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思想的结构——辨志，义利之辨，复其本心
如前所述，象山的所谓学问，完全指的是做人，是要成就一个人的行为。而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是他的念虑初萌之处，即今日一般所说的“动机”，亦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志”。时文、意见都是环绕着书本子说道理；这些道理都是从外面、从半途摭拾得来，和各人内在的志隔着有很大的距离。这些东西可以暂时遮蔽掩饰一个人的志，但最后还是受着志的驱遣。象山讲求以做人为目的之学，只好从这些作掩饰、供利用的东西中直追进去，追到一个人决定行为的“志”的地方，清查一个究竟根源，这就是象山的所谓“辨志”。辨志是把时文、意见这些包装品一起戳穿，以露出一个赤裸裸的人，使是非善恶无所遁形，因而迫人不能不在这种根源究竟之地，作一真正抉择，以决定各人做人的大方向。辨应当有一个标准，站在道德立场上简单明了的标准，即是利己或利他，这就是象山的所谓“义利之辨”，亦称为“公私之辨”。
陈正己自槐堂归，问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谆谆只言辨志。（《语录》）
常云，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何言？乃对曰，辨志。复问何所辨？对曰，义利之辨。（同上）
阜民（詹子南）初见先生，不能尽记所言。大指云，凡欲学者，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同上）
但是，一个人的志，只有各人自己知道，所以辨志只能靠各人自己去辨。人何以能辨别出自己所志的是义或是利？即使把义利辨清楚了，又有什么保证会使人徙义而弃利？这便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是心与理的问题，亦即所谓“本心”的问题。
象山首先承认宇宙间有一个昭著的理，“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朱济道》）。并且此理，天全盘都赋与于吾人而成为人之心。“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语录》），“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心即理”之“心”，名为“本心”。本心为人作主，则本心之所发——志，自然是与天地万物“不限隔”，而为“与天地相似”的理。因为理是天地人三极所共，故理即是公，即是义；本心即是公，即是义。但一般人因利欲或意见把本心遮断了，本心不曾与人作主，而一让人在利欲、意见中打滚，象山说这种情形为“主客倒置”，“如在逆旅”（同上卷一《与曾宅之》）。因为利欲、意见是外来的、后起的，都非人本来所有，所以是客，是逆旅。现在一路闯过利欲、意见的关卡，而直透到人之念虑之所萌的地方，这便和主人接上了头，主人便会出来作主；正如慧日澄空，阴霾自敛。义是人所固有，利欲、意见是后来的，主客分明，于是在志的地方，自然有一个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即是本心在那里作主，所以义利之辨的同时，即“复其本心”了。本心既复，因为本心即理，以后的理便都从本心流了出来。而本心之理，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所以说是“简易”。如谓：“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同上）“圣人赞《易》则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古圣贤之言，大抵若合符节。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自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同上）志是人的行为的“端绪”。端绪是“始”、是“本”，为学应先着重这种本末先后的次序。
学问固无穷已，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同上《与邵叔谊》）(https://www.daowen.com)
志是端绪，是起点，但由外面的时文、虚说，一路追进来，则志又可说是终点。所以辨志又称为“知止”或“知至”。同时，“心体甚大”，由辨志而复其本心，故亦名“先立乎其大”。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不知止，而谓其能虑能得，吾不信也。（同上《与邓文范》）
学者之不能知至久矣。（同上卷十四《与侄孙浚》）
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抉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同上卷十五《与傅克明》）
天地之理，全赋予人的心，故说“心即理”。心与天地共此一理，则是人的心乃与天地相通而同量，故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同上卷二二《杂说》）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由外面摭拾来的意见，是无根的东西，是虚；由天地赋予人心的理，是有根的，是“实在”的，所以称为“实理”。同时象山所指的是伦理，伦理是以身心、家国、天下之所当然者为其内容，所以理之本身即涵有身心、家国、天下之“实事”，此身心、家国、天下之实事，乃理之内容，亦即心之内容，是与人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所以自然对之而负起行的责任，以成其为“实行”。由辨志、义利之辨、复其本心，一路下来的结果，便是“实理”、“实事”、“实行”，所以他说：“宇宙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自有实行，自有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同上卷一《与曾宅之》）“非明实理，有实事、实行之人，往往乾没于文字间，为蛆虫识见以自喜而已。”（同上卷七《与胥必先》）他自称其学为“实学”，或自称“朴学”“十虚不博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语录》）。又谓“一意实学”（《象山全集》卷十二《与赵咏道》）。又“臣才由拙短，学以朴专”（同上卷十八《删定官轮对劄子》）。由实理流出而为实事、实行，这是陆学精神之所在。
总之，辨志、义利之辨、复其本心，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是陆学的大纲维，亦即是他的思想的结构。其中尤以义利之辨为其向内向外的总枢纽。由义利之辨向内，则本心自不同乎虚无寂灭之心；由义利之辨向外，则对社会、人生自不能安于消极苟且。且儒家以孝弟为一个人的德性之所自发，故《论语》以“孝弟为仁之本”，这是儒家的根本教义。但孝弟究系德性实现于家庭形式之中，人常易受此一形式之限制，而使儒家的道德，家庭意味常超过社会意味，流弊遂常自此出。象山则经常以义利之辨绾带一切，使儒家道德，由家庭直接贯通于社会、国家，这是儒家精神向前的一大伸展。鹅湖之会，二陆讥朱元晦为“榛塞”“支离”，不欢而散。及象山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一章，专讲义利之辨，当时听者“至有流涕”，天气微冷，朱亦汗出挥扇，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朱将词刻之于石而志其后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疾，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又朱与杨道夫云：“曾见陆子静义利之说否？曰，未也。曰，这是子静来南康，熹请说书，却说得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由此不难想见义利之辨，亦即利己与利他之辨，是对当时智识分子灵魂救济的大说教。要了解象山的思想，应先把握住义利之辨的总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