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专制压歪以后的孝道——伪《孝经》的出现
然则孝道在中国历史中，一点也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利用，因而没有助成过专制政治吗？那又不然。在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长期专制中，凡是完全不受专制利用的思想学说，便不能存在，这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所首须具备的常识。孝的思想也不例外。先秦儒家，有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把事父母和事君的界线是划分得很清楚的。到后来，这种界线慢慢地混同起来，即是先把对一般人的“忠”变为事君的专用名词，再进而又把“忠”与“孝”混同起来，这便使臣道成为奴才道德，使独夫利用这一点来蹂躏知识分子的志节，以恣睢于亿万人之上；于是孝道的本身虽不会助长专制，但经过这一偷天换日的手段，把父子关系的孝道，偷到君臣的关系上去，这便犯下了助长专制之嫌。此一趋向，由无意识的偶然误解，而经过法家的有意的安排，以达到汉人所伪造的《孝经》，在文献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而孝道遂蒙上了千古不白之冤。这是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压歪了孝道的结果。这里，我先谈谈《孝经》的问题。
《孝经》，有的说是孔子自己作的，有的说是由曾子记录孔子的话而成的，有的则说是出于孔子的弟子或曾子的弟子，又有人说出于孟子门人之手。[58]《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汉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59]这是总结一切《孝经》的怀疑论者的共同结论。怀疑《孝经》的人很多，其中以朱元晦、姚际恒二人说得较为具体。我综合这些人的说法，再作进一步的考查，判定它是西汉武帝末年，由浅陋妄人，为了适应西汉的政治要求、社会要求，所伪造而成；它的内容疏谬，不能与《礼记》任何一篇相比拟。伪造出来之后，经过西汉末、东汉初纬说的造谣渲染，而始在东汉光武与明帝时代，取得了重要地位。在武帝以前的文献，凡有关《孝经》的称述，都是后人追加上去的。
先从它的来历加以考察。《汉书·艺文志》：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故曰《孝经》。[60]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按此即所谓今文《孝经》十八章）。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按此即所谓古文《孝经》二十二章）。“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按陆氏《释文·叙录》：“《孝经》亦遭焚毁，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其子贞出之，是为今文，凡十八章。”《隋书·经籍志》采用此说。按若赵岐孝文时设有《孝经》博士之说（见后）可信，则此《孝经》博士，非献《孝经》之颜贞莫属，而传今文《孝经》之五家，亦必与颜贞有其渊源。但颜氏藏《孝经》及献《孝经》之事，汉代文献无征，且与传今文《孝经》之五家，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则其为后人所增益，以补足《孝经》来历不明的缺点，殆无疑义，可置不论。《汉书·艺文志》所举传今文《孝经》的五家中，仅《儒林传》“王式”条下有“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的记载。这位人格有问题的江公，系宣帝时人。至于长孙氏，则马国翰谓其“名字爵里俱无考”。《翼奉传》中无传《孝经》之事，其奏议中的议论亦无传《孝经》之痕迹。《儒林传》后苍条无治《孝经》之事，《张禹传》亦无一语及《孝经》。假定在西汉时，《孝经》真正如《公羊春秋序》疏所引《孝经纬·钩命决》所说的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则在江公以外，传《孝经》之四人传记中，不应不提及一字。尤其是若《孝经》与《论语》居于同等地位，则《汉书》对张禹之习《论语》叙述颇详，而对于他的传《孝经》则缺而不记，似亦不合情理。更重要的是，汉今文家必有师传的统绪。今文家之所以不承认古文《左氏传》，正因为它没有这种传承的统绪。《汉书·张禹传》说他传《论语》的情形是“禹本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故兼讲齐说也”。《论语》在当时亦系传而非经，盖当时经传初出，尚未普及，非师承即无以通其句读。传今文《孝经》的五人，相互间既毫无传承关系，亦无一人传授给他的弟子，这与西汉当时经传的师承家法的实际情形，全不相类。所以今文《孝经》的传承历史，是由作伪的人胡诌出来的历史。
再就古文《孝经》的情形说。孔安国是学术史中的问题人物，凡是作伪的几乎都牵涉到他。刘向《别录》谓：“《孝经》古孔氏者，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后汉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曰：“臣父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光武年号）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陆氏《释文·叙录》：“又有古文二十二章，刘向校书定为十八。”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孔惠所藏，与颜芝十八章大体相似。……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则与《尚书》同出也。盖始出于武帝时，至昭帝时乃献之。”《经义考》引孙本曰：“颜芝今文，非有断章错简，乃孔、曾全书也。……昭帝时，鲁三老复献古文，而成帝命刘向典校经籍，除其繁惑。夫既经向校定，则世所传者（按指十八章之《孝经》）乃刘向之经文，而非颜芝经文矣。”我引了上述这些材料，只想指出：《汉志》及刘向《别录》，无将古文《孝经》二十二章校定为十八章的记载，所以陆氏《释文·叙录》说刘向“校定为十八”，孙本说“世所传者乃刘向之经文，而非颜芝经文”，实无根据。假定刘向已校定为十八章，“与颜芝十八章大体相似”，则许慎既学古文《孝经》，何以不知系刘向所校，而其子许冲说是东汉卫宏所校？所以刘向根本无校定二十二章为十八章之事。刘向未曾校定二十二章为十八章，而陆氏偏要如此立说，是因为二十二章的分章系虚拟的，不能成立的，所以只好造出刘向的校定，以弥缝古文、今文在事实上的并无分别。如实地说，所谓今文、古文，实际只是一个来历、一个本子，仅由作伪者利用当时的古文问题而变个花样，以作此一来历不明之书的掩饰。元吴澄在《孝经校正定本序》中，知道他所看到的古文《孝经》为伪，遂以为孔壁古文《孝经》亡于魏晋以后，而怪司马光、朱元晦何以为隋后之伪古文所欺。但他不知他所看到的古文，与《汉志》所记的古文，同为一物，本出于虚拟伪造，无所谓真古文亡于魏晋以后之事。并且古文《孝经》的伪造，我怀疑是由套“古《论语》”的架子而来的。《汉志》谓《论语》有《论语》古文二十一篇，如淳谓：“分《尧曰》篇后，子张问如何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为政》。”桓谭《新论》云：“文异者四百余字。”古文《孝经》也套此而多分为二十二篇。《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一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古《论》多分出一篇，对上下文意，并无问题，但古《孝经》多分出三篇，在文意上实在分不下去。且《论语》与《孝经》两书字数既甚悬殊，而异字之数，偏又若合符节（四百余字），岂非怪事？所以古、今文《孝经》的异字，我怀疑桓谭只是根据一种传说的数目，而不是出自真实的数目。《孝经》的来源只有一个，即许冲所透露的汉武帝末、昭帝时，有人把它伪造以后，为掩饰它的无来历，便托之于孔氏古文，由与孝有关的三老把它献上；而当时的五经，是今文立于学官，遂又另伪造一今文《孝经》的历史以相呼应。伪造的人，可能便出自嫉忌王式的江公一干人之手，以迎合当时的潮流，加重自己的地位。东汉初特重谶纬，于是传习经传的人，多假谶纬以争立于学官的地位，例如贾逵，便把《左传》附会于谶纬，以争取左氏的立官。《孝经》伪造出来以后，因为是迎合当时的潮流，虽没有遇到反对，但也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于是西汉末、东汉初，再加上纬书的谣言神话的攻势。[61]这些纬书，系迎合当时刘家的统治者的要求而伪造出来的，形迹昭著，是不待多说的。此一攻势果然奏效，《后汉书·樊准传》谓明帝时，“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儒林传》谓明帝“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成为当时教育的必读课本。大儒如郑玄，且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汇之”。[62]这样一来，《孝经》便负起麻痹士人，助长专制之责。(https://www.daowen.com)
《孝经》既出于汉武帝末、昭帝时的伪造，然则对于昭帝以前有引用《孝经》的文献，又作何解释呢？首先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谓“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据《经义考》，蔡邕所引者为“大学者，中庸明堂之位也”，其说荒谬，出于伪托，日人佐藤广治，已有辨正。[63]《吕氏春秋·察微》篇曾引“《孝经》曰”一段，即《孝经》之《诸侯》章第三，于是许多人便以《孝经》为先秦旧典。[64]其实，《吕氏春秋·孝行》篇“敬其亲，不敢恶人……此天子之孝也”一段，与《孝经·天子》章第二大体相同，但它没有标“《孝经》曰”或“子曰”之名。《孝行》篇接着引“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一段，与《礼记·祭义》所记者完全相同，但它也不曾标出《礼记·祭义》的名称。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先秦著作，除了《诗》、《书》、《易》以外，很少标举引用的书名，最多也只是“传曰”、“语云”、“志有之”，或直举当事者的姓名。其二，《礼记》上的许多篇名，多数是二戴编定时所加上去的；此等篇名，先秦时尚未成立。在《察微》篇“在上不骄”一段，它的本意原不是说孝的，何以偏偏加上“《孝经》曰”三字？这与《吕氏春秋》全书引书，乃至先秦一切著作引书的惯例不合。并且这几句话，不仅对《吕氏春秋》及《孝经》各为一义，且在《吕氏春秋》的《察微》篇为有意义的话，而在《孝经》的孝道方面，实在没有意义。《察微》篇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能察到这种秋毫则治则存，不然则乱则亡。下面遂引了几个实际的事例，其中之一，是楚不能察吴之微而自骄自满，以致为吴公子光所败，所以接着说：“凡持国，太上知始（即微），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确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楚不能之也。”假定《孝经》在《吕氏春秋》成立时代已经流行，而《察微》篇居然要引《孝经》这段说诸侯之孝的话来证明楚不能察微，吕不韦门客的学识绝不至如此的贫乏。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中，怎样也找不出“富贵不离其身”而可以算得是孝，这几句话与孝的本身实在没有关系。从《孝经》全书到处偷窃文句的情形看，是他偷了《察微》篇的话以后，代吕不韦的门客加上了“《孝经》曰”三个字。至于它何以要偷这几句与孝无关的话，这与伪造《孝经》的整个时代背景有关，留在下面再说。
其次，是《春秋繁露》卷十五的《五行对》有“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的话，以下便是温城董君用五行来解释《孝经》，其内容牵强附会，固不待言。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谓“此董君似献王官属”，则其非董仲舒可知。《春秋繁露》一书，颇有残缺而经后人补缀者。此篇殆为西汉末依附《孝经》者所假托，而后人因有“董君”两字，误以为系董仲舒，遂妄收于《繁露》中，不足为董仲舒时已有《孝经》之证。
又其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的记载。史公叙事取材，必有所据，则孔子为曾子作《孝经》，似亦有所据。但《仲尼弟子列传》，凡弟子之言行见于《论语》者，史公无不加以缀录。以曾子在孔门的地位，史公对于《论语》中所记载的曾子言行，竟不缀录一字，尤其是关于曾子传一贯之道及临死时的记录，也不提及一字，此乃不能加以解释之事，所以日人中井积德谓：“曾子传独不引《论语》，且略，何哉？”[65]这是有力的疑问。我在孔子诛少正卯的考证中，曾指出《孔子世家》中有关此事之记载，乃出于后人之增改，并怀疑增改之人即系编定《孔子家语》的王肃。现按《仲尼弟子列传》中的曾子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以之作《孝经》”之文，最为近似。《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虽弟子之次序与《史记》相同，然《史记》除曾子外，凡在《论语》中有言行可录者皆录之，《家语》则一概不录。两书对同一人的叙述，无一人如对曾子叙述的相近似，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曾子传，殆亦为王肃所改纂。改纂后而略去史公缀录《论语》之原文（我认为史公原文一定缀录有《论语》中曾子之言行），因为在《论语》中只有曾子传孔子“忠恕”一贯之道，而无“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的痕迹，故不如一并略去，以免露出马脚。司马迁根本没有看到《孝经》，其《史记·自序》中，引其父临卒“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话，为《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之言，而司马氏未尝称之为《孝经》，亦其一证。[66]或者《孝经》上这三句鄙陋的话，即系偷自司马谈，亦未可知。从《史记·自序》看，司马谈是一个很热衷的人。
还有赵岐《孟子题辞》谓：“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钱大昕《潜研堂答问》谓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则传记博士之罢，当在其时”。按文帝立传记博士之说，他无旁证。而最有充《孝经》博士资格的颜贞（见前），既不见于《汉志》，且与《汉志》传《孝经》之五人，无丝毫线索，则此《孝经》博士究系何人？汉武帝好大喜功，因董仲舒、公孙弘等之言而开始推明孔氏，似无将文帝已立之儒家重要传记博士加以罢诎之理。此殆亦为伪造《孝经》者之谣言，特将《论语》、《孟子》、《尔雅》作陪衬。现就我所看到引用《孝经》的可靠材料，恐怕是始于匡衡的奏疏。[67]在此以前的，皆系后人伪托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