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回鹘四方墓出土鲁尼文刻铭释读——兼谈鲁尼文字形之演变

蒙古国回鹘四方墓出土鲁尼文刻铭释读 ——兼谈鲁尼文字形之演变 ()

白玉冬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走出国门，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携手，进行“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项目的合作。其科研成果《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年）》《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年）》深获好评 (1) 。2011年，笔者拜访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时任所长陈永志先生慷慨馈赠上述两部报告文集。多年来，在给学生讲解北方民族历史遗存时，笔者每每利用其中的精美图片，受益匪浅。

2018—201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胡汉语碑刻考察团”，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所和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在蒙古国境内进行了科研合作调查。在2018年8月11日下午，考察团一行在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所国际联络员奥其尔（A. Ochir）教授陪同下，调查了Hoton山脚下回鹘人墓葬 (2) 。奥其尔也是上述中蒙合作“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及发掘研究”项目的蒙方领队。此后，在2018年11月22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工作坊，邀请奥其尔做学术报告The Uighur Mausoleums Excavated in Mongolia（蒙古国发现的古代回鹘陵墓），介绍上述中蒙合作的考古调查成果 (3) 。据其告知，这些回鹘墓葬遗址群分布于鄂尔浑河畔回鹘牙帐近旁的山麓地带，其建筑布局呈四方形状，与突厥汗国的祭祀遗址区别很大，但与发现于回鹘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希内乌苏碑的祭祀遗址上的四方形遗址相同；墓葬群出土有唐开元通宝铜钱一枚和刻有鲁尼文的弓形骨片和筒瓦各一；北京大学所提供的碳14数据表明遗址时间为7—9世纪；四方形遗址发现的建筑元素与俄罗斯图瓦波尔巴珍遗址的建筑元素非常相似，陶片与砖瓦也与回鹘牙帐城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极为相似。奥其尔据此指出，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这些四方形墓葬属于漠北回鹘汗国。

上述奥其尔教授的观点，自无问题，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不过，在关于此次中蒙合作调查时所发现的鲁尼文刻铭的解读与年代考证问题上，笔者的看法与前人不尽相同。故撰此稿，敬祈方家指正。

一、 弓形骨片鲁尼文刻铭

据奥其尔介绍，该文物出自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山1号遗址2号墓 (4)  。不过，中方考古报告介绍说出自胡拉哈山谷1号墓园 14 号墓 (5) 。该刻铭最早由蒙古国立大学巴图图鲁噶（Ts. Battulga）教授解读，其研究成果《弓形骨片上的铭文》在2007年与奥其尔联名发表在蒙古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杂志上 (6) 。2016年，巴图图鲁噶再次刊布其释读成果，并给出了精美的图版 (7) 。同年，包文胜、张久和二位在讨论四方形遗址年代时，给出了黑白图版和换写与转写，并认为弓形骨片上的文字T的写法不同于突厥汗国鲁尼文碑铭的T，而与回鹘汗国碑铭的T的写法接近或相同，进而主张该弓形骨片文物应属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 (8) 。

关于该弓形骨片，笔者未能探查实物。据陈海玲介绍 (9) ，是附着于弓柄中部两侧的附件，动物骨骼制作。平面呈梯形，背面较粗趟，正面弧隆，中间磨光，两端和其中一边刻画有密集的网格状纹饰，正面磨光部分刻有鲁尼文。看得出，该骨片应是弓柄的加强板。据巴图图鲁噶给出的图片（图版1），自右向左，鲁尼文文字清晰可见。关于这五个文字的换写，学者们意见相同，均作T W N W z，笔者对此毫无异议。然关于其转写，学者们之间意见不一。巴图图鲁噶转写作tunuz（tunoz， tonoz， tonuz），推定是人名，同时指出难以判断是弓箭的所有者，抑或是制作加强板的人物之名。包文胜、张久和二位转写与巴图图鲁噶相同，但未作任何考述。笔者以为，该刻铭应转写作tun uz，是首席工匠之义。

第一，古突厥语tun义为第一个出生的，即头胎、老大之义 (10) 。汉籍记录的后突厥汗国权臣阿史德元珍的元珍，与突厥碑文的tunyuquq（暾欲谷）正相对应，其中的tun对应汉字“元” (11) 。

第二，古突厥语uz义为弓匠或技术高超之义 (12) 。除克劳森（G. Clauson）词典给出的例子之外，兹略作补充。叶尼塞碑铭中，E26奥楚瑞（Ochury） 碑铭属于墓碑，出土于叶尼塞河与阿巴坎河之间的Ochury村附近，现藏米努辛斯克博物馆，馆藏编号为32。该墓碑的三面各镌刻有4行鲁尼文铭文，另一面镌刻1行，共13行铭文。关于该碑铭，瓦西里耶夫（D. D. Vasilyev）依据拉德洛夫（W. W. Radloff）《蒙古古物图录》Atlas的图版进行了规范和重建，笔者则重新进行了解读 (13) 。据笔者释读，该墓碑主人叫颉于伽斯亦难赤毗伽（el ögäsi ïnanu bilgä），其手下有被带来的Az族民众。其中，碑文第5行内容如下：

 

录文：///（O）：jgrmi：r s：J（C）i：Na：rdm：（LD）i///

换写：///（W z）： y g r m i： r z b s： Y（） i： N T a： r d m： （L D） i ///

转写：/// uz yegirmi är az beš yaïnta ärdäm aldï///　

译文：……工匠（uz）20名战士从Az族5名弓箭手那里获得了技术……

 

显然，工匠20名战士从Az族5名弓箭手那里获得的技术应该是制作弓箭的技术。碑文中工匠（uz）前面的文字虽然已经脱落，但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工匠应该与弓箭有关。在冷兵器时代，制作弓箭等武器装备的技术人员属于匠户的一种。如唐代设有番匠，即工匠在官设手工作坊内服番役。元代设有专门的匠户，在官营的手工业局﹑院中服役，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生产。《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弓弩院条记录：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三日，提举司言：“后苑御弓箭库抽取弓弩院工匠人二人赴库造箭，寔违条制。” (14) 虽然笔者未能找到与突厥或回鹘相关的弓弩匠人的实例，但上引《宋会要辑稿》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tun uz（首席工匠）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人名的可能，但鉴于使用tun（第一个）来修饰uz（工匠），此弓形骨片，即弓柄加强板视作由游牧国家内部著名的弓箭师，甚至于游牧政权汗庭御用的弓箭匠人所制作比较贴合。推而言之，出土有弓形骨片的墓葬的主人勘同为上述著名弓箭师或游牧政权汗庭御用的弓箭匠人比较稳妥。

二、 筒瓦鲁尼文刻铭

该筒瓦是奥其尔在2011年率领中蒙联合考古队时发现，出土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赫列克斯浩莱山谷 6 号回鹘墓园。2016年，宋国栋、陈永志、包文胜三位在讨论回鹘汗国瓦类建筑构件的制造工艺时，给出了刻铭的释读与注释 (15) 。同年，包文胜、张久和二位在讨论四方形遗址年代时，再次给出了同样的释读 (16) 。也是同一年，巴图图鲁噶刊布其释读成果，并给出了精美的彩色图版和详细的词注 (17) 。2019年，笔者与吐送江·依明联名，在介绍“胡汉语碑刻考察团”的调查成果时，给出了我们的释读 (18) 。然受限于文章的类别和篇幅，未能详尽。兹予以补充完善。

2018年8月12日12：00，我们“胡汉语碑刻考察团”一行出发前往和硕柴达木博物馆，15：00 查看该博物馆收藏的回鹘墓葬出土筒瓦。考察队员4人分别各自调换角度拍照，并进行测量。筒瓦长31厘米，宽12厘米，高6厘米，上下2行鲁尼文刻铭（图版2）。白玉冬、裕勒麦孜、吐送江·依明各自进行了识读，结论相同。以下给出我们的释读，以及必要的注释和说明。

 

录文：1 Y O Y # iLKajit#iw Y　　2 I z j i# g r m I k # aI tdm

换写：1Y i W nt Y i Q a y i t i n Y 2 b i z y i g r m i k a b i t d m

转写：1yunt yïlqa yitin ay 2　biz yegirmikä bitidim

译文：马年7月20日，我们写了。

 

注释：

#：表示筒瓦裂痕。该筒瓦现已断裂为三截，中间有两道裂痕。第1道裂痕贯穿第1行第4字Y （Y）与第5字i（i）之间，并贯穿于第2行第5字i（i）之上。第2道裂痕贯穿第1行第11字t（t）与第12字i（i）之间，并贯穿于第10字k（k）之上。

2行，I z>b i z>biz（我们）：前人的换写与笔者完全相同。其中，巴图图鲁噶给出两种转写：biz（我们）和äbiz，并把后者视作人名。此姑且一说。宋国栋、陈永志、包文胜以及包文胜、张久和的转写与笔者相同，只是各位把biz译作“5”，进而把筒瓦鲁尼文的刻写时间解读为马年7月15日。不过，古代突厥语中，5通常是biš或beš。我们知道，回鹘文文献中存在唇齿音Z和S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也存在以相同文字共写S字与字的现象。不过，此种现象仅限于回鹘文文献，且虽然在蒙元时期之前已有出现，但最多见于蒙元时期。据笔者浅识，在鲁尼文文献中，尚无此种Z与S或之间的文字互换现象。即，该筒瓦的鲁尼文刻铭写于马年7月20日，并非马年7月15日。

2行，I tdm>b i t d m>bitidim（我写了）：巴图图鲁噶的换写和转写、译文与笔者相同。不过，宋国栋、陈永志、包文胜以及包文胜、张久和均转写作biritdim，译作我切割了。而且，前三者主张根据筒瓦的制作流程来看，就是工匠切割筒瓦时刻写文字，之后烧制而成。查看实物，第2行第13字并非诸位所释读的前舌音文字r（r），而是I（i）。

综上，上述筒瓦鲁尼文刻铭表明其写于马年。不难看出，该筒瓦也建造于马年。不过，由于这些文字与突厥汗国的鲁尼文字体完全相同，仅依据上述刻铭，就断言这些四方形墓葬属于回鹘汗国，为时尚早。如前面介绍的奥其尔之文，笔者以为只有把该刻铭与这些四方形墓葬的其他特征结合起来，方敢言这些墓葬属于回鹘汗国所拥有。

三、 从鲁尼文字体的变化看刻铭年代

鲁尼文碑刻铭文，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叶尼塞河流域、中亚的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此外，国内新疆、内蒙古、西安偶有发现。其中，叶尼塞碑铭、天山和阿尔泰山碑铭，以及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刻铭等之中，存在一部分有别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大型碑文字体的异体字 (19) 。关于这些异体字的产生，可以归纳出两种可能性。第一，鲁尼文在封闭环境下的进化与演变。如后舌音辅音字B在突厥与回鹘的大型碑文中通常写作B，但在叶尼塞流域和阿尔泰山的碑刻中还写作、、、、。第二，对当地方言差异的适应。如闭口元音e在突厥与回鹘的大型碑文中无专用文字，但在叶尼塞流域和阿尔泰山的碑刻中写作E 或a，el（人民、国家、地方）写作El或al。此外，叶尼塞碑铭中还频繁出现清音的浊音化现象与浊音的清音化现象，相关文字也随之发生变化 (20) 。无疑，这些异体字，对于判断相关碑刻铭文的历史背景或所属年代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笔者并非断然否定在突厥与回鹘的大型碑文中不存在“异体字”。如，后舌音辅音T在突厥与回鹘的碑文中均存在T与两种写法。在暾欲谷碑第一碑的北面第2行中，tuγ（纛）作，其中的 即是T（T）的变体或误刻。不过，相比叶尼塞碑铭和中亚碑铭，突厥与回鹘碑文中的“异体字”数量极其有限，甚至不能称其为“异体字”。由于在突厥与绝大多数回鹘的碑文中，鲁尼文字的写法几近相同，实际上仅仅依靠个别文字的写法来确定这些碑文刻铭属于突厥汗国还是回鹘汗国极其勉强。

不过，我们知道，鲁尼文存在两种字体，第一种是在此介绍的以突厥汗国碑文为代表的棱角分明的字体，第二种是以敦煌吐鲁番出土鲁尼文写本文献为代表的具有一定弧度的字体。突厥汗国的所有碑文，回鹘汗国的大部分碑文，叶尼塞碑铭和阿尔泰山、天山铭文，以及雅儿湖石窟第5窟刻铭等，均属于第一种字体，笔者称之为突厥碑文体。九姓回鹘可汗碑（喀喇巴剌噶逊碑）、敦煌出土Or.8212-161鲁尼文占卜文书，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军需文书等，均属于第二种字体。百年前的汤姆森（V. Thomsen）指出，九姓回鹘可汗碑的鲁尼文字体圆润优美，与吐鲁番出土的鲁尼文写本字体相似 (21) 。克里亚施托尔内也提出九姓回鹘可汗碑字体有别于回鹘汗国的特斯碑、塔里亚特碑（铁尔痕碑）和希内乌苏碑（默延啜碑） (22) 。在吐峪沟出土的鲁尼文摩尼教写本TIIT 20（Mainz 0377）残片中，在19个鲁尼文字母下方以摩尼文标出读音，看得出该文书是摩尼教徒学习鲁尼文的习字本或范本 (23) 。该TIIT 20（Mainz 0377）文书的字体与其他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鲁尼文写本文献的字体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弧度。森安孝夫称这种鲁尼文字体为摩尼教字体，并指出称得上是回鹘官方历史文献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具有浓厚的摩尼教色彩，这可从碑文中的鲁尼文字体与上述摩尼教字体极其相近得到佐证 (24) 。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建造年代虽然意见不一，但关于碑文的被纪念者是漠北回鹘汗国第8代君主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这一点上，学术界已无异议。而回鹘汗国早期的特斯碑（建于750年）、塔里亚特碑（建于752年）和希内乌苏碑（建于759年或其稍后），其字体明显不同于九姓回鹘可汗碑，与突厥汗国碑文字体一致，属于突厥碑文体。

此外，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文鲁尼文双语“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的鲁尼文字体亦值得关注 (25) 。从第1行末尾字y（）、第2行末尾字K（k）、第4行末尾字（š）与第12行第6字i（i）等文字的形状看得出，这些文字的竖线已经出现弧度。即，相比回鹘汗国早期的特斯碑、塔里亚特碑和希内乌苏碑，该碑文鲁尼文字体与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前述摩尼教字体非常接近。就该碑文建于猪年（乙亥年，即795年）而言，可以说葛啜墓志的鲁尼文字体正处于从回鹘汗国早期的突厥碑文体向9世纪的摩尼教字体过渡的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鲁尼文、粟特文双语赛部来（Severy）碑残损严重且字迹漫漶 (26) 。根据现有的残存文字虽然难以判明其字体，但其中的W和z已经出现弧度 (27) 。森安孝夫主张赛部来碑建于821—823年唐、吐蕃、回鹘三国会盟时，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具有同等意义 (28) 。不过，史料介绍贞元三年（787）“回纥可汗铭石立国门曰：‘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云云 (29) 。此处不否定该碑建立于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的8世纪60—80年代的可能。总之，不论建立于何时，赛部来碑的鲁尼文字体已经接近于摩尼教字体。

以上，就字体属于突厥碑文体而言，可以认为前述弓形骨片鲁尼文刻铭与筒瓦鲁尼文刻铭年代属于突厥汗国或回鹘汗国早期。若再结合奥其尔所指出的这些四方形墓葬所具有的回鹘汗国特色，那我们方可以说上述两种刻铭属于漠北回鹘汗（745—840）早期。再看摩尼教在回鹘的传播，最早是帮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的牟羽可汗在763年时从唐朝引入。之后在顿莫贺达干的政变时一时遭到镇压，在怀信可汗（795—805？）时期得到大力发展。结合此点而言，筒瓦鲁尼文刻铭所言马年视作鲁尼文字体尚未受到摩尼教影响或影响仍小的754、766、788、790年中的某一个较为稳妥。

此外，依据对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和元代遗迹出土砖瓦胎土的化学分析，三辻利一、村岗伦二位多年前早已指出在回鹘汗国遗迹中，鄂尔浑河畔的喀喇巴剌噶逊遗址和色楞格河畔的富贵城（Bay Balïq）遗址出土的瓦片产自当地，表明其近旁就有瓦窑 (30) 。希内乌苏碑文南面第10行记录，默延啜可汗“在鄂尔浑河和balïqlïγ河的合流处，令人营造了国家的宝座” (31) 。据前后文记录的事件及其时间推算，这是指回鹘汗国在753年之际建造宫城，即喀喇巴剌噶逊遗址故城。同碑西面第5行还记录在757年之际，默延啜可汗令人在色楞格河畔为粟特人和唐人建造了富贵城 (32) 。不言而喻，在建造宫城的753年之际，回鹘人无疑就在其近旁修建瓦窑，制作瓦片。从喀喇巴剌噶逊遗址故城的规模来看，上述回鹘宫城的建造，不可能在753年当年结束。以此推之，754年回鹘人仍然在喀喇巴剌噶逊遗址近旁建造瓦片不悖于理。

综上几点，关于喀喇巴剌噶逊遗址故城附近回鹘墓葬出土的、镌刻有马年字样的筒瓦的建造年代勘同为754年，更与历史事实接近。关于弓形骨片鲁尼文刻铭的年代，依据其字体属于突厥碑文体，推定其是在753年之后，约795年之前较为稳妥。(https://www.daowen.com)

余　　论

近年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家对相关蒙古高原历史研究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强，值得可喜可贺。不过，此类研究与蒙古国境内多语种民族文字文献史料密切相关。此种状况，迫使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基本的语文学出发，逐字逐词去识别验证。本文以回鹘四方形墓葬出土的鲁尼文刻铭为例，给出了有别于前人的新的解读。同时，通过对鲜为人知的鲁尼文字体变化的探讨，致力于确定上述鲁尼文刻铭的年代。旨在以小见大，抛砖引玉，督促学界同仁推陈出新。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nic Inscriptions Unearthed from the Uighur Chamber Tombs 

in Mongolia—also on the Evolution of Runic Script

Bai Yudong

In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the Uighur chamber tombs near the Karabalgasun site in Mongolia， the runic script on the tube tile and bow⁃shaped bone fragment is sharp and angular， belonging to the Turkic inscription style. Based on the script alone， i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chamber tombs belonged to the Uighurs. The tube tile engraved with the “Horse Year” is dated in A.D.754. Its estimated that the runic inscription on the bow⁃shaped bone fragment could be dated from A.D.753 to 79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ZD2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刻与唐代西北地区历史（编号：21lzujbkyjh004）”阶段性成果。

(1) 研究成果见塔拉、恩和图布信主编《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塔拉等《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2) 详见白玉冬、吐送江·依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196—197页。

(3) 奥其尔先生的报告内容，此前已经发表于蒙古国《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第8期，2010年，16—26页。中译文见阿·奥其尔等撰，孟繁敏、杨富学译《蒙古国发现的古代回鹘陵墓》，《西夏研究》2020年2期，104—108页。

(4) 阿·奥其尔等《蒙古国发现的古代回鹘陵墓》，106页。

(5) 塔拉等《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年）》，13页。

(6) A. Ochir，Ts. Battulga，“Numiin yasannaalt deerhi bi⁃chees，”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3，no.1，2007.

(7) Ts. Battulga，“Inscription on the Bone Plate for Reinforcing Bow.”in Turkic Footprints in Mongolia，Ulaanbaatar，2016，pp.121-123.

(8) 包文胜、张久和《蒙古国“四方形遗址”所属时代考——以出土器物上的两组突厥卢尼文字判定》，《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5期，82—84页。

(9) 陈海玲《回鹘汗国哈喇巴拉嘎斯都城遗址及周边墓葬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42页。

(10) G.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p.513.

(11) 关于阿史德元珍的元珍与突厥碑文的tunyuquq（暾欲谷）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学者克里亚施托尔内（С.Г. Кляшторныи）进行了考证；此处转引［日］護雅夫《エスゲクリャシュトルヌィの突厥史研究》，载氏著《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卷，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562—564页。

(12) G.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p.277.

(13) D. D. Vasilyev，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Yeniseya，Leningrad，1983，pp.24，64，102；白玉冬《牢山剑水：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64—67页。以下介绍的该碑铭内容，据笔者释读。与前人之间的释读差异，兹不赘述。相关前人研究成果，参见笔者前文介绍。

(1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2733页；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446页。

(15) 宋国栋等《蒙古国赫列克斯浩莱山谷6号回鹘墓园出土突厥鲁尼文瓦考析》，《文物》2016年第4期，51—53页。

(16) 包文胜、张久和《蒙古国“四方形遗址”所属时代考—以出土器物上的两组突厥卢尼文字判定》，《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5期，82—84页。

(17) Ts. Battulga，“Inscription on the Bone Plate for Reinforcing Bow.”in Turkic Footprints in Mongolia，Ulaanbaatar，2016，pp.124-129.

(18) 白玉冬、吐送江·依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198页。

(19) 关于包括这些异体字在内的换写、转写，参见白玉冬《E68（El⁃Baji）叶尼塞碑铭译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202—203页；白玉冬《牢山剑水：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译注》，凡例2—4页；关于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鲁尼文刻铭的最新研究，见白玉冬《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鲁尼文题记释读与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37—50页。

(20) 详见白玉冬《牢山剑水：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译注》，163—164页，兹不赘述。

(21) V. Thomsen，“Ein Blatt in türkischer Runenschrift aus Turfan.”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vol. 15 （1910），pp.296-306，here p.300.

(22) S. G. Klyashtorny，“The Tes Inscription of the Uighur Bögü Qaghan，”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vol. 39，no.1 （1985），pp.137-156，here p.156.

(23) A. von Le Coq，“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öktürkischen‘Runen’aus Toyoq und Idiqut⁃Schähri.”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 Klasse，Berlin.1909，pp.1047-1052.

(24) ［日］森安孝夫《大英図書館所蔵ルーン文字マニ教文書Kao. 0107の新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2辑，1997年，58—65页。

(25) 关于鲁尼文铭文的主要研究，参见以下论文。成吉思《〈葛啜墓志〉突厥文铭文的解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43—446页；Alyılmaz Cengiz，“Karı Çor Tigin Yazıt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Literature Culture Education，vol.2，no.2，2013，pp.1-61；白玉冬《回鹘王子葛啜墓志鲁尼文志文再释读》，《蒙古史研究》第11辑，2013年，45—52页；Ölmez Mehmet，“Xian Yazıtı.”Orhon⁃Uygur hanlııdönemi MoolistandakieskiTürkyazıtları，2nd version，2013，pp.322-325；Ölmez Mehmet，“Uygur Prensinin Yazıtı.”Atlas，aralık （december），2014，no.261，p.128；芮跋辞、吴国圣《西安新发现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鲁尼文墓志之解读研究》，《唐研究》第19卷，425—442页；张铁山《〈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之突厥如尼文考释》，《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74—80页；V. Rybatzki & Wu Kuosheng“An Old Turkic Epitaph in Runic Script from Xian （China）：The Epitaph of Qarïortegi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vol.164，no.1，2014，pp.115-128；［日］林俊雄《2013年西安発见回鹘王子墓志》，《创価大学人文论集》第26辑，2014年，1—11页；Aydın Erhan & Ariz Erkin，“Xian yazıtıüzerinde yeni okuma ve anlamlandırmalar.”Türk Dünyası Sosyal Bilimler Dergisi，vol. 71，2014，pp.65-80；［日］森安孝夫著，白玉冬译《漠北回鹘汗国葛啜王子墓志新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99—526页；白玉冬《葛啜墓志鲁尼文志文第1行再释读》，《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3辑，2020年，26—31页。

(26) 该碑发现于额济纳河北面的蒙古巴彦洪格尔省赛部来苏木，即唐代史料所言花门山一带。现存面为鲁尼文、粟特文各7行。吉田丰等认为残损更为严重的另一面应为汉文面。见吉田豊、森安孝夫、片山章雄《セブレイ碑文》，载森安孝夫、オチル编《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豊中：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225—227页。

(27) 包括塞部来碑图版在内，森安孝夫率领的日蒙联合考察队所采集的拓片图版，绝大部分可以在大阪大学“综合学术博物馆统合资料データーベース”http：//www.museum.osaka⁃u.ac.jp.上检索。

(28) ［日］森安孝夫、吉田豊《モンゴル国内突厥ウイグル時代遺蹟·碑文調査簡報》，《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3辑，1998年，165页；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講談社，2007年，352—353页。

(29)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58页；《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123页。

(30) ［日］三辻利一、村岗伦《突厥·ウイグル·モンゴル時代の遺蹟出土瓦とレンガ》，森安孝夫、A.奥其尔编《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豊中：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108—109页。

(31) 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91、111—112页。

(32) 白玉冬《希内乌苏碑译注》，9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