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学术思想的时代课题

象山的学术渊源，在《宋元学案》的《象山学案》中，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在《横浦学案》（张无垢）中，特注明“陆学之先”。是在全谢山心目中，以象山与横浦的关联最为密切。但象山集中绝未提及横浦，横浦思想之中核，为承上蔡之后，以觉为仁，余率多泛语，除重视心一点而外，与象山之精神面貌，并不相似，此读两家学案时所最易辨认者。象山虽不喜程伊川，但他承认“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语录》）。并且他对程明道则略无间然。明道谓学者当先识仁，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其与象山思想之相贴切，更远在横浦之上。然全谢山不谓其渊源于明道者，盖上蔡以下之信伯诸人，世多指其入禅，尤以横浦为甚。洪适刊横浦之《传心录》，朱元晦谓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兽，此与元晦的学生陈北溪之攻击象山，口吻正复相似。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之态度近于陆，全谢山受黄东发的影响最大，其态度偏于朱，他对陆学的考语为“自成其是”（《困学纪闻》卷十五“东莱象山学术条”全注）。所以他所加上的“皆其前茅”及“陆学之先”等说法，无疑是受了朱、陆异同的影响，不特对象山学术的渊源无所说明，且徒增加后人误解。象山的学术，若就广义的思想渊源说，则亦可谓与朱元晦同出于伊洛；若就狭义的师传说，则陆氏兄弟“自为师友”，可谓孤军特起，不必另有所附丽；若就各人治学之所由启发，亦即其所最得力处说，则他自己分明说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此语与其全部学术之精神，最吻合无间。

其实，与其从学术渊源上去了解象山的思想，毋宁是从时代课题上去了解他的思想，更为适当。当时知识分子自身，摆在象山面前的有两大课题，不能不引起象山的反省。第一是科举制度，不仅破坏了士大夫的人格，并且破坏了文化精神，破坏了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一切学问及朝廷的爵位，在此一制度下，都化成了个人追求利欲的工具。读圣贤书是为作时文，作时文是为考科举，考科举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一人一家的享受。在这种情形下，士人口里说东说西，都是虚语、废话、谎言，说的内容与说的人的自身毫无关涉，真正相干的只是利欲。所以在科举下的知识分子，照朱元晦的说法，简直是一个盗贼集团，最低限度也是一个谎言集团（参阅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一文，见《学术与政治之间》）。象山对此更感到非常迫切。例如他最得意的学生傅子渊说：“梦泉（子渊字）向来只知有举业，观书不过资意见耳。”象山说：“今时士人读书，其志在于学场屋之文，以取科第。”（《象山全集》卷十五《与傅克明书》）又说：“取士之科，久逾古制，驯至其弊，于今已剧。”（同上卷十九《贵溪重修县学记》）“后世弊于科举，所向日陋，疾其驱于利欲之途，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复讲。”（同上卷二十《送毛文善序》）“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同上卷十一《与李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道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于国事民隐，以能无负于任使之者哉。”（同上卷二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全集》中提到此点的甚多。于是象山第一个用力的地方，是要把士人的精神，从科举时文中拯救出来，使他们凭借圣经贤传所说的谎言，变为自己良心的实话。所以他说：“时文之说未破则不得，时文之说破则得之。”（同上卷十四《与侄孙浚》）这是从学术人心上说。又“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屋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的人，方说得来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尽好，但不要被场屋富贵之念羁绊，直截将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实论量”（同上卷六《与吴仲时》）。这是就事功上说的。又“仆处足下之馆几半载，而不能回足下眷眷声利之心，此诚仆浅陋之罪”（同上卷三《与童伯虞》）。这是就他自己的教育目的与效率来说的。象山在这一方面所用的气力，可由他的学生傅子云记他在象山讲学时的一段故事表现得最清楚：“有议论者（发议论之意），先生云，此是虚说。或云，此是时文之见。学者遂云，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老，陆先生辟时文。先生云，此说也好。然辟杨、墨、佛、老，犹有些气道，吾却只辟得时文。因一笑。”（《语录》）(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是当时浮论虚说的学风。宋代重文轻武，政治上对士大夫的束缚较宽。加以唐代所发展的禅宗，至宋而在士大夫间流行极广，使士大夫对于中国文化，不能不重新估价，因而导出濂洛的理学，也导出求新疑古的精神。且因印刷术大行，士大夫得书印书，皆较过去为易，于是著书之风气亦特盛。因此，宋代是一意见最多，议论最盛的时代。司马光说：“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流及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置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且性者子贡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入于老、庄。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利。”（《司马温公文集》卷四五《论风俗劄子》）朱元晦也说：“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语类》）他提到当时解书注书，爱随便发议论的地方很多。王顺伯也说：“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象山语录》所引）在此一风气下，所包含的人物层次很多，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是抱着书本子发议论；而此种议论和时文一样，都不是从各人的心坎中流露出来的，所以对于成就一个人的行为而言，也都是虚说废话。藏在虚说废话后面的依然是利欲。象山的所谓学问，完全是继承儒家的传统，指的是做人，即是人格的完成。他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语录》）又：“须思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复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方可谓之学问。”（同上）“诸处方哓哓然谈学问时，吾在此，多与后生说人品。”（同上）所以他对于与做人无干，并遮蔽做人之路的这类议论，也要加以破除扫荡。他说：“王泽之竭，利欲日炽。先觉不作，民心横奔。浮文异端，转相荧惑。往圣话言，徒为藩饰。……依凭空言，傅著意见。增疣益赘，助胜崇私。重其狷忿，长其负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象山全集》卷一《与劭叔谊书》）又谓：“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许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同上《与曾宅之》）“今人天资，去圣人固远，辄欲以口耳剽窃场屋之余习，妄论圣经，多见其不知量也。”（同上卷七《与詹子南》）又：“先圣先师之训，家藏其帙，人诵其言，而所汲汲者顾非其事。”（同上卷十九《贵溪重修县学记》）以上是说明当时人所发的议论，和藏在各人议论后面的利欲，完全是两回事。由此更进一层，如朱元晦并“不没于利欲”（象山称晦庵语），他只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但在象山看来，此种穷理的方法，只算是“支离”，依然会落到意见议论中去，依然是私见虚说。这一点在后面还要特别提到。他下面这类的话，是把朱元晦也说在一起的：“以学自命者，又复封于私见，蔽于私说，假先训，刲形似，以自附益，顾不知其实背驰久矣。”（《象山全集》卷九《与陈君举书》）“学不至道，而日以规规小智，穿凿附会，如蛆蠹，如蟊贼，以自抱适，由君子观之，正可怜悼耳。”（同上卷十五《与孙季和书》）他认为在这种琐碎学风之下，“天下虽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附会，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同上卷十四《与侄孙浚》）？他更以两语概括当时的情形说：“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智者之蔽，在于意见。”（同上卷一《与邓文范》）从当时物欲、意见的风习中，透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以拯救当时的智识分子，这正是象山毕生的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