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象的形态而爱好其复杂多样性
一、艺术空想的具象的性格
中国人重视个别性，其表象的内容，是具象的倾向，所以自然成为就具象的形态而爱好其复杂多样性。尤其因站在信赖且执著于感觉的特殊性之立场，故较之把握事物的合于法则的统一，毋宁是对不统摄于法则的多样性的方向，要敏感得多。在感觉的范围内，世上的事象，是千差万别的。因之，在信赖知觉表象，重视个别性的中国民族，当然对事物之多样性非常敏感。对于规制多样事象的法则之普遍妥当性，则不与考虑。
这种思维方法之特征，影响于中国人的艺术的形成力量。中国人的艺术的空想力，有一定的界限。仅仅注视直接感受得到，尤其是由视觉作用所能把握的、具体的能经验到的东西，这种思维态度会使人的想象力趋于贫弱。因之，在中国伴随着具体性现实性的小说或戏曲类虽大为发达，但没有成立伟大的叙事诗，此与印度之有世界最大的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āhabhārata）及伟大英雄诗（Rāmāyana）而缺乏小说者正相反。唐宋时代固然产生了极优秀的诗，然作为诗中材料的各种观念，大抵是具象的；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未曾忽视自然规定。虽亦有像晚唐诗人李长吉般发挥异常的想象力者，然成为其诗中材料的各个观念，却不是那样富于想象的。印度人以巨大的数量，驰横溢之空想；而中国人则就具象的形态，爱好复杂多样性。在复杂多样性上发挥其想象。
或者会发生如下的疑问。中国人之艺术天性，有一种夸张癖。例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这岂不是抹煞自然规定的表现吗？然而，仔细地想，这也不一定是想象的。对此，日人户崎允明曾解释说：“三千丈，犹如数千丈，是即无量之谓。如弟子三千、宫女三千、路三千皆同。欲言愁思之长，而无以尽，故曰三千。”所以“白发”的概念，“三千”的概念，作为人的具象的表象内容，都是可能的。唯将“白发”与“三千丈”连结起来，是不顾自然的规定而已。这和很随便地使用几亿、几千亿、恒河沙数等，竭尽人的具象的表现能力的莫大数字；与随便表象自然界所不可能存在之概念的印度人，在思维方法上，正是根本的区别。
二、爱好修饰的文章
汉语的文章，正如上述，是就具象的形态而爱好其复杂多样性的这一特性而展开的。
汉语具备有极整齐的韵律、格调、节奏等的律动形式，而将语言投入于感觉之中。文章的文字，多以四字七字为对；为整备此一形式，牺牲意味致使文章暧昧，亦在所不惜。六朝骈体文之起源，正在于此。还有，在谐音（euphony）的目标下，文章艺术化了。而且中国的文章，不用普遍的抽象的概念，只驱使有来历的典故熟语，极富于优雅的情味。
此种思维方法之特征，自然使佛教变貌。直接连接于在印度成立之各哲学体系的中国佛教诸派，个个都是抽象的思辨的，但纯中国佛教的禅宗，则显著是文艺的。禅宗文艺的性格，在其附于各话则（公案）的颂古（韵文）中，特为显著。例如对于“俱胝竖指”的话则，无门附以颂古曰，“俱胝钝置老天龙，利刃单提勘小童。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这里只罗列诉之于视觉的具体的人物或形象，试图营造象征的某种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气氛。一点也不要抽象的言说。
就具象的形态而爱好复杂多样性的倾向，在文章上，就向一味排列许多具象的言辞，想经由感觉的表象之罗列以魅惑人的方向去努力。纵其所欲说的意味很单纯，却绕以复杂的夤缘，崇尚繁复语文的交错。就此成立了中国人的修辞癖。
中国人自身也承认这种精神的特性。释道安承认中国人在爱好修饰文章的这一点上，与印度语的文章，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说：“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113]古印度语中，有称为“卡非雅”之美丽文体者，但不用于佛教经典之中。汉译佛典因希望能适合于中国人的精神嗜好，故也大力着眼于文章之美的效果，释道安认此为汉译佛经缺点之一。
据圭峰宗密的看法，禅宗传至中国，所以采“不立文字”的态度，是为了纠正这种恶习。他说：“但以此方，迷心执文，以名为体。故达摩善巧，拣文传心；标举其名（心是名），默示其体（知是心），喻以壁观，令绝诸缘。”[114]然而后世禅宗，爱好禅的表现，完全化为文字的宗教，这是人所共知的。
以孔子为宗的“儒教”，正是嗜好这种文章的“文人之教”。[115]“所谓儒教者，不外是有一定文学教养的现世的、合理主义的、挟持支配阶级的身份伦理。”[116]这种文人，是知识人、读书人，同时也是道义之承担者、指导者。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僚，都是从此类文人中选出的。一般民众，虽无读书的余裕，然其生活之基本态度，仍在于学文好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尝著文章自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便是中国文人的理想。
三、中国佛教徒之训诂癖与文章爱好
中国的智识分子兼支配阶级的，都是上述意味的文人。与此相对应，所以中国的佛教，就其知识的侧面而言，是文人的宗教。即是，对应于中国文化全体有重视文献的性格，所以中国的佛教，是“文献的宗教”。[117]中国佛教的宗派很多区别，但并不像日本那样是政治的社会的区别，而是基于学问上的区别。与其说是宗派，不如说是学派较妥当。直接遵奉在印度成立之各教体系的宗派有毗昙宗、俱舍宗、三论宗、四论宗、地论宗、法相宗等，皆直接承袭印度的教义学说。相对的，各依据某部经典、各在中国组织之教说体系有律宗、涅槃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真言宗等。之后律宗包括四分律宗、十诵律宗及僧祗律宗；禅宗则分为五家七宗。所以分化成多数宗派，主要乃视其所重视经论而定，在实践的范围内，并不那样纷歧。尤其是宋代以后，实践方面，是禅与念佛之综合。所以大概地说，在学问方面是多，在实践方面是一。(https://www.daowen.com)
有文人性格的中国佛教，是如何追求文章的呢？如前所指，他们是爱好具象性之复杂多样性的“文”。试就下面所举意味深长的例子，以检讨其好文之迹。
例如嘉禅大师吉藏所著《胜鬘宝窟》是有名的解释《胜鬘经》的事。正如他自己所说：“玩味既重，钻燧累年，摭拾古今，搜检经论，撰其文玄，勒为三轴。”引用多数经论，一字一句，详加注释，努力于博引旁证，使读者压倒昏迷。至于《胜鬘经》本身的意义是甚么，却茫无所得。所以日本的普寂批评说“判释精致”，“其事义文释甚详，宜以之扩大创学的知识，无有较《宝窟》为更精者”。但不是使人理解原经的意趣的东西。然而学者多加以珍视。“盖乃由于佛学转入于名相之窝，不顾理趣之如何，岂不可慨。”[118]这点与日本圣德太子的《胜鬘经义疏》简洁而深得要领者正相反。
还有，在小乘佛教教义纲要书的《俱舍论》的诸注释书中，最有权威者为普光之《俱舍论记》；这相传是他把玄奘所直接口述的西印度之说一切有部学者的解释，全部记下来的。其解释虽得正鹄，但因过于尊重传承，除将说一切有部的最大注释书《婆沙论》中的各种异说，都网罗在内不消说，连旧译及《顺正理论》的异说，亦都网罗并列，缺少简明的决断。
中国许多《法华经》的注译书，也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慈恩大师窥基的《法华玄赞》，其装饰字句之多，使人惊倒。初唐文献，大概虽都字句难解；然而像《玄赞》这样叮咛恳切，作不必要之说明的书，却还少见。其中随意引用《尔雅》、《广雅》、《说文》、《玉篇》、《切韵》等，这都不过是装饰的意义。
所以在中国佛教学者之间，解释经论之题目，也是件大工作。嘉祥大师吉藏，对于自己引为根据的龙树所著的《中论》的题名，作了各种复杂烦琐的说明。但说到要点，结果到底如何的时候，却只说：“通而为言，三字皆中皆观皆论。”这在论理上是完全无意味的立言。他乐于以文字为戏。又如下面的例子，他似乎不知道书的题目是表示概念的。“‘中观论’之三字无定。亦言中观论，亦言观中论，亦言论中观。”由此敷衍下去，加以烦琐的说明。
中国的佛教学者，忘记了名称是表示概念的道理。应该是最富于论理思考的因明学者也是一样。“因明”是梵语hetuvidyā之义译，直译则为“关于因（理由）之学”。然中国人不顾此原义，仅在“因”与“明”二字之结合上认取其意义，而加以任意的解释。慈恩大师谓：“因谓立论者言，建本宗之鸿绪。明谓敌证者智，照义言之嘉由。”“明家因故，名曰因明。”“因者言生因，明在智了因。”哪一种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慈恩大师仅列举这些解释，不决定何者是正当的解释，也不想解释。对于“因明入正理论”的题号，也举了五种解释，精微细密。
又如《华严经》的详细题目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原名是Mahā-vaipulya-budha-avatamsk-sūtra，所以汉译的经名，应作“大——方广——佛——华严——经”解释。然而最尊重《华严经》，在中国被尊崇为《华严经》解释之最高权威的贤首大师法藏，不考虑此题目是由几个概念所构成的，而视为由文字所构成者；对此题目，一字一字地加以说明。
大以包含为义，方以轨范为功。广即体极用周，佛即果圆觉满。华譬开敷万行，严喻饰兹本体。经即贯穿缝缀，著能诠之教。从法就人，寄喻为目，故云“大方广佛华严经”。
这已经够与人以冗漫之感了。但法藏的训诂癖尚不止此。更谓“大有十义”，对于“大”字列举了十种烦琐解释。“次释方广，亦有十义。”“次释佛义，亦有十种。”“华有十义。”“释经之字，亦有十义。”各列举冗长的解释。而且所列举的十种意义之中，哪是根本的，哪是引申的，并未作何决定。
正因此，中国虽产生训诂学，却未产生西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训诂学并不具有西洋法律学中所见的合理的形式主义的性格。同时并也不具有像犹太教牧师（Rab bi）或回教学者所行，或像印度阿毗达磨（abhidharma）论师所追究的决疑论（Kasuis-tik）的性格。
作为文献宗教的中国佛教，因为很重视文学所记的经典，故强调写经的功德。终至认为写经较之实践佛教之道德，更有价值。天台大师智说：
云何写经？谓令众生修八正道，破虚妄等。修有多种。若观心因缘生灭无常，修八正道者即写三藏之经。若观心因缘即空，修八圣道，即写通教之经。若观心分别校计有无量种，凡夫二乘所不能测，法眼菩萨乃能见之，是修无量八正道，即写别教之经。若观心即是佛性，圆修八正道，即写中道之经。[119]
若无重视写经的想法，则不会有这样的立言。并且基于这种思想，所以中国在远大规模之下，着手刻石经。自北周至辽，前后合刻了过半以上的《大藏经》。这种大事业，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虽也有在砖上石碑上刻经的，然就现存的遗品看，所刻的经文，仅为十二因缘之文与四谛之文，都是很短的东西。这不是写经的目的，是刻经文之一部借以获功德为目的。故中国人之所以与印度有此不同，基本乃在中国人重文化的此一独特思维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