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光］敦煌县志》收载汉唐诗文看方志的编纂旨趣
张廷银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道光年间，由时任敦煌知县、嘉庆进士苏履吉（1779—？）主持编修的《［道光］敦煌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了汉唐至清代嘉庆间与敦煌有关的诗文作品。但其中有一部分却与敦煌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既展示当地文学实况又超出实际状况的现象，其实就反映了中国地方志比较普遍的编修旨趣，是中国文化在地方运行的特殊规律，有必要以此为例，予以解析。
一、 《［道光］敦煌县志》收载汉唐诗文的基本情况
《［道光］敦煌县志》是由苏履吉主持、曾诚主纂的一部地方志 (1) ，共七卷卷首一卷。第六卷为艺文，收载了自汉代到清代的诗文多篇，其中汉唐的诗文作品计有32篇，分别是：班超《西域都护求代还疏》，张珰、陈忠《后汉经略西域议》，班勇《议闭玉门弃西域议》、侯瑾《筝赋》，索靖《草书状》，氾称《上李歆疏》，佚名《贰师泉赋》（敦煌遗书），僧统《翟家碑》，窦良骥《吴僧统碑》，佚名《莫高窟再修功德记》；汉武帝《天马歌》，骆宾王《晚泊蒲类》，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玉门关与盖将军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玉关寄长安李主簿》《封大夫破播仙凯歌》《苜蓿峰寄家人》《碛中作》《赴北庭度陇思家》《送人还京》，常建《塞下曲》，李颀《崔五丈图屏风赋得乌孙佩刀》，王维《送平淡然判官》，杜甫《房兵曹胡马》，盖嘉运《伊州歌》，来济《出玉关》，钱起《送张将军西征》《塞上》。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关注《敦煌县志》收载汉唐时期诗文的情况，是考虑到限于交通治安等条件，这时期内地与敦煌地区的交流虽然活跃，但尚不十分普遍，内地诗人到达敦煌以及内地诗文传入敦煌事实上都比较有限。或者说，即使有到达、传入敦煌的情况，其真实性及具体途径相对比较容易考察，而不会像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交流程度非常广泛，因而不容易进行准确考察。
《［道光］敦煌县志》之所以收载这些诗文，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诗文的作者与此地有关，如侯瑾、索靖、氾称等，他们都是汉唐时期出生于敦煌地区的人。第二是作品所描写的情节事件与此地或此地之人有关，如僧统《翟家碑》、佚名《莫高窟再修功德记》、汉武帝《天马歌》、骆宾王《晚泊蒲类》、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所针对的都是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物和事件。这两种情况下所收录的诗文，暂不论其真伪，从编辑的角度是应当的，也是合理的。
但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诗文的题目或文中个别字句虽与此地之人、之物有关，但从历史的记载以及全文反映的内容看，却并非专为此地之人、之物而写的，如王建《塞下曲》、杜甫《房兵曹胡马》、钱起《塞上》等，“塞下”“塞上”固然都容易使人想起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塞外，《房兵曹胡马》中的“胡马”也特指来自大宛的马匹，然而常建和钱起笔下的塞下、塞上完全是他们想象中的塞外边地，他们既没有亲自到过塞外，诗中也没有完全针对塞外的笔墨，“塞下”“塞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近似于比兴的意象，泛指的意义大于特指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杜甫《房兵曹胡马》中“胡马大宛名”一句虽然也点明他写的胡马来自大宛，但就地域而言却不一定包括敦煌，而且这首诗表面写马，实际上则是写人，写那种可以托死生的侠士和为国效力的壮士，明代谭元春就称其为“赠侠士诗” (2) 。《［道光］敦煌县志》将此诗也视为写敦煌的物种而予以收录，有比较明显的滥收嫌疑，至少是没有十分的必要。《［道光］敦煌县志》“凡例”称，自汉唐以来之艺文属于敦煌者，均于编入 (3) ，其实有一些不属于敦煌的也被编入了。
苏履吉和曾诚都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人，比如苏履吉进士出身，在甘肃崇信、敦煌等地做过几任县令，还曾一度出任安西知州，有《友竹山房诗草》《友竹山房诗草续钞》等诗文集传世。他们不会不知道《塞下》《塞上》《房兵曹胡马》等诗的写作情况，因此要首先排除因为认知不够而误收的可能，那么这就必然是出于某种特殊思考的有意行为。这种特殊思考其实就是地方志编纂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旨趣。
二、 方志收载诗文之编纂旨趣
地方志有意收录那些不必收录的诗文，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结合《敦煌县志》的有关表述以及其他地方志的近似精神，我们可以发现在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都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以下两种文化价值。
第一，尽可能反映当地甚至周边的文学写作状况，以备采诗观风。
明孙世芳《宣府镇志序》曾经解释地方志的基本作用说：
古诸侯之国，地方百里，咸得署置史官，用司纪述。凡其政教号令，上达天子，旁通方岳冢君，下暨所邻边裔雄长者，举存之籍。故其国史实与天下史可参稽焉。……后世守宰贤者间虑及此，乃推古侯国置史本意，各以其方政教号令，志于其书，将为天子之史补所遗逸而传之 (4) 。
地方史志最实质的意义就是对天子之史的重要补充。清王掞《浙江杭州府志序》则进一步阐发：
古者天子巡行方岳，亲适诸侯，必命太师采诗以观民风。凡齐夸郑淫、唐勤魏俭，悉举而贡之于天子。盖稽是以周知俗尚之美恶，政治之得失也。此后世郡邑之志所由昉乎 (5) ？
在他看来，方志之缘起就是采诗观风的政治与文化需求。因此，方志对于当地的一切人事、物件，均有完备记载之必要，并且，与一般的史书著作不同，史书只载过往，地志则除了过往，还记载现在。这就是上级官员以及外地人士，每到一地都喜欢首先阅看当地方志的原因。有时候人还没有到达，已经提前阅读方志。这就是方志的基本宗旨和价值。
而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当地的自然与地理、风土与人情，编修者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将关注点扩伸到“别人的领地”，甚至以一方诸侯自居，代他人而陈情。《［道光］敦煌县志》“艺文志序”曰：“敦煌置郡，凡汉之诏、疏、奏、议，其为西域谋者，至详且慎。” (6) “其为西域谋者”云云，显然有立足敦煌而广摄西域的用意。其实，西域诸地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早已有伊犁将军府等统一管理，完全用不着敦煌一个县操心了。但敦煌当地行政长官及其他稍有历史知识和现实眼光的人，都觉得敦煌作为内地联系西域的重要通道，在西域的历史与现实事务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种出位之思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修志者把记事的笔触伸到了自己的辖地之外。《［道光］敦煌县志》收录唐代王建、钱起等人的诗作，主要就是这种原因。
第二，方志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昭示人杰地灵之目的。
地方志的编修机制基本掌握在地方行政官员手中，在为官一任的这些官员看来，每一次修志就是自己工作成就的汇报展示，当然希望成就越多越好，失误越少越好。尤其是涉及当地的人和物时，多褒赞而少贬斥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钱大昕《跋新安志》说：“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 (7) “人杰地灵”的宣传宗旨在地方志中得到了最好的贯彻。
于地灵而言，不仅仅是真实描述一草一木，还需要在平凡中孕育出非凡来。《［同治］广宗县志》编者于“宗城八景”所加按语云：“宗邑一望平衍，东尤积沙，故无一景，安从八乎？然民淳土秀，地以人灵。苟能现前取足恒景，顿成异观，故不必探九嶷、陟五岳而后快登临之美也。”地方志中虚构八景的现象受到了章学诚、鲁迅等人的极力抨击，很长一段时间背负着“封建毒草”的恶谥。其实，如果深入了解地方志的编修精神，自会发现在虚构中也有其合理性。
于人杰而言，则需要使人人皆可成尧舜，篇篇均当垂万世。使进入方志的人物和作品共同跃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方志编修者比较普遍的主观倾向。然而，某一具体地方的人物往往难以形成有规模的群体，清魏裔介《重修广平府志序》：“其地狭隘，其事琐碎，其品行骏伟者不过数人，其文章卓荦者不逾数篇。即有龙门之高才，扶风之家学，捃摭网罗，终无以与瑰玮奇丽之观已。” (8) 这里指向广平府一地，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各地的情形。具体到每一个府州县，水平很高的诗文确实不多。如果将这些诗文不加选择地全部收录，则势必会导致本地文学水平的急剧下降，这绝对是当地人和修志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于是，那些凡是和当地有一点关系的名人名作，就成了方志率先登载的内容，这样，就会有一些事实上没有关系的作品进入方志中，出现“攀附名人”的弊端。有时则望文生义，生拉硬扯。于是乎，诸如王建《塞下》、钱起《塞上》、杜甫《房兵曹胡马》这样的与敦煌并非直接相关的诗文，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敦煌县志》。
当然，这样的现象绝非《敦煌县志》一例，甘肃武威、临洮等地的方志，就收录了大量诗题或正文中出现了“陇头”二字的作品；《［宣统］固原直隶州志》则把陈琳、陆机、王褒、张正见、陈后主、隋炀帝等人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的诗作，归入固原的艺文志中。
因此，地方志作为国史的重要补充，其在记载当地事件和当地人物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其在“采诗观风”和“人杰地灵”观念影响下的诸如隐恶扬善、无限延伸等刻意突出与隐蔽行为，也导致其纪实性、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进入方志中的诗文固然大部分是该地方或与该地方有关的作品，但毋庸置疑，也有一部分并不是该地方的作品，甚至与其毫无关系。可以将其视作地方文学意识的具体反映，但不可绝对看作此地之现实文学史。
三、 地方文化对中央的抗衡与补益
既据实书写又不自觉地刻意粉饰，既立足地域又觊觎中央，这是地方志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编纂旨趣。无论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这种情况都具有相悖而互益的两方面效应。(https://www.daowen.com)
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虚构粉饰当然是违背客观真实原则的，会使学术研究和中央政府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但在另一方面，正如在上文论及八景现象时所说，又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方志编修的具体过程及地方官员的文化心态，从侧面给我们展示还原了另外一种真实的历史形态。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此处不赘。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方志立足地方而着眼全局，有出位之思和越权之嫌，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清朝陕甘总督刘于义曾经指出，编纂《［乾隆］甘肃通志》的意义在于“俾甘肃一区声名文物度越汉唐，而与神农、黄帝、颛顼、尧、舜、大禹数圣人先后经营之迹若合符辙” (9) 。神农、黄帝、颛顼、尧、舜、大禹这些圣人，都是中国历史传说中具有全局意义的形象，敢与他们相比拟的除了皇帝就是国家，一个自然的人和偏小的地区，是没有资格和勇气来比附的。杜甫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诗人，他也只敢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希望能够变得像尧舜一般的只能是君王，而永远不能是他自己。这位陕甘总督大员居然希望通过编纂《甘肃通志》，而使甘肃一地的声名文物以及整个治理成就能够和历史上那些大圣人的作为旗鼓相当，这样的口气中除了毫不内敛的自负外，其实也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某种不恭，因为可以有这样口气的只能是朝廷和皇帝。史载刘于义为官慎微，恪尽职守，每一事“皆秩秩有条理” (10) 。他最后也是因为“奏事养心殿，跪仆致仆，遽卒” (11) 。这样一位处世克谨的地方大员，绝不可能有对朝廷和皇上任何不恭的心理。他如此说，实在是因为方志的编纂精神使然。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人包括封建朝廷及皇帝本人，都没有十分在意方志中的这种挑战和不恭。并没有哪个人去深究这些言论后面的政治用意，也没有哪个方志纂修者因为这个情况而遭受处分，甚至也没有看到哪届政府和君王指出并限制这种做法。
更进一步说，地方志所代表的地方文化，尽管有很明显的偏狭之处，对中央政府对权力似乎也有一定的僭越，但从这个角度展示出来的僭越，正是基于兴振和巩固地方的负责任态度，对于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全局之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容忍而且需要大力提倡，梁启超就曾经指出：
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 (12)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地域的国家，发展和统一应当是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分别发力、共同行动来实现的，古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一种人格修炼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民生和国务操作程序，把个体做好，把局部做好，才有可能实现整体和全局的美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地方志所代表和体现的地方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作用，值得我们正确对待和深入发掘。
余 论
2021年6月，受邀参加由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等单位合办的“刘平国刻石与丝路文明学术研讨会”。因为对刘平国刻石本身缺乏研究，但又觉得刘平国刻石中所体现的地方文化与中央文化的关系，确实值得更多人去关注和探讨。于是，就选择与这个问题相近的地方志编纂旨趣来撰文，并且以与西域（新疆）最有关联的敦煌县志为素材。在我们看来，汉代龟兹将军刘平国身处远离中央数千里的龟兹国，却把代表了统一稳定、长寿祥和的“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刻在交通要道上，宣传和弘扬中央文化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补足国史记载更有直接意义，清人施补华就说，刘平国刻石可以“补马、班《史》《汉》之缺” (13) 。历史上的这些行为，对于今天巩固和增进中央与边疆的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由此我们也想到，“文化润疆工程”当不仅仅指中原和内地对边疆的支援，其实也应当包括边疆地区自身的文化繁荣，甚至还包括边疆文化对中央文化的促进与发展。只有边疆文化繁荣发展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才有可能全面地繁荣和发展。这是我们对待地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当然也是对待刘平国刻石等边疆文化文物的基本态度。
The Compilation Purport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from the Poems and Prose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ollected in Dunhuang Chronicles of Daoguang
Zhang Tingyin
Some of the poems and prose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ontained in Dunhuang Chronicles of Daoguang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eople and events in Dunhuang， but are related to the geography and human affair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hich have a tendency to overpay and out of position. This tendency is not entirely due to negligence and mistakes， but the editors deliberately collected works that are not very relevant under the “excellent and brilliant” locality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s the exaggeration and preference to the locality.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poems and proses in local chronicl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compilation has affected the objective accuracy of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f local literature， but it is meaning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local culture.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方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研究”（批准号：18ZDA258）阶段性成果。
(1) 《［道光］敦煌县志》有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1970年影印，本文依据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年校注本。
(2) 钟惺、谭元春选评《诗归》卷二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432页。
(3) 《［道光］敦煌县志》，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年，卷首“凡例”2页。
(4) 孙世芳《宣府镇志序》，转引自王晓岩编《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7—8页。
(5) 马如龙修、杨鼐纂［康熙］《杭州府志》卷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6) 《［道光］敦煌县志》，卷六，1页。
(7) 钱大昕《跋新安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491页。
(8) 魏裔介《重修广平府志序》，沈奕琛修、申涵盼纂《重修广平府志》，清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叶1—2。
(9) 许容修，李迪等纂《［乾隆］甘肃通志》卷首，乾隆元年（1736）刻本。
(10) 《清史稿·刘于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0564页。
(11) 《清史稿·刘于义传》，10552页。
(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78页。
(13) 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七《刘平国碑跋》，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