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域“秦人”称谓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在西汉时期称为“西北边”的方向 (1) ，对于中原人，曾经通行“秦人”称谓。战国至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得匈奴人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西汉时期西域“秦人”称谓见于《史记》《汉书》这种具有经典意义的史籍文献。从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文字看，东汉时依然使用“秦人”名号。我们不仅看到匈奴人与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的历史语言现象，西域中原人指代中原人也使用“秦人”称谓的情形，尤其引人注目。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作用在秦人于西北方向形成影响的时代已经显现。作为社会称谓、民族代号和文化标识的“秦人”，是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语言标本。讨论西域“秦人”称谓与汉地“秦胡”“秦虏”“秦骑”称谓的关系，也是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一、 匈奴使用“秦人”称谓
《汉书·匈奴传上》有关汉与匈奴战争的记载，出现“秦人”称谓：
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 (2) 。
对于“与秦人守之”之所谓“秦人”，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又《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表达了进行重要政策转变的决心 (3) 。其中写道：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这是匈奴人直接称呼汉人为“秦人”的明确的史证。文字出自汉武帝诏书，体现出其中信息发表的郑重庄严，尤其值得注意。颜师古解释说：“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4) 这样，我们看到颜师古对匈奴“秦人”之称有两种解说：（一） “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二） “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就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情形有所讨论。他写道：
“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榖，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非也。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今言“汉人”耳。《西域传》：“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言故也。”是矣。其言“与秦人守”者，匈奴以转徙为业，不习守御，凡“穿井、筑城”之事，非“秦人”不能为也。《大宛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谓中国人也 (5) 。
“秦人”称谓所指代的对象，按照顾炎武的说法：“亦谓中国人也。”“犹今言‘汉人’耳。”
二、 西域使用“秦人”称谓
汉代北方和西北方向国家部族称中原人为“秦人”，因秦经营西北联络各族曾经形成长久的历史影响。“秦人”称谓的使用明确见诸史籍，较《汉书》为早，有《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
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 (6)
“新得秦人”，“食给汉军”，所谓“秦人”和“汉军”之“秦”“汉”区别是明白的。这是成书早于《汉书》的《史记》的记载。所记述语言现象的空间背景又在更为遥远的“宛城”。
然而《汉书·李广利传》关于同一史事的文字记录，说法却略有不同：
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 (7) 。
《史记》“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则作“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所说“秦人”“汉人”，其实都来自汉地无疑。
“秦人”“汉人”，虽文字有异，但指代的对象是一致的。大概大宛人称“秦人”，而汉远征军方面称之为“汉人”。
《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说明当时西域人对中原人使用“秦人”为代号。
三、 刘平国石刻文字所见“秦人”
新疆拜城发现的刘平国石刻文字，提供了有关“秦人”称谓的确定的文物实证。
据黄文弼《释刘平国治关城诵》记述：“出拜城东北约100千米，喀拉塔格山麓、博者克塔沟口岩石上。凿字者凡二处：北为题识，有字处长18.3、宽16.6厘米。三行，第一、二行各四字。第三行三字，隶体，每字4.2厘米见方。南为诵文，有字处长48.3、宽40厘米。隶体，每字约3.4厘米见方，凡八行，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镂刻颇工。”黄文弼还写道：“按此碑为清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所发现，并椎拓若干纸，传播于世。叶昌炽、王仁俊均有释文（见王树柟《访古录》），王树柟《访古录》及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并录其文。但诸先生未亲至其地，又字迹漫漶，因多推测之辞。现碑文又损毁若干字，原拓本更为模糊。余于1928年亲至该处，考察形势，并手拓数纸。知前人颇多误解，例如叶昌炽作‘刘平国开道记’、《访古录》作‘汉乌垒摩岩石刻’皆不真确。” (8)
王炳华对新疆博物馆藏“刘平国刻石”拓本的研究，注意到乌程施补华跋叙述刻石发现及初拓情形。施说当时清军“过其地”，发现这处摩崖石刻，“字迹漫漶不可识，以告余，疑为汉刻。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戎（兵）王得魁，大令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其点划……”王炳华写道：“关于‘刘平国刻石’的发现经过，王树枏《新疆访古录》称是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发现。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从其说。与这里的施补华题跋不同，似应以施补华题跋为准。”施补华曾“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陈叔通所得初拓赠予新疆博物馆。施补华记录了文字比较清晰的部分。王炳华又综合叶昌炽、王仁俊、王树枏、王国维及黄文弼各家释文，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 (9) ，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 (10) 。
王炳华的“判释”，很可能是比较接近原意，也最为合理的释文。我们考虑到“直建”应与“乙酉”连读，则释文应作：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
“直建”，言当“良日” (11) 。“良日”即“吉日”。《礼记·祭义》：“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孔颖达疏：“良日，谓吉日，宜缫之日。明缫更择吉利之日，日至而后，乃夫人自缫。” (12) “良日”“大吉”，是战国秦汉社会通行理念。《吕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 (13) 《淮南子·兵略》：“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后破之。” (14) 在提示“良日”的同时，又说到“利时”。汉代行事“择良日”之例，有汉王拜将故事。《史记·淮阴侯列传》：“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 (15) 又《史记·龟策列传》：“今日良日，行一良贞。” (16) 刘邦称帝，亦“谨择良日”。《汉书·高帝纪下》：“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 (17) 又汉帝“立诸子”“以为王”同样。《汉书·贾谊传》：“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而天下安。” (18) 所谓“直建，纪此”，即“良日”“吉利之日”“纪此”，体现了追求“行一良贞”“是必大吉”的意识 (19) 。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中“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所见“秦人”称谓出自汉人书写的纪念性文书“诵”，当然是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的。
四、 刘平国石刻称谓史意义之一：东汉西域“秦人”称谓实例
有学者曾经发表论说，认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记录的工程“在当时影响重大”，其意义超越工程史和交通史，也可以作为行政史及边疆史的实证，“这一石刻证明直到东汉晚期中原王朝仍对西域实施着有力的管辖。该石刻是新疆目前发现最早的摩崖石刻，是新疆归属汉王朝统治的历史见证” (20) 。其实，这一重要的石刻文字资料还有值得认真探索的其他历史文化信息。比如，前引匈奴人、西域人称“秦人”均见于西汉时期。其时距秦不远，颜师古注所谓“习故言也”或许可以成立。然而刘平国石刻作为出土文献资料告知我们，至于东汉时期，西域地方依然“谓中国人为秦人”。这一历史文化信息有特别值得重视的文献学意义和民族史意义。
东汉以后的正史文献中，已经不见称中原人为“秦人”的情形。刘平国石刻文字“秦人”，可以作为称谓史的重要时代标志。
拜城在“宛城”东方约700千米。可以说与“大宛国”相邻 (21) 。刘平国石刻所见“秦人”字样，也可以看作称谓史记忆中可以为东汉西域“秦人”称谓使用进行空间定位的有意义的信息。
五、 刘平国石刻称谓史意义之二：汉人使用“秦人”称谓实例
前引《史记》《汉书》所见“秦人”称谓的使用，见于汉人历史记述。有些相关记述，可以作“秦人”“汉人”不同称谓的比照。如《史记》“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则作“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
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这里所谓“秦人”，从字面看，应是汉人“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使用的称谓。
然而前引《汉书·李广利传》：“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称“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与前引《史记·大宛列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不同。“汉人”“汉兵”“汉军”同时使用。
可知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言“秦人”，应是来自“宛城”中敌方情报。“秦人”应是“大宛”人使用的称谓。而《汉书》所谓“汉人”“汉兵”“汉军”则是李广利远征军通行的说法。前引《汉书·西域传下》载录汉武帝诏文所见“秦人”，引“军候弘上书言”转述“匈奴”语。
刘平国石刻作为汉文文书，明确出现“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字样，似可说明当时西域地方的汉人，竟然也使用“秦人”称谓。
至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的族属，据内藤湖南说：“龟兹左将军姓刘氏可疑。然此时汉人在西域者颇多，《后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事，则汉人之居西域可见也。”朱玉麒注：“则汉人之居西域可见也，日文本作‘刘平国亦汉人韩融之类乎’。”有关刘平国碑的研究，内藤湖南生前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见于《支那上古史》尾声处的一小段结语：“班超年迈之后，其子班勇曾居西域。因此，至东汉中期为止，汉与西域的关系是清楚的。但此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近年，龟兹将军刘平国的摩崖石刻被发现，为班勇以后之物。从中可见，班勇之后，西域仍有通解汉文的人。不过，与汉是否有从属关系，无从了解。” (22)
刘平国石刻所见“秦人”或许可以理解为汉人互称语例。这有可能主要是受当地语言习俗影响。但是也很可能继承了中国“北边”“西北边”复杂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称谓传统。历史语言的惯性的作用，使得“秦”的字义有复杂的内涵。
六、 “秦胡”“秦虏”“秦骑”
《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段颎西域战事，叙说涉及“秦胡”字样，应指关联边疆史与民族史的特殊身份：“（建宁）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 (23)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记载：“（袁）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沈之迹，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 (24) 而《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写作：“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 (25) “秦”“胡”分断。《后汉书·董卓列传》：朝廷征董卓为少府，遭到拒绝。董卓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26) 《后汉书·董卓列传》中“秦胡”称谓与“羌胡”称谓几乎同时出现，同时见于董卓上书，是值得注意的。《后汉书·邓寇列传》提示的历史信息，则出现“秦胡羌兵”字样，可以读到“秦胡”，而“胡羌”则与前引《后汉书·董卓列传》“羌胡”语义相近：“（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 (27) 《资治通鉴》记录同一史事，标点则不同：“（邓）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破之。”胡三省注就其中“秦”字的族别意义有所解说：“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 (28) 就是说，“秦、胡、羌兵”的“秦”，语义依然如同前说《史记》《汉书》所说“秦人”。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明确出现“秦胡”字样的简文。学界讨论热烈。对“秦胡”的多种理解，以方诗铭“‘秦’和‘胡’”说及邢义田“秦人入胡”说最值得重视 (29) 。也许“秦胡”名义接近历史真实的理解，还需要更多资料的提示方能确定。居延汉简又可见“秦虏”称谓。“秦胡”与“秦虏”，反映当时边塞戍防人员对于敌对军事力量的称谓习惯。现在看来，作为民族称谓的“秦虏”，与“胡虏”“羌虏”“僰虏”等构词形式大体一致。“秦胡”之“秦”与“秦虏”之称谓指代，大致是与西北民族形成融合，在生产方式、生活礼俗诸方面与内地民族传统显现一定距离的原中原民众。通婚，可能是实现这种融合的重要路径之一 (30) 。(https://www.daowen.com)
肩水金关汉简又可见并列出现“胡骑”和“秦骑”简文的题为“名籍”的文书：
所将胡骑秦骑名籍
（73EJT1：158） (31)
对于“胡骑”，我们曾经有所讨论 (32) 。而“秦骑”名号，或许可以与“秦人”“秦虏”等联系起来理解。
《晋书·乐志下》载《明君篇》：“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 (33) 又见《宋书·乐志四》 (34) 。所谓“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其“合”与“异”，有益于我们理解和说明“秦胡”与“胡虏”“秦虏”以及“胡骑”“秦骑”称谓的内涵。而就两汉时期西北民族语言通行的“秦人”称谓的认识，对于解读相关文化现象应当有所帮助。
On the Appellation “Qin Re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Wang Zijin
Due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Qin state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Xiongnu people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called the Central Plains people “Qin Ren （Qin People）”. The appellation of “Qin Re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not only prevail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according to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Liu Pingguo， it was still us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people use the appellation “Qin people”， which is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shows that the role of the Silk Road has already appeared when the Qin people influenced the northwest region. “Qin Ren” is a typical language specimen that shows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lso meaningful to discuss the appel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 people” and “Qin Hu”， “Qin Lu” and “Qin Qi”.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兰台学术计划”）“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阶段性研究成果。
(1) 王子今《秦汉边政的方位形势：“北边”“南边”“西边”“西北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144—151页。
(2) 《汉书》卷九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3782页。
(3)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3—20页。
(4) 《汉书》卷九六下，3912—3913页。
(5) 原注：“《后汉书·邓训传》：‘发湟中秦、胡。’《袁绍传》：‘许赏赐秦、胡。’秦者，中国人。胡者，胡人。犹后人之言‘蕃、汉’也。”（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546页。
(6) 《史记》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177页。
(7) 《汉书》卷六一，2701页。
(8) 黄文弼《释刘平国治关城诵》，收入黄文弼著，黄烈编《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397—402页。文末注：“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9) 王炳华指出：“这里的‘十二日’应为‘廿二日’之误。”“摩岩刻字十分漫漶，难以辨清，而且‘十’与‘廿’只一笔之差，至有此误。”今按：刻石当时之“误”不好理解，很可能是因“漫漶”过甚判读之“误”。
(10) 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56—62页。
(11)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枣不利莫。可以入人、始寇、乘车。有为也，吉。”（一四正贰）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183页。此所谓“建日，良日也”，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和乙种均作“建日，良日殹”。即：“建日：良日殹。可为啬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大生，不可入黔首。”（甲一三，乙一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83、87页。
(1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1980年，1598页。
(13)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39页。
(14)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81页。
(15) 《史记》卷九二，2611页。
(16) 《史记》卷一二八，3240页。
(17) 《汉书》卷一下，52页。
(18) 《汉书》卷四八，2260页。
(19) 王子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考论——兼说“张骞凿空”》，《欧亚学刊》新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68—80页。
(20) 闫雪梅《从考古资料看汉晋时期的龟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3页。
(2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37—38页。
(22) 朱玉麒《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339—357页。
(23) 《后汉书》卷六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153页。
(24) 《后汉书》卷七四下，2414页。
(25) 《三国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02页。
(26) 《后汉书》卷七二，2322页。
(27) 《后汉书》卷一六，610页。
(28) （清）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865—1866页。
(29) 方诗铭《释“秦胡”——读新出居延汉简“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札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37—39页。邢义田《“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317—3322页；《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68—83页。
(30) 王子今《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25—35页；《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52—63页。
(31)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下册11页。
(32) 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23—33页。
(33) 《晋书》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13页。
(34) 《宋书》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