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异同——朱子自身的矛盾

朱、陆异同，为九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争论。但不从这里作一番比较，则对象山的思想还不能彻底明白。上面把两人对于书的态度之不同，已略有叙述，这里试作进一步的讨论。

朱、陆自鹅湖会后，直到朱元晦闻象山之讣，率门人往寺中为位而哭为止，中间十七年，他们两人虽欲互相说服，互有争论，但始终是互相推敬。两家的门人，亦常彼此往来问学，有的先朱而后陆，有的先陆而后朱，有的可立于两家的门墙，有的则各守师说而不变。他们中间最大的关涉有三次。第一次淳熙二年（一一七五）是鹅湖之会，朱元晦四十六岁，陆三十七岁，正盛年大事著作之时；象山兄弟意气正盛，赋诗讥朱为支离榛塞，朱意不欢而散。然朱于别后致书，谓“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而三年后的和诗，但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又朱在五十四岁时通书谓“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五十七岁时致书又谓“无复向来支离之病”。朱与他人通书时，亦常自责支离，或以支离为戒，则此会陆所与朱的影响，究大于朱所与陆的影响。第二次是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的南康之会，在鹅湖之会后六年，朱五十二岁，陆四十三岁。两人见面之先，朱答吕东莱（吕氏即卒于是年）书谓：“子静近却说人须读书讲论，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又谓：“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十去七八耶。”（《朱文公文集》卷三五）是朱在未见面之前，以为陆已受其影响而有所改变。但见面后又与东莱书谓：“子静旧日规模终在，熹因与说，渠虽唯唯，终未穷竟。”（同上）可见这次见面，虽“加款于鹅湖”（《与朱元晦书》中语），然两人意见终归不合。但观朱元晦将白鹿洞讲词刻石，谓“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之语，则不可谓朱对陆无倾倒之意。及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象山四十九岁，朱五十八岁，初登应天山讲学，与元晦通书，继梭山后作《太极图说》之辨。象山不仅不赞成“无极而太极”这一句的“无极”，他直是不赞成周濂溪形成《太极图说》之骨干的“主静”（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思想，他以《图说》为濂溪之少作。象山本来很称道濂溪，其原因，一在其光风霁月的气象，一在其《通书》。《太极图说》“主静”，而《通书》则“主诚”，《通书》前四章第一句皆说诚，不复言静，此乃濂溪思想上的一大转变。象山承认“存诚”，而反对“持敬”。老实说，伊川的“持敬”，实在即是“主静”，“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静之中而能不昏沉，“常惺惺”，即是所谓“持敬”，所以他的大弟子谢上蔡就干脆说“常惺惺”。“常惺惺”三字是禅宗提出来的。伊川以“主一无适”为“持敬”，但这也可以作为“主静”的解释，凡稍通禅者皆可了解。所以“无极”、“太极”的争论，实牵涉到这种根本问题，以后还要说到。此次争论，前后三年，由朱元晦来书的“别纸”而告结束。别纸说：“如曰未然，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已矣，无复可望其必同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这可说是很不愉快的结束。同时，在往复辩论中，两人的语气都非常尖锐，对两方门人及当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激动当亦较前为大。他两人辩论的内容，今日无须再转入此一漩涡中，但观朱元晦先谓“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是他认为言无极乃非常重要的。但以后又谓“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无极）者不为少，而言之（无极）者不为多矣”，是无极的分量，实已减轻了许多。而朱元晦注《太极图说》，仍采用象山语意（见《象山学案》顾案语），是元晦仍多少受了象山的影响。且朱虽给了象山这样不愉快的“别纸”（在是年正月），但象山得守荆州之命后，仍于秋七月四日致书朱元晦，绝未以此介意。朱元晦八月六日的复书谓：“某春首之书，词气粗率，既发，即知悔之，然已无及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同时“有学者（按此学者并非指的包显道，乃朱元晦写此信时，包显道在侧，《宋元学案》中黄百家因误看《象山语录》，遂指此人为显道。显道乃象山门人，象山死后事朱，然并未叛陆。朱文集中有复包显道书两通，并无此书）因无极之辨，贻书（于朱）诋先生（象山）者，晦庵复其书云：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可见两人虽学问上的意见不同，但始终是保持互相尊重的态度。

朱对陆的批评，自陆在象山讲学以后渐多；“毛刚伯必疆云，当时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教人的门路）不合，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指，遂起晦翁之疑”（《语录》）。象山先朱元晦死八年，其门人杨慈湖、傅子渊辈，向内开辟之力为多，于是朱由对浙学（元晦谓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之不满而晚年攻陆亦愈力，大率斥之为禅。然此类话实多不得当。如谓“浙江一般学问，又是得江西（象山）之绪余，只教人合眼端坐，要见一个事物如日头，便谓之悟”（同上），类此的话甚多。以此评禅尚不当，评陆更不可。如又谓“象山言告子论性，强于孟子，言荀子性恶之论甚好，如‘孝弟为仁之本’一章都不看，他只说一个心，上面便著不得一个字”（同上）等，这或出于传闻之误，或出于记录之讹，或出于一时之意气，评象山皆不得其实。至朱的学生陈北溪之攻陆，大半出于诬诳，更不足置论。朱元晦自言两人异同，实以下面这一段话最平实而恰当：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二边耳。（《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项平甫书》）(https://www.daowen.com)

象山对朱元晦的批评是说他“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语录》），“此老才气英特，平生志向，不没于利欲，当今诚难其辈。第其讲学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象山全集》卷十三《与郑溥之》）。他何以说朱未闻道，因为朱虽“亦可受用，只是信心不及”（《语录》）。因“信心不及”，便向外去穷理，结果“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同上《与朱元晦书》）。朱曾谓“取足于心者，佛老空虚之邪见”（《朱文公文集》卷八十《鄂州州学稽古阁记》）。程、朱取足于理，而不认为心即理；陆、王认为心即理，遂即取足于心。故程、朱不可谓之“心学”，而一般称之为“理学”。两相对照，则象山对朱信心不及的批评，可称简当。

若二人一往不同，问题还容易解决。但王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之作，说：“朱子晚岁，固已大悟旧作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王氏此论，虽为其自学张目，实亦无异于为陆学张目。元、明两代，朱学为官学，此论一出，闻者哗然，竞斥王氏之诬。然黄宗羲于《晦翁学案》后加案语略谓：“考亭之悟，毕竟在晚年。阳明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此犹可谓黄氏之学出于阳明系统。但朱子言论，以读书问题为中心，有显系自相矛盾而无以自解者，则系难以否认的事实。故朱、陆异同问题，实即朱子治学上所包含之矛盾问题。如谓：“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眈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无知觉不识痛痒的人。”（同上卷四七《答吕子约》）这可说与陆的意思完全相同。但他又说“《论语》不曾说心，只是说事实。《孟子》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语类》），又“如孟子之求放心，已说缓了”（同上），“今说求放心，说来说去，却似释老说入定一般”（同上），这便与陆分明不同，亦与上引《答吕子约书》自相矛盾。又如既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见前），但又说“读书为学者第二事”（《语类》），“学问就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的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会外面添得来”（同上）。“洪庆友将归，先生召入与语曰，于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昭之源。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此等语不欲对诸人说，恐他不肯看文字，又不实了。且教他看文字，撞来撞去，将来自有撞着处”（同上）。这也却与象山的态度大抵相同，而与他平日许多语言矛盾。若谓此种矛盾为晚年与中年之矛盾，则朱之攻陆，不应至晚年而更甚。并且他在七十一岁那一年三月死的前三天，尚改《大学》诚意章。临死时，遗书于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幹，拳拳以修正遗书为言。可见他对文字的工夫，直是用到死，何有晚年大悟之说？一个人的思想在他一生中会有演变，但朱子以“已发”、“未发”问题为中心之演变，中年归结到伊川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已成定局，此后更无大变更，所以朱子终身是学伊川。因此，从时间的先后，恐怕不能解决朱子自身所包含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