]惟因资料的阙佚，他们的房师究竟为何人，已难查考。
此外，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的主考官之一为冯琦，冯氏曾与利玛窦相交，[214]该科进士中的黄建衷尝考校利玛窦的《几何原本》，彭惟成序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崔淐序庞迪我的《七克》，熊明遇序《七克》和熊三拔的《表度说》，郑以伟序《七克》和《泰西水法》，彭端吾序《西圣七编》等。[215]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主考官之一为翁正春，该科进士中的贾允元、陈玄藻、陈仪、侯震旸等，均有接触西学或奉教之人的经验。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的主考官之一为韩爌，同考官为王应熊、冯铨、曾楚卿、樊良枢等，[216]徐光启则任殿试的掌卷官，[217]该科进士中的庄际昌、金之俊、袁崇焕、吴阿衡、刘宇亮、邵捷春等，均曾与教会中人亲近。[218]
虽然在杨廷筠的同年当中，亦有掀起“南京教案”的沈
，而在王徵的同年当中，也包括大力抨击西人西教的卢兆龙和王启元，[219]但一般说来，万历中叶至天启初年的进士和考官当中，已知对西学西教抱持友善态度者，要远超过排拒之人，[220]而他们之间也屡见同社之谊，如在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矫旨所颁的《东林党人榜》中，[221]即可见叶向高、魏大中、鹿善继、孙承宗、侯震旸、钱谦益、曹于汴、曾樱、崔景荣、郑鄤、李邦华、韩爌、朱大典、张问达、熊明遇之名。[222]此外，马世奇、史可法、张国维、黄淳耀、邹元标、冯琦、翁正春、侯震旸、侯峒曾、侯岐曾、李之藻、瞿式耜等人，亦均为东林中人。[223]至于徐光启，虽反对结党，但仍与东林关系密切。[224]这些对西学西教抱持友善态度的东林党要角，多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时，相继遭罢黜或自行退出政坛，此对天主教当时在华的发展明显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
崇祯皇帝即位后，阉党被黜，许多先前遭罢斥的东林党人重获起用，他们对西学西教的态度，似乎更透过师生、通家子弟和姻亲等关系，影响复社（被目为“小东林”，于崇祯二年首次召开大会）的成员，[225]如在该社的名单中即可见到魏大中之子学濂、熊明遇之子人霖、韩爌之侄垍，侯震旸之子岐曾及其三孙（玄洵、玄汸和涵）。而复社的领袖张溥，更为徐光启在崇祯四年担任廷试读卷官时所取之士，尝获侍左右，亲见徐氏推究泰西历学。[226]此外，前文中所提及的夏允彝、夏完淳、黄淳耀、徐时勉、韩霖、许之渐、何刚、陈子龙等，亦均为复社中人。[227]在韩霖《守圉全书》一书中，我们也可见到“同里社弟段衮”“里社眷弟王大武”“都门社弟梁以樟”“金坛社弟张明弼”“云间社弟夏允彝”等人所撰之序，由他们的序文亦可知同社之谊对奉教士大夫传播西学西教的努力颇具作用。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孙元化等天主教徒相当有效地透过师生、同年、同社、同乡和姻亲等关系，将西学和西教的影响力延展至其周遭的士大夫，虽然因而领洗入教者并不甚多，[228]但他们对西人西教的态度，一般说来多相当友善。
然而我们也必须理解，少部分具有前述密切关系之人，其对西教的态度仍属负面，如天主教徒魏学濂的挚友黄宗羲，即尝在其《破邪论·上帝》一文中，批评天主教曰：
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记其事，实则以人鬼当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此等邪说，虽止于君子，然其所由来者，未尝非儒者开其端也。[229]
而瞿式耜的老师钱谦益亦尝指天主教是世间三大“妖孽”之一，并称如果不除此三者，则“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230]即使是曾因兴趣而向耶稣会士习制器之学的熊开元，也尝抨击其好友金声不应过分笃信天主教。[231]
至于前述与天主教徒关系密切的士大夫，也往往同时与佛教相当亲近，如侯涵的长兄玄汸尝欲成立一社以济贫，黄淳耀即引释典为其命名为慧香社，并称儒释两家的道理相近，在黄淳耀的日记中也屡见他修禅佞佛的行为，而侯峒曾的二子玄瀞也曾入西山参禅，后并出家为僧，[232]至于在孙承宗和叶向高等人的文集中，佛教思想更屡见不鲜。此因中国知识份子对宗教的态度，常不十分严肃，他们可以同时对不同宗教产生包容与兴趣，在其心目中，儒学或政治所占的比重，往往远超乎宗教之上。[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