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性之强调
一、强调个别的事例
较之普遍者更注视特殊者的思维方法，在此一方向发展的极限，便是对于特殊者之极限的个别者，常与以最大的注意。尤其是中国人有重视知觉上所表象的个别者的倾向，已在论判断及推理的表现方法时，加以指摘过。这种思维方法之特征，在文化诸领域中可以看出来。中国最古的古典，而且附与以最高权威的五经，中国人认其为人之生活规范。但这大部分都是过去个别的事实之记载，而不是叙述有关人之行为的一般的命令或教训。儒家宝典的《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个人的际遇言行之记载。至于人行为之方法的普遍的立言，其定型化是较以后之事。中国人，实际是想透过个别的事去看取普遍的教训的。而且就事物之个别性以观察事物，正是中国人思维方法之一长处。
最初容受佛教施行教化之际，也和印度一样，作一般的普遍的立言。以后，则渐采取就个别的事例，就个别的经验以开示教义的方法。这在禅宗尤为显著。例如《碧岩录》第十二则。
“有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
宋之圜悟禅师，对此答作如下之说明：“人多作话会道。或谓：洞山是时在库下秤麻，所以如此答。有的道：洞山问东答西。有的道：你是佛，更去问佛，所以洞山绕路答之。死汉更有一般道：只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没交涉。”然则洞山之真意何在呢？则答以“道不可由语言得”。所谓道不可由语言得者，即是不能以普遍的命题加以叙述，仅能由具体的经验地去获得。而且不把佛、觉者，即悟道的人，解释为离开我们的具体经验的神秘的超越的东西的，这种思维态度，在上的各种解释中可以说是一贯的。
印度大乘佛教之哲学家龙树（约150-250），也说过与此相同的意趣。龙树出现以前，在小乘佛教诸派学者之间，曾很热烈地讨论如来是什么的问题并对佛身论作了种种论说。龙树说这一切所论，皆未把握到如来的本体。“如来过戏论（=形而上学的议论）。而人生戏论。戏论破慧眼，皆是不见佛。”（《中论》，二一、一五）他认为我们当下经验的各种东西，即是如来。涅槃不异轮回，此无戏论的如来亦不异世间。“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同上，二二、一六）此种思想，与洞山的话，意趣上完全是一致的。然印度人的龙树，以普遍命题之形说佛教之真理；而中国人的洞山，则例示麻三斤这种具体可视的东西，使其由此而含普遍的真理。这里正可看出印度与中国人思维方法的显著不同。
二、个性记述学之发达
中国人重视个别性之结果，关于历史的社会的事实，也特别重视个别的事实。即是，特别注重时间的空间的完全特别的东西，不能由另外的东西去代替的东西。
首先，在历史方面，则表现为客观的精密的史书之编纂。中国的正史（即二十四史），似乎将各王朝所发生的事件，以能尽量地记载不遗漏为其理想。试观中国人附加于二十四史的整理，是把方向放在将二十四史遗漏的东西进一步加以增补使之更趋于完善的这一方面；即是其整理方式即为“史补”的形态。因之，记载愈复杂，愈是好的历史书。这与简单精约的历史记载方式正反。当然，也有简单精约的方向。然由“史补”而更趋复杂的方向，较为有力。而且中国史书，不仅记载详细，并且也正确而客观；此点即在仅以希腊文化为优越的西洋学者之间，也不能不加以承认的。“在我们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对于我们的知识欲，提供了令人为之入神的史书。其客观性是无以伦比的。足令我们西洋文化人起欣羡之念。”[112](https://www.daowen.com)
还有，中国人特别留心保留容易湮灭的史料。集多数碑文类而成的《金石萃编》等多数之书，遗传于今日。并有《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这种庞大的著作。
对于风土的特殊性、个别性之记载，也作了很大的努力，留下了广泛而数目庞大的地方志。还编纂有各书籍之图录，并曾完全像《四库全书总目录》二百卷这样庞大的著作，以传于今日。因为目录之种类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仍在编纂若干“书目的书目”。
这种文化现象，恰和印度的相反。印度的历史书类非常之少；而且其内容是非常空想的传说的风土的个别性，仅注视普遍。然而中国人则与此相反，特重视历史的风土的个别性，而加以详细的叙述。所以中国的个性记述学（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大为发达。据李克特哲学，选择事物之不再重复的单回个别性加以记述的科学即为个性记述学，这与历史学同义，若扩充范围，包括记述空间的、风土的、个别性学问的话，那种“个性记述学”这一名称实在是最中国的学问。
此种个性记述学的思维方法，也规定了容受与此恰相反的印度佛教的形态。当佛教容受之际，中国人也不曾忘掉历史的回顾和反省。首先，特别重视佛教的历史与传记之类，而加以翻译。印度的此类书籍，其内容并不精确，但总算有各式各样的著作。然因印度人对这一方面并不关心，所以各自散失了。但中国人却特重视这一方面。记述印度小乘教分派成立的《异部宗轮论》，曾被汉译了三次。此外，如《阿育王传》，马鸣、龙树、提婆、世亲等传，虽皆系传说的性质，但皆汉译过来了。而这些传记的原本皆经散佚，亦无藏译存在。
而且，印度可供翻译的历史书，传记类很少，所以中国人曾尝试作新的佛教史。此一努力之典型结晶，有《付法藏因缘传》六卷，这是以释尊之亲弟子摩诃迦叶为第一祖，一直到第二十三代师子的付法事迹的记述。据推定，大概是名叫“昙曜”者，根据来自西域的吉迦夜三藏等之口述，并参考《阿育王传》，重新编述的。并且著作了许多记录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师弟传承的书籍。记《法华经》传承的有唐僧详的《法华传记》十卷。记《华严经》传承的有唐法藏的《华严经传记》五卷。天台宗则有宋士衡的《天台九祖传》一卷。最大规模的史书著作者为禅宗。宋道原有《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志磐有《佛祖统记》五十四卷。宋契嵩有《传法正宗记》九卷。原念常有《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明觉岸有《释氏稽古略》四卷。除编纂高僧各人的传记之外，综合记录各个高僧传记的有梁慧皎的《高僧传》十四卷。唐道宣《续高僧传》三十卷。宋赞宁等《宋高僧传》三十卷。明如惺《明高僧传》六卷。此外还有唐义净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当集诸多小论稿为一大集成时，印度人常省略诸小论题名及作者姓名，《大毗婆沙论》、《摩诃婆罗多》等大著作，即由此而成。中国则常在集成书的各论稿上详记出处、题名及作者等来历，《弘明集》、《广弘明集》、《乐邦文类》等，为其最佳例证。
中国喜欢历史地理解个别人物，所以对于教祖释尊，也想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去把握。梁僧佑整理了多数佛传记，著述了《释迦谱》（五卷或十卷）。唐道宣作《释迦氏谐》一卷。而且汉译经典，何时何地，由释尊对何人所说，在中国视为重大的问题。于是把各经典与释迦一生中之各时期相连结。天台大师的《五时教判》，是此一努力之典型结晶。今日从原典批判的立场看，所谓经典皆后世所作，此种努力无甚意味。然中国当时的佛教学者却很认真地作如此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