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观的“类”与比类
“类”其实是先秦古人思维的基本方法论，它首先表现出逻辑形式，即归类和推类。最基本的是归类，归类即分类，不进行归类就无法形成不同的类，进而区分不同的事物；推类即以不同的类为标准进行推理。首先进行分类，然后展开推理，分类是推理的条件和前提。
中国哲学史上，墨子第一个提出“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4]他说，一个人能够“知类”即进行正确的类推、“辩故”，即立论有根据，就有了“取舍、是非之理”。这里，“类”是最基本的，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后期墨家认为，“类”是对同和异、个别和一般、部分和整体、质和量进行考虑的范畴。“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子·经下》），“名”是概念，它是用来指代“实”即实在事物的，因此这个“类”的“名”是有其范围的大小的。可见，“类”是事物的归属概念，它指明某事物属于哪一类，以便区分于其他的类。如：“牛狂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墨子·经下》）如果以牛有齿而马有尾来判断牛之非马，那是不对的，因为两者都有齿和尾（“俱有”）。牛与马之所以为不同的类，在于有无角。《墨经》还提出“异类不比，说在量”（《墨子·经下》），如果不是同类，那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例如，木头和夜两者不能比较长短，因为前者是空间的长度，后者是时间的长度。因此，必须遵守“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的原则，就是说，各种推理如类推、归纳或演绎，都要按事物间的种属包含关系进行。
这个“以类取，以类予”很重要。我们总是感觉中国古人的思维似乎并不那么严谨，中国人想问题，往往是将个别的事物进行类比，即思维是从个别到个别的，其实，此“个别”的背后有一个“类”的概念在作为中介，要遵循“以类取，以类予”的规则，只不过它作为原则并不直接出现罢了。这样，中国古人的思维往往比较直观，某一物象之被指或被描述，并非孤立的现象，其实它是被当作一个“类”来思考的。以《墨子·公孟》记墨子与公孟子的一场论辩为例，公孟子提出“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墨子认为等到国家乱了再治就晚了，因此公孟子之说“譬犹噎（“噎”当作“渴”）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这两个类比的例子当然公孟子也不会反对，于是就确立了论辩双方都同意的“类”，这叫“以类取”，而公孟子并不把“国乱则治之”与“噎而穿井，死而求医”视为同类的“为时已晚，无法补救”，故而这种类比为他所不取。墨子则把“国乱则治之”与“噎而穿井，死而求医”（这论辩双方都同意）视为同类，以驳斥对方，这就叫“以类予”。“噎而穿井，死而求医”，是个别，“国乱则治之”，也是个别，墨子所进行的“以类取，以类予”的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不过它们是有共同的“类”的，即“为时已晚，无法补救”的道理。[5]中国古人极其擅长这样从个别到个别的类比思维，并非唯独墨子如此。
《礼记·月令》上说“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这个“类”是行事的标准。譬如说，准备刍豢牺牲时须“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此处“比类”就是区分彼此。《礼记·学记》说得更清楚：“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郑玄注：“丑，犹比也。”所谓“比物丑类”，就是对不同的物作出比较，从而进行分类。古代的学者，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而这里“五声（色、官、服）弗得”的四个连续的句式，表示分类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事物间的联系。
“类”字与其他用于区分的词放在一起，作为思维之“象”：“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管子·七法》）此思维之象主要是用于区分事物，即归类。如荀子提出“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鸟兽是一类“大别名”，即一个大类，如果区分起来，那么在天上飞的是鸟，在地上跑的是兽，依此类推，可以分得很细，这就是所谓的“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以类行杂”即归类，把类分清楚以后，事物的概念就清楚了，也就可以用概念来进行推理。他要求：“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荀子·正名》），“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韩非子要求：“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扬权》）和墨子及其学派一样，荀子和韩非子也是先秦诸子中比较重视逻辑思维的，他们都强调“推类”。
其次，“类”也成为一种言说方式，并可以进而依此考较其人格。后期墨家非常重视说话论辩是否合乎“类”：“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墨子与别人辩论中常说这句话：“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墨子·非攻》）韩非子则认为说话很难，一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韩非子·难言》），则可能给人以虚夸的印象。这是从负面说的。
再次，与言说方式相联系，“类”成为行为准则。请读孟子著名的人格宣言：“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荀子把“类”视作圣人的一个标志：“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理想人格是一个类，人的行为须以此为准。“多言而类，圣人也”（《荀子·非十二子》），这也是把说话是否“类”与理想人格联系起来。《礼记·学记》的观点也类似，说进学校读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修到“知类通达”的境界需长长九年，言其所需时间长也。《韩诗外传》卷四称君子“其于交游也，缘类而有义”，“知则明达而类”。上述论“类”，已经上升到通过教育培养来形成良好的行为准则的层面，而此行为准则的巩固，就是通向理想人格之途。(https://www.daowen.com)
最后，“类”为象形，即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
《国语·周语下》说：“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意思是，大禹看到共工和伯鲧治水的方法不对，就改变方案，拟象天地的形貌，类比着万物的规则，意即改而利用自然地理引导洪水的走向。韦昭注曰：“类，亦象也。”
“类”字也是最早用于讲绘画之难的：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人所最熟知的东西往往难以画得像，因为人们已经有了关于此类的形象、概念，稍有偏差即容易被发现。这个“类”的用法就是象形的意思。
上面“言说方式”“行为准则”和“象形”三种“类”，其用法一个比一个虚，离作为最基本的逻辑形式的归类和推类之“类”愈来愈远，抽象度逐渐降低，人的行为与品格的含义逐渐彰显，因此，其所思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本来，它似乎是一种单纯归类的思维逻辑，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本质上，它是古人看世界和看自己的一种基本方法，或者干脆说是古人的世界观的逻辑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