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神性自然观
商人观自然的方法、角度与后世大不相同，由此引发的审美经验与语言结构也和后世迥然相异。
商人笃信鬼神，崇拜“帝”或“上帝”。“帝”，甲骨文中写作
或
，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学界所公认的。董作宾认为上帝的权能有五种：
殷人以为天神具有最高权威的主宰者是“帝”，天上的帝，也像人世的王。帝也称上帝，他的权能有五种，都可以影响到人间。第一是命令下雨……第二是降以饥馑……第三是授以福佑……第四是降以吉祥……第五是降以灾祸。[2]
胡厚宣的《殷代之天神崇拜》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卜辞中帝的权威，将其权能总结为八项，分别是：令雨、授年、降旱、保王、授佑、降诺、降祸、降
。[3]
对“上帝”论述得最为详备的当数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他将卜辞中体现的上帝的能力进一步细化为十六种，分别是：令雨、令风、令
、降旱、降祸、降鹩[4]、降食、降若、帝若[5]、受又、受年
年、咎、帝与王、帝与邑、官、其他。[6]
郭沫若总结殷人卜辞中的上帝权威说：
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暝，人事上的吉凶福祸，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7]
张光直有着相类似的论述，他说：
卜辞中的上帝是天地间与人间祸福的主宰——是农产收获、战争胜负、城市建造的成败，与殷王福祸的最上的权威，而且有降饥、降馑、降疾、降洪水的本事。[8]
可见，以上学者对帝或上帝的论述虽略有差异，但都认为卜辞中的帝乃是自然力量和人间祸福的掌控者。和此权威相应的，是帝廷中掌管具体事物的神灵有天神、地神和人神三类。其中天神和地神都是自然神，而人神则是先王、先妣死后成神，我们重点关注自然神的地位和力量。
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列举了日神、月神、星神、云神、虹、风六种天神，以及东、西、南、北、西南等四方之神。陈梦家对这些自然神的论述更为详细，他列举了日、东母和西母[9]、云、风、雨、雪等天神六类，以及东西南北四方、四戈、四巫、山、川等地神。[10]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追随胡、陈二氏的观念，但认为他们所举日、云、风、雨、雪、东母和西母等并不具备神格，他说：“殷代的自然神除上帝、土神、河神、岳神外，没有其他的神。”[11]岛邦男并未逐条辨析胡、陈二氏所举卜辞，他判断自然物是否为神灵的依据为神格存在与否，而神格的存在则以直接祭祀为标志。由此日、月、星、风、雪等并不是神灵。但是神格与神性并非相同的概念。卜辞中没有直接祭祀这些自然物的记载，不代表这些自然物不具有神性。在此，张光直的话应当受到重视：“诸神之中，有帝或上帝；此外有日神、月神、云神、风神、雨神、雪神、社衹、四方之神、山神与河神——此地所称之神，不必是具人格的；更适当的说法，也许是说日月风雨都有灵（spirit）。”[1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月、星、云、雨、河流、山岳等都是外在于人事的自然物。若以上学者所言不差，这些自然物在殷人眼中为神灵或具备神性，高居于人间之上，掌控着人事。那么由此可知，商人的自然观乃是神性的自然观，他们并不会以自然物为人的对等物。高于人事的、神性的自然物进入文本时，不会处于独立的语法结构中，也就不会和人事并置起来。细查含有以上自然物的卜辞，无不如此：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前》1.50.1）[13](https://www.daowen.com)
帝隹癸其雨。（《前》3.21.3）
辛未又于出日。（《粹》597）
出入日，岁三牛。（《粹》17）
丁巳卜又出日——丁巳卜又如日。（《佚》407）
尞于帝云。（《续》2.4.11）
乎雀尞于云，犬。（《乙》5317）
又尞于六云五豕，卯五羊。（《上》22.3）
辛未有酘新星。（《前》7.141）
其
风三羊三犬三豕。（《续》2.15.3）
其
大风。（《粹》827）
其尞于雪，又大雨。（《金》189）
以上诸例中，自然物如日、星、云、雨、风、雪等皆是受祭者，并非单纯的自然现象或物品。处于神性自然包围中的殷商人，其自然观乃是神性的自然观。