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实”本身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现实”这一词语早已被约定俗成地泛用开来，它一般用来形容当下的实际和我们所面临的真实境况。我们平常所说的“现实”大体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表达的也就是这一意义。但这里要讲的“现实”是哲学层面上的，它与我们生活中的意思有一定关联，又有所区分。
很难想象，这一非常通俗的词语最早出现在哲学的语言中。其中最知名的要属黑格尔的那句“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以至于这句名言一度被误读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论是“现实”还是“存在”都与“合理”联系在一起。“合理”被理解为符合真理或符合理性。因此“现实”就变得有哲学意蕴了。当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若把“现实”的全部意义都归功于黑格尔，难免有失偏颇。至少，黑格尔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的哲学是西方全部哲学发展的最后结果。我们后人也把黑格尔哲学当成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少不了对西方哲学的考察。不过，在这里，仅就“现实”这一哲学词汇而言，只要谈谈亚里士多德一人就足够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形式与质料”说占据了其“四因说”的主要内涵。形式是纯概念的存在，质料是纯内容的存在。一个事物的产生与消亡即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与离散。这就有了事物的潜在与现实的差别。潜在是一个事物的纯形式状态，它是一个纯概念。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一状态看成是事物的真实存在，看成事物的真理，它必须与质料相结合才能展现出真实的存在来。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柏拉图把事物的概念当成真实，而把感性实在看成潜在或部分真实。亚里士多德正好相反，他把纯形式、纯概念当成事物的潜在、非真实的存在，把感性事物当成潜在的实现，即现实。由此可见，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中，现实就已意味着真实，意味着事物的实在性。就这一点而言，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是有关联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黑格尔把事物的实现看成是一个过程，现实也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亚里士多德没有发现这一奥秘，他仅只是静态地分析事物的本质。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以前多少表明了“现实”的实在性维度，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现实”依旧处于隐蔽的状态。人们对“现实”之真理性的理解，在争辩中被遮蔽了起来。启蒙运动以来，自由、理性的主题占据了思想与世俗的各领域，直接结果便是主体性的大肆宣张。一方面，人们可以理性面对世界；另一方面，所谓的主观意识、主观思想盛行一时。在黑格尔那里，主观意识、主观思想盛行于所谓“反思哲学”中，这是一种抽象的外部反思，它一味地把一般原则套用到任何内容中，以至于抛开任何可能展开为真理的东西。这样的外部反思包含两个极端。
其一，有经验内容而无思想形式。这种外部反思只是把一般经验上升为普遍原则，又把普遍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中去，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12]其典型的代表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他们遵循的统一原则是把感性经验作为通往真理的唯一根基，却不去考虑经验的前提和条件。其最终结果是反过来怀疑经验，从而怀疑真理。因此，“现实”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那里，当然就被埋没了，甚至被否决了。而另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即机械论者，虽然有着理性的外衣，却同样不是“现实”，它缺乏“现实”的依据。与其说经验论是无思想的经验主义，不如说他们用纯粹的经验否定了纯粹的思想。他们试图用经验的逻辑来解释世界，却否定了人的意志的能动性与独立性，从而陷入宿命论的窠臼中，甚至最终叛离了自己。
其二，有思维形式而无经验内容。这种外部反思把主观意识作为真理的前提，并把这种前提强加到所有经验中。马克思称之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3]其主要是指近代哲学的唯理论。他们把一些主观的原则当成经验的前提条件，却没有证明这些主观前提。无论是“天赋观念”说，还是“天赋潜能”说，都缺少了其自身的批判，导致外界的一切经验都带有主观色彩。“现实”作为经验中的真理性也完全被主观意识所限制，“现实”在“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那里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身的展开。因此，同样作为外部反思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是不可能完全显现“现实”的。换言之，他们是未展开的“现实”，或未实现的“现实”。它的最高形式只不过是谢林那里的“绝对者”或黑格尔那里的“绝对”。
即使到了康德，尽管我们把康德哲学称为“批判哲学”，但是，不要忘了，康德哲学的前提是把现实的世界与我们分离开来，所以，毋宁说康德研究的是主观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当然，就像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样，他是终点也是起点。他是人们讨论主观意识与客观经验的终点，也是“现实”展开显现本质的起点。原来一度被经验意识所遮蔽的“现实”开始展开其本质的一面。更进一步说，康德哲学让人们的目光从“解释经验”转移到了“探索现实”，在康德提出了“科学何以可能”的同时，他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关注“何为现实”：是主观的意识，还是与主体隔绝的“物自体”？显然康德给出的回答并不尽如人意，但客观上说，他是使哲学回到“现实”的开创者。
如果我们从这里直接跳跃到黑格尔那里未免太过仓促，因为“现实”的本质的发掘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简易，我们必须再顺略提一下费希特和谢林。费希特对康德的批判为寻找“现实”之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费希特直接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也就抹平了阻隔在“现实”与主体之间的那条鸿沟，使主体能真正触摸到“现实”。不过，费希特的问题在于，他把“现实”完全主观化了。他把“现实”的呈现完全看成是主观意识的辩证运动，这似乎又退回到了近代唯理论的窠臼中。但要注意的是，费希特依然是功不可没的，他首次把真实的东西看成一个过程，也就是把“现实”看成一个过程。这对哲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到谢林那里，任务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他把费希特的“主观”变成“客观”，变成凌驾于一切事物的“绝对者”，即“一”和“一切”。这意味着，“一”和“一切”所展开的现实，有了客观的真理性，而不再是纯主观的先天意识。只是，谢林所差的“临门一脚”在于，“一”和“一切”何以展开为过程的“现实”，换言之，“绝对者”的有差别的统一的依据何在？这最后的一笔由黑格尔来完成。(https://www.daowen.com)
就“现实”之本质而言，谢林和黑格尔已无多大差别了，只是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有了明确的定义，即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丰富且革命性的内容。之前论述道，黑格尔早已指出，“现实”与“实存”是有区别的。“现实”是本质的展开与呈现，它是经验中的本质；而“实存”仅只是经验的内容。进而言之，在全纯的经验中，即在“实存”中，有些内容是本质性的，有些是非本质性的。所以，“现实”并非完全等同于“实存”，它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是思维与经验的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在整个哲学史上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卡尔·洛维特曾评价道，当黑格尔把“现实”领会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时，他便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14]换言之，黑格尔的革命性在于，他把经验的、历史的东西提升为哲学，提升为理念的东西，并同时看成两者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他提醒了人们，我们“眼见”的并非都是“现实”，只有那些符合必然性的东西才可以成为“现实”。如1789年的法国，实存的是波旁王朝，但其现实是法国大革命。因为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符合历史的必然性，而波旁王朝已从过去的必然性变为偶然性，直至消亡。这一例子，完整地说明了何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
黑格尔实则已经为“现实”找到了本质规定，如果他就此止步的话，他将真正完成哲学，但体系的需要，不允许黑格尔止步。毋宁说，黑格尔的体系葬送了他的哲学。就如洛维特所说，在弄清楚哲学的内容如何就是世界的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这一问题上，黑格尔的解决方案是，理性与现实在绝对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和解。[15]这意味着，现实的东西最后仍旧导回到了理念中去，亦即，“现实”的本质即使它展开为一个无限的过程，仍是理念内部的事情。可见，到最后，“现实”仍被体系所遮蔽。这就好比说，我们所经验到的现实，其实就是理念本身。这样一来，“现实”即被理念化了，就像在“现实”之外有一个理念在掌控着“现实”的展开。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在了《法哲学原理》中。
黑格尔指出，客观精神在发展到法的领域时，其现实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最终结果是市民社会服从于国家。因为国家的概念本身包含有市民社会，国家的理念同时也包含了市民社会的矛盾，国家是市民社会扬弃的结果。一切国家的现实都归于国家理念。黑格尔的法哲学完全地、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其哲学体系的局限性，也为马克思重新开启社会现实找到了突破口。
就主要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基本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观，他也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发展着的、并逐渐呈现真理的过程。唯一的区别是，马克思把现实本身看成真理，黑格尔则把现实的真理看成概念。这也是马克思革命的一面。海德格尔曾这样评价过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流。”[16]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本质性一度”指的就是“现实”。马克思把“现实”当成历史的本质。一方面，说明了“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本质的那一部分，这有别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是各个因素之合力的结果，但历史的本质是历史中表现为必然性的部分，这相当于黑格尔那里的“本质与现实的统一”。另一方面，历史的本质性一度还说明了，“现实”的本质就是历史本身。它在历史中展开自身，也在历史中实现自身，“现实”和历史是统一的。
马克思的“现实”观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本质不是理念，不是精神，更不是纯粹思辨的逻辑，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他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17]市民社会本身就是社会的现实，它不需要国家的概念来框定，相反，市民社会所生发出来的各种社会意识是国家的基础。那么社会现实又是什么呢？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这一论断意味着社会现实的开启不能依靠任何意识，而要深入人的生活中去。这一论断同样意味着，社会现实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现实的生活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物质交往关系。这是对“现实”之本质的最准确的回答。马克思就是从这一路口进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从而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当然，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这一论断在哲学上的革命意义。“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明确地表达了“历史的本质性一度”，把历史的本质建立在了感性基础上。同时，“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为“现实”的本质做了最好的解释和最明确的指向。
“现实”“现实的”“现实性”这一系列词汇，在马克思那里回到了其本真蕴意。面向“现实”，就是要让我们深入现实生活过程，就是要让哲学的思考切入人们的物质生产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物质交往关系中。为此，我们对“人民理性”，甚至是对理性的思考才能切中真理的一面，否则，所有的结论都只能是“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19]，其结果也最多只能到达青年黑格尔派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