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孝道的传承与扩大及所谓孝治派

一般的说法，孔门以曾子最能传孝道。子思是曾子的学生，而孟子又曾学于子思的门人，所以孝特为孟子所重视，这大概是可靠的说法。例如《论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上面三句总括孝道的话，在孟子答滕文公问丧礼的时候，便完全引来作为是曾子的话。[26]同时，孔子答子游、子夏问孝时，皆不以仅能养为孝；[27]而孟子以曾子养曾晳为能“养志”，即是不仅能养曾晳的口体，认为“事亲若曾子者可也”。[28]这与孔子的意思，也完全符合。《论语》把孝的根源，内化于人子的不容自已之心；孟子一则曰“然后尽于人心”，再则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三则曰“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29]这与孔子的精神也完全是一贯的。不过孝的思想，在《孟子》一书中的分量，比在《论语》中的分量却大为扩大了。如前所述，《论语》只把孝视作人生德行的初步，也即是人生德行中的一部分；而孟子则有把孝扩大为德性的最高表现，因而有以孝来贯通德性全体的趋向，并且提出舜来作为最高的典型。他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30]又说：“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31]又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32]这些说法，可以从两点来解释：第一，认为孝是发自一个人的内在德性；内在德性对于一个人的人格来说，是超过于外在的一切东西的。在此说法的本身，不仅是强调了德性至上，而且也意谓着一个人在德性上的自足，即可超越一切与德性无关的外在世界，因而显露出人格的无限尊严。第二，一个人的全部德性，照理论讲，本来也可以通过某一种具体行为而显现出来，只要某种行为是呈露了彻底的自觉和整个的人格世界。照上面的解释，孟子对孝的思想地位的提高扩大，似乎也没有大的毛病。所以孟子特别强调孝弟和仁义礼乐的合一，[33]即是强调孝弟后面的全部道德理性的自觉，由此以贯通一切，并完成一个道德的人格世界，即是上述解释的证明。但由精神落到行为上时，行为总是实现于某一方面，因而也是局限于某一方面，例如孝，便是实现于家庭，而局限于家庭的这一方面的。一般人可以有这种行为，但不必能有此一行为后面的彻底自觉；于是这种行为便很难从局限中贯通出去，因而对于人生某一行为的过分主张，同时可能使人生其他方面的行为受到萎缩。因此，孟子对孝道价值的扩大，事实上会给后来许多人只知有家庭而忽略了社会、国家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孟子，因为过分强调了孝弟，一方面主张此一德性冒出于一切事物之上，一方面无形中便以其他一切的事物作为孝弟的手段，而抹杀了其他事物的客观独立的价值。如当时万章对舜封象于有庳的怀疑，认为舜不应牺牲有庳的人民以封他的“至不仁”的象，与舜之诛四凶的精神不合，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34]但孟子的解释是：“仁之于弟也……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35]这便是非常有害的说法。他又说舜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36]这与前面视“天下犹草芥”的说法，是一显明的矛盾，也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孝的思想，到了孟子所以有上述的演变，大概有两种原因。第一，某种思想，在开始成立时，常有客观的背景与要求，以制约它于某一范畴之内。但一经传承，便常不能避免传承者仅凭观念上的推演，因而不知不觉地超出了它原有的范畴。孝的思想的演变，当然也受了这一种影响。其次，孟子因主张性善，便主张道德不是从客观上建立起来，而是从人的本身内部流出来的。因此，便特别抓住“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以为德性立基；而良知、良能乃直接显现于“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敬其兄也”的事实之上。[37]站在性善的立场说，良知、良能的一点可能性，同时便涵盖了道德价值的一切。所以孟子接着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也因此而把孝作了“充类至义之尽也”的说法。[38]而这种说法，是容易发生流弊的。

但是，若因此而说孟子乃至曾子、子思是孝治派，而孝治派即是专制主义的维护者，这便是不应当有的错误。首先，中国专制政治，为主是秦始皇根据商鞅在秦国所奠定的基础，再加以韩非、李斯的法家思想所建立，再由汉代所继承下来的；这只要稍为读读《史记》若干有关的纪传，便立刻可以了解。固然在秦朝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受了一点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御史制度的确立。这是因为《吕氏春秋》中含有一部分儒家的政治思想，而李斯也曾是荀卿的门人。但自秦始皇到汉宣帝，法家与黄老的合作才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当时的黄老，也正是拥护专制政治的，此观于黄生（治黄老之学的）与齐辕固生（治齐《诗》的）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的事情而可以明了。[39]先秦儒家，一致是采取“抑君”而不是“尊君”的（请参阅拙著《西汉政治与董仲舒》一文）。以后儒家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在西汉的思想趋向上，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派把儒家“五帝官天下”的理想，与阴阳家“五德运会”的说法（实际只是说皇帝应当轮流来做）相结合，以反对专制政治。这一派由王莽的成功而得到一个假胜利，也由王莽的欺骗、失败而得到真失败。当时的儒生向王莽上书，乃至扬雄也写《剧秦美新》的文章，后人看了觉得他们何以这样没有气节？其实，他们是在“官天下”的大气氛中来进行的。这一派的思想，后来只在朱元晦、陆象山、邓牧、黄梨洲这些少数人中保持着。另一派是与既成的专制政治妥协，在妥协中求得儒家政治理想部分的实现，这从陆贾、贾山，已开始这种努力。而中国历史中，这一派人物，在专制的污浊中流下了最多的血，一直流到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始告一段落。这些人是使中国的专制政治，在许多地方不同于西方的所谓专制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派则是以叔孙通、公孙弘为首的曲学阿世派。所谓“曲学阿世”，即是歪曲自己所学，以阿附专制政治，为专制政治作欺骗、安魂的工作，以图得个人的富贵。这一派在极权政治下，会得到更容易繁殖的土壤。而事实上，这一派的人可以假借儒学，可以假借宗教，也可以假借洋学。只要假借什么有效，他们便假借什么，但在本质上，他们与任何学都不相干。所以五四运动以来，许多人把中国的专制政治，一笔写在儒家思想身上，这和说中国自秦始皇起，所行的不是专制政治是同样的荒谬。就孟子来说，他在政治上的反专制、独裁，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政治的最高准绳，[40]并且在两千多年前，已正式宣布人民的革命权利，因此而冒犯了朱元璋的忌讳，把他的神主从孔庙中迁了出来。这只要稍稍打开《孟子》的原典一看，便可以看得出来的。若以一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思想，只能说他是仁治派，而不能说他是孝治派。“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41]这是他反反复复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他站在个人的德性上，虽然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但在政治上，他不仅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2]特别重视一个“及”字，特别重视一个“推恩”的“推”字；并且由仁心而还要求仁政，[43]而他的所谓“仁政”，都要见之于具体的设施的。例如：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按此段话凡三见，《梁惠王上》二见，《尽心上》一见，可见他对此段话的重视）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还提出井田的理想，一直给中国两千年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启发性的作用。他在什么地方，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尽孝便可以治天下，因而可称为孝治派呢？

由孟子推上去，《论语》上孔子与政治有关的话，大概有五十多处，只有两处提到“孝”字，一是“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季康子的问，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某一特定的要求，这不是一般性的政治问答；孔子的答复，是要统治者先要求自己，做到庄、孝慈、举善而教不能的三点，而孝慈只是三点中之一。另一条则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的话，这是就在上者在做人方面所能发生的政治影响而言，并非就具体的政治设施而言。把《论语》上孔子谈到政治的话综合起来，当然说不上是孝治派。《大戴礼记》上记录的曾子的话，都是他的后学辗转传述而不很可靠的。要了解曾子的本来面目，当求之于《论语》及《孟子》所记载、所引述的材料。《论语》上所载与曾子有关的言行，一共有七条，其中仅“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一条，是说孝与政治的关系，但这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笃于亲”的话，是同样的意义。他在临死时告诉孟敬子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丝毫没有以孝为政的意思。并且他和孔子一样，是以“仁”为士所应达到的目标，[44]而不是以孝为士所应达到的目标；他所传承的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忠恕”而不是孝。[45]《孟子》上引用曾子的话有六处，仅一处谈到孝道，[46]这是转述孔子的话。此外，主要都是强调人格尊严的。叙述曾子行迹的有三次，有两次是关系于曾子个人的孝行，与政治无涉，其中也没有半点孝治派的痕迹。《孟子》中叙述子思的行迹有五，无一与孝有关。子思的思想见于《中庸》。《中庸》的“三达德”，是智、仁、勇而不是孝，其政治思想重在“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政治设施则为“九经”，九经中仅“亲亲”一项与孝有关系。[47]至于《中庸》里称述舜、文王、武王、周公的大孝两节，与《中庸》上下文的脉络皆不相连贯。尤以“舜其大孝也与”一节，在本节中的语意也不相连属，与前面“舜其大知也与”一节，恰成一明显的对比。这无疑的都是编集时，把后来的材料随意编入进去的。从全体看，决说不上是孝治派。总之，一直到荀子为止，先秦儒家中，没有孝治思想。不过，在这里我应特别说明一点，仅仅提倡孝道，固然不足以治天下；但在治天下中而提倡孝，这对于中国民族的保存、延续，依然有积极的意义。如同后所述，把事君的忠与事父的孝混淆了起来，可以在知识分子方面尽到维护专制的作用；但仅就孝在社会上一般的作用说，依然与专制无关，依然正面的意义大于负面的意义。这是不可以用片面的意义来加以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