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 语
明末，天主教士大夫把握知识界澎湃的实学思潮，积极引介入西方较进步的火器、历算和器用之学，以为扬教的工具。他们视西洋的格物穷理之学为天主教的“绪余”，将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与基督宗教相提并论，相信其教理足以“补儒易佛”、匡救时弊。[234]
虽然明季也有人对西学的传入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如苏及寓在崇祯十一年所撰的《邪毒实据》一文中，即尝抨击曰：
（西士）多借技艺，希投我圣天子之器使，胡公卿士大夫相率诗咏之、文赞之、疏荐之，至于礼乐、兵刑、钱谷、营建诸大权，皆让能于夷，欲夷司其事。……此夷藏奸为市忠，助铳令人喜其有微功，祈雨令人疑其有神术，自鸣钟、自鸣琴、远镜等物，令人眩其有奇巧。[235]
林启陆在其《诛夷论略》一文中，亦对西人“正度数”与“铸贡铳”二事有功于朝廷一说提出驳斥，称：
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其变乱治统，觑图神器，极古今之大妄。……区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从未见三代、唐、宋以来，治历明时、防夷御寇者，俱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为哉！吾且谓国家之大僇辱者此也，而反以此为荣，不亦丑乎！[236]
他们或怀疑西人引进技艺之学的目的是为弄权，或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否定使用西铳、西历的必要。但抱持此类态度者并非多数，事实上，西学似乎已成为明末知识界的时尚之一，在万历初至崇祯末所取的二十五科进士当中，据笔者目前已知，即有至少约一百七十人对天主教抱持友善的态度。[237]
徐光启可说是当时融通西学最成功的一位奉教士大夫，他在兵学、历算和农学等方面，均颇有造诣。随着流寇和后金侵扰的扩大，徐光启乃积极投入兵事，且在李之藻等人的协助之下，多次自澳门募集大铳和炮师，以进行“军事改革”。这些天主教人士在积极引进极具威力的西洋火器时，内心均洋溢着宗教热情，并满怀改革憧憬，如徐光启的门生韩霖即尝称“天下若改弦而理之，则犹可以为”，[238]认为西学足以经国济世、救危图存。
崇祯三年，师事徐光启的孙元化被特旨拔擢为登莱巡抚，成为明末拥有兵权的奉教人士中职衔最高者，他在王徵和张焘等天主教徒的辅佐之下，于山东半岛建立了一支精锐的火器营，不仅装备了重型的红夷大炮，更接受葡籍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支训练精良的劲旅，原本有机会至少延缓满人的入主中原，无奈因孔有德部所引发的“吴桥兵变”，竟使得这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引进西学的运动就此烟消灰灭。
徐光启尝曰“火炮我之所长，勿与敌共之”，并称如西洋大铳的制造和使用之法为敌所得，则“自此之后，更无他术可以御贼、可以胜贼，……若不尽如臣法，宁可置之不用。后有得用之时，……万一偾事，至于不可救药，则区区报国之心，翻成误国之罪”。[239]然而孔有德在明军的围剿之下于崇祯六年降金，竟使得明朝所拥有较先进的西方铸炮和操炮技术，亦随之落入满人手里，并成为其入主中原的利器，令人不得不慨叹造化之弄人。
孙元化的失败，有部分肇因于他不善知人，如其所举用的总兵黄龙，即因贪渎而引起兵变。崇祯二年冬，孙承宗曾密令元化应对孔有德、李九成和耿仲明等前毛文龙僚属多加防范，元化也曾自云“此数猾不可复东”，[240]亦即不欲让这些人再坏东事，但当其获授登莱巡抚后，却又以孔氏等人典兵，终于酿成“吴桥之变”。
或因孙元化是被下狱论死的，故在明末由天主教徒所撰的著述中，常讳言其名，如汤若望在《火攻挈要》中叙及“麻线馆之捷”时，即仅称其为“某中丞”，而韩霖在《守圉全书》中，虽多次引录孙元化的著述，但他也在体例中特别说明：“即国之罪臣，言有可用，不以人废也。”时人颇多对孙元化的下场不表同情，如曾讲学于首善书院的华允诚，即在其疏中慨叹“洁民爱己”之余大成竟然与孙元化同遭下狱的命运。[241]《明史·选举志》中则称明末授官以进士为重，间有擢用举人者，但却往往未副所望，孙元化即为所举列之一。[242]
虽然天主教人士以西洋火器挽救明朝的努力是以失败告终，但在明末清初的军事史上，教会中人却仍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其中徐光启一门的兵学素养，尤其可观。入清后，顺治皇帝尝获见钦天监所藏的《徐氏庖言》一书，此为徐光启将其有关练兵的疏稿结集所成，顺治帝读不释手，曾叹曰：“使明朝能尽用其言，则朕何以至此。”[243]言辞间颇看重徐光启在兵学上的造诣。
在徐光启的门生当中，除了孙元化之外，亦人才济济，如韩霖尝学兵法于徐光启，亦向高一志学习铳法，并撰有《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神器统谱》《炮台图说》等兵书，而为其序《守圉全书》一书者，更包括韩爌等十余位知名人士，甚至有誉此书可以“为天下重开数百年太平”者，亦有称是书“可与六经并传”者。韩霖之兄韩云（万历四十年举人，历官至葭州知州），也师承徐光启，并与孙元化相熟，尝从西洋陪臣习学并翻译造城之法。[244]徐光启的外甥暨门人陈于阶，亦曾在崇祯末年以天文官担任造炮之责。
从孙元化的一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觉师生、同年、同社和同乡等关系，对其宦途曾产生相当密切的影响，这些人之间往往还透过联姻以加强彼此的关系，更且将这层关系延伸至后辈。类此的社交网络本为当时士大夫阶层所习见，然而在孙元化的个案中，最特出的一点，则是另出现同教的关系贯穿其间。徐光启可以说是此一天主教士人社群的核心，而杨廷筠、李之藻、王徵等人以及光启的门生则为主要分子。西学和西教即是透过这些奉教士大夫的人际网络，而在明末的知识界广泛地扩展开来，其程度或许远超过先前学界的了解。[245]
明季的天主教士大夫虽然基于救国和扬教的双重目的，而积极引进西方当时较先进的火器知识，但此一遭人批评为“制造杀人毒器”的举动，显然与天主教“畏天爱人”的主张相悖。类此的矛盾，常令这些奉教之人彷徨失落，此故王徵会在入教之后，严重违反“勿行邪淫”（包含不得娶侧室）和“勿杀人”（包含不得自杀）的戒律，先因无嗣而私娶妾，次于明亡时绝粒而死，陈于阶会在清兵攻陷扬州时，自经于天主堂，而孙元化也会在登州城陷时试图自刎。[246]
当渺小的个体承受两对等文明因接触所产生的冲突时，其结果往往充满尴尬与苦痛。孙元化尝见一两头蛇，认为与己身的行藏颇相类，因而口占一诗曰：
……蜿蜒不留停，奔赴孰趋使？当南更之北，欲进掣而止。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混心腹肾肠，各口颊唇齿。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247]
此诗所形容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的矛盾与挣扎，或亦可拿来作为明清之际许多奉教人士在试图融合天主教与儒家此两大传统时的适切写照。
【注释】
[1]原刊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笔者感谢黄宽重教授提供相关资料。
[2]C.R.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1621-1647.”惟因此文中仅引用西文资料，而未能比对中国方面的记载，以致其中许多记事或系年往往与史实不合。
[3]Keizo Hashimoto，Hsü Kuang-Ch’i and Astronomical Reform.
[4]施宣圆，《徐光启军事实践与军事思想述评》；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大炮的输入及其影响》；牟润孙，《明末西洋大炮由明入后金考略》；马楚坚，《西洋大炮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5]有关韩霖及其亲兄弟韩云、韩霞三人的奉教事迹，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页253—258。
[6]本章中所叙及的历史事件，如未另加注，均请参见《国榷》。至于明与后金间的征战，则详见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
[7]下文中所提及的此次购铳事，均请参见《徐光启集》，页179—183。
[8]参见Juan Ruiz de Medina S.J.，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Its Origins 1566-1784，p.276.此书原以西班牙文撰写。又，下文中所提及各耶稣会士的姓名、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迹，均请参见Joseph Dehergne，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9]《明史》卷98，页2438。
[10]《明熹宗实录》卷6，页2、10。
[11]《徐光启集》，页174。
[12]《明熹宗实录》卷9，页13—14、20。
[13]《徐光启集》，页175—176。
[14]《徐光启集》，页179—181。
[15]《徐光启集》，页181—183；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7，页2。
[16]先前有关此四门大铳来华的详细过程，均不甚了了，此据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徐光启集》，页181—183。
[17]《明熹宗实录》卷17，页18。
[18]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页7—16；卷2，页1—4。《明熹宗实录》卷23，页19。
[19]钱谦益，《太尝寺少卿管光禄寺丞事赠大理寺卿赐谥鹿公墓志铭》。
[20]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页8。
[21]孙氏生平事迹，除另加注外，均请参阅《明史》卷248，页6436—6437；王鸿绪，《明史稿》，列传，卷140，页2—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页234—39；Fang Chaoying，“Sun Yüanhua.”
[22]佚名，《江东志》卷7，页1；卷8，页13—14。程其玨修，杨震福等纂，《嘉定县志》卷26，页6、9。李俨，《中国算学史论丛》，页163—164。
[23]宋如林修，孙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45，页51；俞樾纂，应宝时修，《上海县志》卷23，页10。
[24]如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九或四十年所写的家信中，即称“初阳家书可即送”；《徐光启集》，页483—484。
[25]此传未收入新编的《归庄集》中，笔者所见乃出自《江东志》卷8，页3—14。
[26]归庄，《归庄集》卷4，页273—274。
[27]下文中有关孙元化之事迹，如未特别加注脚，即请参阅此传。
[28]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36—39。
[29]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页234—239。
[30]Juan Ruiz de Medina，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Its Origins 1566-1784，p.273.
[31]徐光启，《弥撒冠议》。
[32]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39—41。
[33]《明熹宗实录》卷19，页22。
[34]《明熹宗实录》卷20，页10、18。
[35]此段中所提及的各文件，请参阅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页28—31；韩霖，《守圉全书》卷2，页65—70。
[36]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页10；《明熹宗实录》卷29，页6。
[37]鹿善继，《认真草》卷14，页13；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页13。
[3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页292、402。
[39]此见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页15。任道斌在其《“西学东渐”与袁崇焕》一文中，抨击孙元化“对西洋炮不知其所以然，以为其炮身太薄，仿铸时随心所欲地加厚炮身，改短炮筒，而不察西洋炮制造时‘铁熟锻、筒精卷’等先进工艺，往往难免罅隙，爆炸自伤，竟反归咎于西洋炮，视为赘物，甚至畏惧而不敢使用”，其说未注出处，笔者相当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任氏之文收入《袁崇焕研究论文集》，页301—309。
[40]《明熹宗实录》卷27，页24。
[41]此批澳兵的统领之名，先前并不为学者所习知，笔者乃自委黎多于崇祯三年正月所上的《报效始末疏》中获见，委黎多在疏中自称为“住广东广州府委香山县濠镜嶴议事亭西洋商舶臣”。委黎多或为耶稣会士Diogo Correa Valente（？—1633）之译音，其人驻澳门，时任中国区主教。参见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p.76.
[42]《明熹宗实录》卷33，页13、27。
[43]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委黎多，《报效始末疏》；方豪，《李之藻研究》，页171—173；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
[44]此据委黎多所上的《报效始末疏》，张小青在其《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一文中，将李之藻所解送之炮误为全得自雷州府海康县者。
[45]周铮，《天启二年红夷铁炮》。
[46]唐时升，《三易集》卷3，页14。
[47]《明熹宗实录》卷67，页19。
[48]孙铨辑，《孙文正公年谱》卷1，页10。文正为孙承宗之谥号。
[4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41；海滨野史，《建州私志》，页278。
[50]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2，页13—14。
[51]《明熹宗实录》卷69，页20。任道斌在其《“西学东渐”与袁崇焕》一文中，抨击彭簪古“排斥西洋炮，任之废弃不用”，惟其说未注出处，也未做任何说明。
[52]参见《徐光启集》，页211。《明熹宗实录》卷67，页20—21；卷68，页3；卷69，页11、20。后金自陈在该战役中“糜烂失亡”者，凡一万七千余人。
[53]《明熹宗实录》卷68，页11、30—31。
[54]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3，页6。
[55]《明熹宗实录》卷69，页1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41。
[56]《明熹宗实录》卷70，页32、37。
[57]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33，页6；《明熹宗实录》卷72，页18。
[58]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3，页14。
[5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49—51。
[60]《崇祯长编》卷17，页16—18。
[61]《崇祯长编》卷20，页6。
[62]《徐光启集》，页269—271。
[63]《崇祯实录》卷2，页14—17。
[64]《徐光启集》，页272—275。
[65]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熙朝崇正集》卷2，页15—19。
[66]下文中有关此次贡铳的细节，均据韩霖《守圉全书》中所收录的《公沙的西劳》、陆若汉致韩云书、梁廷栋《神器无敌疏》、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以及陆若汉《贡铳效忠疏》等文（卷1，页94—95；卷3之1，页83—95）。
[67]参见黄一农，《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68]委黎多，《报效始末疏》。有关陆若汉在华事迹，亦可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页34—43。
[69]Michael 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p.338.
[70]《崇祯长编》卷30，页5。
[71]《崇祯长编》卷33，页28。
[72]《崇祯长编》卷34，页42—44。
[73]《崇祯长编》卷35，页18。
[74]《崇祯长编》卷35，页17—19。
[75]祝淮修，黄培芳纂，《新修香山县志》卷6，页35。
[76]《明史》卷242，页6287。
[77]何乔远，《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墓志铭》。
[78]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4，页83—90；《明熹宗实录》卷11，页4。
[79]瑞麟、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117，页2—4；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4，页88—89。
[80]此段中有关荷兰人占据澎湖之叙事，均请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页602—607、624—630；此书甲编乃于1930—1931年间由史语所在北平出版，乙编之后则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起陆续出版。另参见包乐诗（Leonard Blusse），《明末澎湖史事探讨》。
[81]《国榷》卷91，页5555。
[82]《崇祯长编》卷36，页4、23。
[83]《崇祯长编》卷37，页29。
[84]下文中有关此批葡军援华的详细讨论，可参见Michael 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pp.334-353；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页767—787；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又，韩云在《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中，则称当时入华的葡军共四百八十人。
[85]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i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p.15.
[86]《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页622—623。
[87]Michael 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pp.248-268.
[88]C.R.Boxer，“Notes on Early European Military Influence in Japan（1543-1853）.”
[89]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
[90]Michael 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pp.338，345.
[91]《崇祯长编》卷41，页13—14。
[92]《崇祯长编》卷43，页29。
[93]《崇祯长编》卷44，页8。
[94]在归庄的《孙中丞传》中未注明时间，笔者将此事系于崇祯元年戊辰岁，乃因孙元化尝在记其与王徵论交始末之文中称：“戊辰，余赐缳，道出广陵……”王徵时任扬州（古名广陵）推官，而赐缳则为臣子获赦召还之谓。孙氏之文转引自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1辑，页228—229。
[95]《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页721。
[96]《崇祯长编》卷30，页14—15；黄之雋等，《江南通志》卷145，页12；《国榷》卷91，页5517。
[97]《崇祯长编》卷32，页44。
[9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61；《国榷》卷91，页5539—5540。
[99]《崇祯长编》卷36，页22—23。
[100]《明史》卷270，页6940。
[101]《崇祯长编》卷38，页9。
[102]《崇祯长编》卷34，页18—19；卷37，页2。
[103]李光涛，《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中，页27；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又，在《火攻挈要》中称此役共“殄敌万余”，似有浮夸之嫌。
[104]《仁祖朝实录》卷25，页49。
[105]此段参见《仁祖朝实录》卷25，页1、5。
[106]《崇祯长编》卷39，页13。
[107]《崇祯长编》卷42，页12。
[108]《崇祯长编》卷40，页1。
[109]《徐光启集》卷6，页289、310—311。
[110]《崇祯长编》卷46，页27。
[111]《崇祯长编》卷48，页7—8。
[112]《崇祯长编》卷52，页18。
[113]《王徵遗著》，页274。
[114]《王徵遗著》，页329—330。(https://www.daowen.com)
[115]《王徵遗著》，页143—146；方豪，《李之藻研究》，页15—17。
[116]闻在上修，许自俊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页31—33。
[117]《江东志》卷8，页17—18。
[118]沈履素是潘云柱元配的仲弟，而潘云柱的续室沈氏则是孙和鼎的表姊。《江东志》卷10，页16—19。
[119]王介，《泾阳鲁桥镇志》，乡贤志，页8；仕宦志，页8。
[120]《崇祯长编》卷47，页4—5。
[121]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63。
[122]《崇祯长编》卷47，页11；卷52，页25。熊明遇事迹可参见冯锦荣，《明末熊明遇父子与西学》。
[123]《仁祖朝实录》卷25，页39。
[124]《仁祖朝实录》卷25，页39—42；《崇祯长编》卷52，页30。
[125]《明史》卷271，页6966。
[126]《崇祯长编》卷34，页1。
[127]《崇祯长编》卷53，页6—7。
[128]《崇祯长编》卷53，页8—9。
[129]《崇祯长编》卷53，页23。
[130]《崇祯长编》卷53，页25—26。
[131]《崇祯长编》卷53，页13。
[132]《崇祯长编》卷53，页18。
[133]孙承宗，《高阳集》卷20，页28。
[134]周文郁，《边事小纪》卷1，页5。
[135]《崇祯长编》卷54，页9；《明史》卷250，页6476—6477。
[13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63。
[137]下文中有关吴桥之变的叙事，如未另加注，均请参阅毛霦，《平叛记》，页1；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62—63；文秉，《烈皇小识》卷3，页12—14；光绪《嘉定县志》卷32，页10；宋伯胤，《孙元化与吴桥兵变》。
[138]《崇祯长编》卷54，页14—15。
[139]《崇祯长编》卷52，页30；卷54，页16—17；卷55，页12。
[140]《崇祯长编》卷54，页18—19。
[141]《崇祯长编》卷54，页22；卷55，页2—3。
[142]《王徵遗著》，页150—51。
[143]《江东志》卷10，页17。潘云柱，字于王，上海人，为孙元化的甥婿。
[144]如方豪在其《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的孙元化小传，即未提及自刎事（上册，页234—239）。
[145]《崇祯长编》卷58，页5—6。
[146]《崇祯长编》卷56，页12—19。
[147]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徐光启行略》。
[148]《江东志》卷10，页17；《崇祯长编》卷53，页18。
[149]《崇祯长编》卷56，页20；卷57，页1。
[150]《王徵遗著》，页330。
[151]《明史》卷248，页6436—6437；《崇祯长编》卷61，页24。同治《上海县志》的孙元化小传中，则误以其“于辽阳抗大兵殉节”（卷23，页10）。
[152]Alfons V
th S.J.，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rt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92-1666.p.98.
[153]《明史》卷257，页6629—6631。
[154]《崇祯长编》卷61，页15—16；卷62，页24、31—32。
[155]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16—17、320。《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页16—17；卷14，页1—11。《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页27—29。
[156]《崇祯长编》卷64，页24。
[157]《崇祯长编》卷62，页6—7。
[158]《崇祯长编》卷62，页15；卷63，页15—16、30—31。
[159]《明史》卷308，页7925—7928。
[160]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192—206。
[161]此段详见毛霦之《平叛记》。
[16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2；卷10，页3—4。
[163]除葡籍顾问所携带的火器之外，孙元化于崇祯四年六月，尚收到广东解到的“斑鸠铳二百门、鸟铳一千门，造铳匠作并放炮教师共五十三员”，这些或多流入孔有德之手。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页779。
[164]参见第十二章。
[165]转引自箫一山，《清代通史》卷上，页144—145。
[166]如后金参将祝世昌在天聪七年（崇祯六年）七月所上的奏疏中，尝称当时后金总共才拥有红夷大炮三十多位，其中还包括孔有德所携来者以及六月破旅顺时所虏获者。参见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
[16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19—20。
[168]康熙《嘉定县续志》卷3，页30。
[169]《江东志》卷9，页16。
[170]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2，页7—8。
[171]孙致弥，《杕左堂集》，张鹏翀前序。
[172]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1，页2；卷1，页17—19。
[173]韦庆远，《清王朝的缔建与红衣大炮的轰鸣》；李格，《孔有德》《耿仲明》。
[174]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71—72。
[175]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1，页10。
[176]鹿善继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徐光启为其房师，鹿氏尝自称己所受的师恩在“风尘格套”之外；陈
编，《鹿忠节公年谱》卷上，页7。
[177]艾儒略，《三山论学记》（Courant 7122），黄景昉前序。
[178]黄伯禄，《正教奉褒》，页21。
[179]黄景昉，《鹿鸠咏》卷2，页8。
[180]佟国器，《建福州天主堂碑记》（Courant 1202）。
[181]柏应理，《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甘第大传略》，页74。
[182]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6，页12；词，卷1，页6—7。
[183]此见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6，页21。或因孙元化视自幼抚育在家的王氏如同己出，此故在徐光启独子徐骥所撰的《文定公行实》中，即称尔斗所娶乃元化之女；《徐光启集》，页562。
[184]《江东志》卷9，页15—17。
[185]梁蒲贵、吴康寿修，朱延射、潘履祥纂，《宝山县志》卷10，页66。
[186]《江东志》卷8，页17—18。
[187]康熙《嘉定县续志》卷5，页31—33；《江东志》卷8，页17；光绪《宝山县志》卷12，页6。
[188]此书收入1983年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刊行的《徐光启著译集》。
[189]光绪《宝山县志》卷10，页66。
[190]汪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5，页27—28、32。
[191]《明史》卷277，页7098—7099；咸丰《紫隄村志》卷7，页3、27。
[192]李俨，《中国算学史论丛》，页273；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页260—264。
[193]金惟鳌纂辑，《盘龙镇志》卷上，页89—90；康熙《嘉定县续志》卷5，页33；光绪《嘉定县志》卷32，页11；王初桐纂，《方泰志》卷3，页3。
[194]钱谦益，《明长芦都转盐运使司都转运使加太仆寺少卿致仕元立瞿公传》；黄一农，《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瞿汝夔（太素）家世与生平考》。
[195]周树槐等纂修，《吉水县志》卷22，页74—80；《崇祯实录》卷2，页14；方豪，《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Nicolas Standaert，Yang Tingyun，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p.36.
[196]《明史》卷274，页7025—7026。
[197]陈垣，《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Courant 1017），页6。
[198]如陈子龙曾偕友夜宿陈继儒宅，并赋诗记游；参见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28，页27。
[199]此段的内容，详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200]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2，页25。
[201]林东阳，《明末西方宗教文化初传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冯应京》。
[202]陈鼎，《东林列传》卷17，页26。
[203]本节中所提及由进士撰写序跋的天主教书籍，如未特别注明的话，均收入《天学初函》中，惟部分序跋仅见于《天学集解》。
[204]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转引自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幼考》，页117—143。
[205]袁中道，《珂雪斋集》，页1200—1201。
[206]崇谦等修，《楚雄县志》卷9，页12—13。
[207]孙承宗，《鹿侍御碑铭》；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页272—273；《明史》卷240，页6243—6249。
[208]参见《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历履便览》，无页码。明季各科主考官之名通常可见于当年二月的《实录》中，惟众同考官之名，除少数尚存登科录之年外，多已不易考得，至于各房所取士的情形，也多不详。
[209]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59—60。
[210]茅维辑，《皇明策衡》，目录；卷21，页7—12。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156，页19。
[211]有关天启二年和万历四十四年两科进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可参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212]瞿玄锡，《稼轩瞿府君暨邵氏合葬行实》；张朝瑞，《南国贤书》，无页码。
[213]万历四十一年登科进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可参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214]Matteo Ricci，tran.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p.391.
[215]这些序跋均请参见《天学集解》和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216]参见史继偕等编，《万历己未会试录》。
[217]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122。
[218]万历三十八年和四十七年两科进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可参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219]陈受颐，《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
[220]万历初期士大夫对西学西教的态度，可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物考》一文。
[221]收入陈鼎《东林列传》之卷首。
[222]有谓张问达之子乃为教徒；惠泽霖，《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
[223]陈鼎，《东林列传》；Heinrich Busch，“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224]刘伯涵，《略论徐光启与明末党争》。
[225]有关复社的介绍，可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页119—152。
[226]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185。
[227]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
[228]或因深受家庭的熏陶，孙元化一家的成员中颇多承继其宗教信仰，如其孙致弥即确知为天主教徒，他曾于康熙四十年将杨光先所撰批判西学西教的《不得已》一书，送交当时在华耶稣会负责人安多参考。至于致弥之子农祥，字若望，也可能是用教名以代字。参见黄一农，《新发现的杨光先〈不得已〉一书康熙间刻本》；《江东志》卷4，页25。
[229]《黄宗羲全集》第1册，页195。
[230]此见钱谦益致黄宗羲之信，收入《黄宗羲全集》第11册，页389。
[231]参见黄一农，《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232]黄淳耀，《陶菴全集》卷2，页9—10；卷10，页18。黄淳耀，《黄忠节公甲申日记》。秦立编，《淞南志》卷5，页5—6。
[233]参见黄一农，《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兼论清初贰臣与耶稣会士的交往》。
[234]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朱鸿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陈明生，《李之藻信奉天主教的缘由探考》；郭熹微，《论徐光启“补儒易佛”思想——兼论明末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和意义》。
[235]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3，页32—33。
[236]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6，页4—5。
[237]此一数字表面上还不到全部进士的2.5%，但应仅为一相当保守的下限，此因笔者所过眼的资料颇欠完整，且有相当高比例的进士，并无诗文别集留存，故我们欠缺足够的材料，以了解他们对西学西教的态度。至于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则更难估量。然而从林金水在其《利玛窦交游人物考》一文中，所列一百三十七名尝与利玛窦往来的国人名单（不限于进士），知其影响而应甚广。
[238]此见张明弼为韩霖《守圉全书》卷2所撰之序。
[239]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1下，页1781；《徐光启集》，页208。
[240]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14。
[241]《明史》卷258，页6649。
[242]《明史》卷71，页1717。
[243]柏应理，《徐光启行略》。
[244]此段中有关韩云和韩霖兄弟的记事，均请参见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
[245]相关的讨论，另参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兼论清初贰臣与耶稣会士的交往》《析论天主教明清在绛州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反弹》。
[246]有关奉天主教人士在明末自杀殉国的讨论，详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247]光绪《嘉定县志》卷32，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