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断代史的比兴美学
自《毛诗》与郑玄之后，比兴就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魏晋以降，封建时代虽未有比兴研究专著问世，但在诗学著作与论述中，存有为数众多的以比兴评诗之言。现代学术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学界对比兴的问题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大量以比兴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专著，成果不可谓不丰，其中，洞见与新见也不可谓不多。虽然在具体的观点或研究进路上存有差异，但在总的方法论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趋同性，那就是对比兴的解释大体都在连续史观的视野下进行。尤其是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比兴研究，对前后相承的线性历史建构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相关研究多遵循朱自清的学术路向，赋予比兴由景到情、情景交融的象征结构，使其成为“言外之意”“意境”等美学观念的理论起源。其真正意图，是以象征主义思维为内核，来串联出一个顺滑的、前后具有“合理”逻辑关联的中国美学史或诗学史。
实际上，对中国美学作一体贴的理解，会发现，它并非是以某个或某几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串通起来的平滑、连贯、单一、线性的发展，而是呈现出长时段和阶段史辩证统一的特点。所谓“长时段”，是指从宏观上看，中国美学的发展分期，主要的审美意识和美学命题之间，有着重要的呼应。所谓“阶段史”，是指在相对微观的视野中，中国美学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逐渐累积，不能抽绎出一个或几个核心命题或范畴贯穿始终，而是存在审美意识的质变和突破，各个阶段之间具有差异性。看似渐进发展的美学历史，其真实的情况是在平缓的堆积中埋藏着奇峻的断层以及凌厉的突进。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比兴，尽管至关重要，但并不能作为贯通中国美学史或诗学史的红线，其存在依托特定的历史时空，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比兴是先秦古人比类看思维方式的体现，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成形于汉儒之手，但却遭到汉末魏晋缘情诗学的冲击，被汉末新生的物感审美经验改造并取代，在玄学影响诗学之后，更无处立足，比兴美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比兴，并不存在一个直线式不断向前的历史，而只是中国美学或诗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段，它的历史，是一个具有特定时空的阶段史，或者更明白地讲，是一个断代史。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简要梳理一下比兴的发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轨迹，亦可作为对本书内容的简要说明。
（一）《周易》古经的比兴与比兴经验的源头。《周易》古经的卦爻辞和上古歌谣中存在大量的比兴用例，用“比”如《周易·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用“兴”如李镜池和罗根泽所举的《周易·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歌谣《涂山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这是中国古人原始的比兴经验，是上古中国人非理性的比类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产物，很难用后世的比兴理论解释。其要旨在于自然和人事的并置，商周自然观的转变为自然和人事的并置提供了可能，在并置结构的基础上，比兴逐步诞生。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着重阐述这一部分，主要描述上古歌谣与《易经》中的原始比兴，力图呈现比兴的源头与最初状态，以及并置结构作为比兴起源的重要意义。
（二）比类思维与先秦比兴经验。先秦古人观看世界的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欲借助比类方法使人向自然归类，即以时间上无限绵延、空间上无穷广袤之自然为人类之基并向之回归，从而在时空交叠的意识层次上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在后来的诗歌语境中，比类被称为比兴。比兴的本质在于：借助于把不同的事物作比类的方法，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规律、具德性，感知中可亲的统一体。先秦比类思维构成比兴审美经验的基础。《诗经》承接古歌谣，以天人之际的比兴美感经验为支撑，以比兴技法为基本结撰技术，是比兴美学笼罩下的经典；与此同时，道德论开始与比类思维相结合，《楚辞》运用比兴技术的结撰有了明显的道德指向。以比兴创作法为核心的诗歌结撰技术形成。这一时期的诗学观念如“诗言志”（《尚书·尧典》）、“兴观群怨”（《论语·阳货》）与“以色喻于礼”（《孔子诗论》）以及“断章取义”的“春秋用诗法”等，其思维实质乃是基于道德论的比兴经验。比兴诗学由此诞生。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着重描述春秋战国的先哲与诗人之比兴经验发展的真实历史，揭示《诗经》《楚辞》抒情言志的真相，阐释比兴美学所依托的世界观背景。
（三）汉代扣合着美刺的《诗经》解释学。时至汉代，比类的认识论被道德论控制。汉儒以“兴”来解释《诗经》，在操作中，以先定的、必须“发注而后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的“美刺”之义加诸类比结构中的自然物；依当时的政治道德取向调整了《诗经》的语义结构，扭转了人与自然平衡共存、自然而然的比喻语境，从而形成了扣合着美刺的“比兴”概念。这一扭转虽然突破了前人的比兴美感经验，但汉儒对《诗经》的解释必须重返“比”之语境，才能获得理解。因此虽名为“兴”，其实还是“比”。比类的思维并没有改变。以“比兴”为手段，以“美刺”为目的，《诗经》解释学从僵死但地位崇高的文献中构建了强大的比兴诗学，《楚辞》也被纳入比兴诗学的解释范围。“比兴”作为汉代诗学的核心概念，与其说它源自先秦传统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解释学的新创。本书第五章专门探讨汉儒的比兴概念、以比释兴的循环解释策略，并强化前两章并置结构作为比兴起源的论述。
（四）缘情、物感经验的兴起与比兴经验的消解。由汉末至魏晋，比类思维与比类看的世界观受到了挑战。首先，在汉儒比兴解释学风头正劲的时刻，创作领域的诗歌实践却并不遵从以政治、道德为鹄的的比兴路子，转而抒写个人化的真情实感，诞生了缘情的诗歌，并催生了诗文论上的缘情说。其次，缘情和物感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汉末到西晋的缘情诗歌，在情景组织上采取感物缘情的诗学策略，以情与物之间的直感关系，改造并取代《诗经》《离骚》比兴的联想性。《古诗十九首》形成了新的美学组织原则——“物感”。这一美学经验以自《楚辞》以来所形成的“时序感”为核心，与传统比兴美学经验的物我相喻不同，自然变迁足以感召人心，淡化了比兴的联想本质，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被置入同一语境的直观与直感关系。比兴作为诗歌结撰技术在《古诗十九首》中虽然尚存，但已失去了核心地位，其中的比喻多作修饰、烘托之用，单挑的“比”和“兴”难以达到《古诗十九首》“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诗品序》）、“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写作目标，更不足以形成《古诗十九首》的浑雅诗境。《古诗十九首》鲜明的现实品格和强烈的抒情性也使得汉儒道德论的比兴解释学失效。自此以降，物感经验日益凸显，活的比兴的美感经验与结撰技术逐渐消退。本书第六章、第七章描述缘情诗学蓬勃发展中比兴的命运和走向，并揭示六朝诗论家论比兴的真实目的。(https://www.daowen.com)
（五）玄学影响下的诗体革命与比兴经验的退却。从汉末到西晋的缘情诗歌创作，严重冲击了比兴审美经验，玄学的兴起，则对比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玄学渗透到诗学领域，产生了以反缘情、抑比兴为目标的玄言诗，比兴结撰技术在诗歌创作中风光不再，而对情感的抑制也抽却了比兴的根基，甚至于改造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使物感脱离缘情，由对物的直感变为对物的直观。在玄言诗对抒情言志传统的强势扭转之下，中国诗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水、田园诗诞生，文人诗创作出现了“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晬语》）的趋势。比兴在新的诗歌审美经验和诗歌结撰技术中再无立足之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正如此，对比兴概念的推敲才能开始。后世对比兴的研究，往往表现为某种解释学创新，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已然趋弱。本书第八章将描述玄学兴起对比兴经验走向的影响，揭示比兴退却的过程与原因。
【注释】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9页。高氏认为“吾”字疑衍，则此为四言诗体。
[2]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见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7页。
[3]高亨将此爻辞作为“取象之辞”的例证之一，云：“取象之辞，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其内容较简单者，近于诗歌中之比兴。”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页。
[4]参看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113页。
[5]同上书，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